偶尔翻翻，翻到一张老照片，四十多年前的，我和三个高中同学的合影。忽然忆起，其中两个同学曾陪我上北京为我父亲告状。父亲被单位的“革命组织”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和特务分子。说他是特务，理由是：他挨批斗时不断地看手上的表，于是那伙人把手表剥了下来，并说里面装有发报机。
那是1967年6月，我和两个同学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就出发去北京了。我是趿拉双拖鞋走的。在汉口时，我们在一辆闲置的公交车上躺着休息，那双拖鞋就放在我的脚头。后来又上来一年轻人，探头探脑地看了一会儿，以为我们都睡着了，顺手拿了我的拖鞋就走。我对他说：“朋友，不要动它！”他扔下鞋跑了。如果睡着了，我只有打赤脚上北京。不过现在想来，那或许更有意思。
我们混上去北京的铁路客车。这时已不允许学生大串联，而且要求铁路沿线对到北京上访告状的严加阻止，所以车到郑州时，我们被赶了下来。我们接着扒上一列货车，继续向北进发，车到邯郸时又被赶了下来。我们十分顽强，晚上又去扒车，这次上了一个装满大蒜筐的车厢。待到车要开时，我们又被铁路检查人员发现了。他上了车厢赶我们下去。我们赖着不动。正僵持着，车开了，并且越来越快。这人急得不行，最后只有跳了下去，一面破口大骂。而我们胜利地大笑起来。
为了避免再被发现，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就是用大蒜筐把车门紧紧堵住，让检查者进不来。做完这项工作，我们累得精疲力尽，就躺下休息。也不知过了多久，车停了，然后就有推车门和说话的声音，车外人奇怪门怎么打不开，而我们躺在里面暗暗地乐，以为可以躲过去了。正得意间，车厢上面突然有响动，接着“哐当”一声巨响，我们头顶上的窗户被揭开了，阳光直射进来。“哈，在这里！”检查者大声地叫着。我们像一窝躲在地洞里的兔子被端了出来。我们懊丧极了──什么都注意到了，就是忘了看看上面。
这儿是保定市。搜查我们的是部队的士兵。我们还想赖在车站不走，但他们强制地把我们赶出车站，要我们去遣返站拿返程车票回去。车站上戒备森严，要想再混进来不容易了。后来回湖北才知道，这些兵对我们还算客气，比我们晚一两个月去北京的同学，被拖下来就挨揍，大概那时士兵得到命令可以这样干。
我们三个商量，好在离北京不远，身上还带有一点钱，就买慢车票去北京。但钱不够。为父亲告状我是必得去的，有个同学没去过北京，也想去。那个大串联时去过北京的同学就中途返回了。
我们俩来到北京。上诉、告状的人非常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上访联合接待站前排起了长龙。我排队拿了号，上面有预约的时间，还得等一些天。我们住的地方在大红门的一个招待所，是接待站安排的。招待所的人要登记我们的出身（阶级成分）。我是灰不溜秋的：职员。当问到我那同学时，他嗫嚅着回答：“商地”（工商业兼地主）。在当时，这是最高（即最坏）的成分了：城乡两地的剥削者，他一人都占了。“什么，上帝？”问的人听不明白。这个同学又回答了一遍，那人还是没听懂。我作了解释。自那以后，我就叫这同学为“上帝”，朋友们知道这典故后，都这样叫起来，他的本名反而不响了。于是这世界上就有了两个“上帝”。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我们常去天安门，因为接待站就设在附近。我们没有换洗的衣服，就临时脱下衬衣和内裤来洗一下，希望能马上干了后接着穿，于是就把它们晒在金水桥的栏杆上。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潇洒、最有派的日子：手中几乎不名一文，趿拉着拖鞋，穿一件背心在天安门广场上逛来逛去，晒晒太阳，晒晒衣裳，真是太惬意了！不过当时并没有这种感觉，只是在干自己不得不干的事情。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向接待者作了申诉。他表态说，根据“16条”，对知识分子应予以保护，你父亲单位这样对待他是完全错误的。接待者按这个意思写了一个“平反”的证明，上面盖了接待站的公章。这个人不错，那一手字也写得很好。他写字的右手大拇指分岔成两个指头，等于是六指，给我的印象很深。
这个证明我拿回去后，写成大字报张贴出去，还油印了若干份散发，但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伙人根本不买上面的账。我父亲的问题真正落实解决，是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之后。
写于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