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而作
代步车巨变
王志英
代步车就是代替步行的车子，它不但能反映出一个家庭的富有程度，也能显示出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是吗？那就从我这个普通人家的亲身经历说道说道吧……
上学那个阶段，小学在本村，完小在羊村，师范在运城。羊村离家10里地，运城离家30里。但不论远与近，都是步行去，步行回。要想见到一辆小汽车恐怕比上天还难，自行车也少之又少。偶尔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还讥讽人家“骑洋马（就是自行车），膏煤油，顶上坐个八昏头”，明明显显的“笑人无，恨人有”嘛！其实，骨子里蕴藏着一种希望，就是自己也有一辆自行车。
机会终于来了：农业社经济发展之后，爸爸用分红款买了一辆自行车，锃光瓦亮，蹬起来飞快，车铃一按就吱朗朗响，乐得全家人合不拢嘴。先是爸爸骑着，我当教师后就成了我的代步工具。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分成三个小家，自行车又回归到爸爸屁股下。我也被调到离家70里外的永济县开张中学任教，我便和爱人节衣缩食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做为我的代步工具。
后来，我被调到县教育局搞教研工作，又调到县委办公室搞通讯报道，再调到王范公社任党委书记，这辆代步车就是我的“贴身卫士”，随我下乡，随我调研，随我采访，随我劳动……1970年，我就是骑着这辆代步车和赵永康、霍子江去安邑水泵社采访的，稿子被发表在当年3月13日的《山西日报》上。就是这张报纸创造了我的新闻之“最”：只有四个版面的《山西日报》，除了第三版上半部分是国内外新闻外，其余头版、二版、四版与三版下半部分，都是安邑水泵社为农业服务的调查报告、社论、事迹和照片。3月17日，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省革委 “关于学习安邑水泵社的通知”和由我采写的6篇对安邑水泵社的评价；担任王范公社书记后，我仍是骑着这辆代步车，深入田间，深入群众，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特别是平田整地那两年，我天天东方鱼肚白前骑着代步车赶到一个大队，早上拉车平地，饭后跑遍12个大队，晚上去田间检查浇地。五年间，我就是靠着这个 “贴身卫士”和全社干群一起实现了全社农田水利化，创造了粮棉生产先进单位，建设了一支革命化的大小队班子，从而，抛掉了“后进公社”的帽子。(很有哲理的日志 )
再后来，我担任了政府办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协秘书长，仍然骑着这辆代步车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除非同领导一起下乡，才能沾上坐小车的光。
直到2003年——我退休四年之后，儿子见我骑车子吃力，便从中外名牌店里买回一辆“千鹤”电动车。自此，“千鹤”就成了我的专用电动代步车。骑着他搞业余采访，骑着它去单位帮忙，骑着它去喜欢的地方……特别是被选为区老促会常务理事后，我更骑着它多次拜访原政府成员、走访老游击队员、查阅有关历史资料，收集和编撰了《王鸿钧：运城地区建党第一人》、《三打运城》、《抗日县长赵宜轩》、《赵殿举与安北县大队》、《樊耕农：插向闫锡山心脏的一把利刃》、《安民：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优秀党员》等18篇史料，我算了算，仅退休后我就在报纸刊物和文学网站上发表作品1200多篇。
2012年冬，我买了一辆小车，却失去了考驾照的资格，有事外出，还得寻找司机，多不方便啊！也解决不了我平时用电动车“带”老伴的问题。人常说：“小孩怕jie(惊着的意思)，老人怕跌”，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我上下求索时，晨练中，我发现有不少老汉骑着三轮电动车带着老伴，便问：“好骑吗？”“好骑，会骑电动车就会骑三轮电动车。”“不像老式三轮车光打转转吗？”“不，它和汽车结构差不多，既稳当又好开，保险摔不着人。设计也精巧，前面是座，后面是斗。斗能两用，提起来可坐人，放下去可载物。”于是，我和老伴商量买了一辆三轮电动车，从此，我就天天带着她晨练，经常去早市买菜，有时去批发市场买瓜，还去我们喜欢的地方游玩……
几十年来，我们这个普通人家，从步行到用自行车代步，再到用电动车代步；上了年纪后，又买了一辆小轿车代步，不出城时就用电动三轮车代步，同祖父辈比，同父亲辈比，无疑，我是掉进了福窝窝。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代步车的不断变化，我似乎听到了家乡正向“美丽河东、大美运城”阔步前进的脚步声，也佐证了伟大祖国65年来飞速发展的耀眼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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