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是一本由（美）本•斯泰尔著作，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页数：4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精选点评：
●需要有一定专业基础才能看进去。
●啰啰嗦嗦，事无巨细。力图全景，半路跑题。凯翁怀特，小镇斗法。时情时形，颇有展示。不落帝国，大江东去。白头鹰弟，借势崛起。森林瞬息，余韵深远。甲子乾坤，千秋毁誉。
●任何经济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经济形势相似,背后的政治形势不同,其实并没什么卵参考价值。
●看完一些书以后再读一遍
●史料比较详实
●美元的崛起、英镑霸权的衰落，在历史的交锋中荡气回肠，却又充满了偶然。思想极富光辉、口才极佳但偏偏不擅长外交“斗智”的凯恩斯，野心勃勃从微时一路占据主动权的美国政策主导者怀特（以及其隐秘的苏联间谍身份），在政治的斗争漩涡、战争的残酷与契机、原则的把握和偏颇中，进行着时至今日仍有所借鉴的斗争。结果我们看到了，但盖棺也未必有准确的定论。金融从那个时代走来已经变得纷繁复杂，但核心利益和逻辑并未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同。
●货币民族主义+当权者的个人主义 现在想想 天下大同是不是一直是个幻想？
●看完这本书，你依然不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准确理解，只知道怀特是苏联间谍。
●充满爱的自以为是的猜测和自以为高明的评价
●客观的说，这书第四章以后就跑题了，但是这个题材和书中描述的彼时英美的斗争，倒提点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读后感(一)：研究历史意味着将自己带出当前环境，探寻一个不同的世界
分类：货币史
主题：全方位展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背景、经过、结局
架构：起因、美方代表哈里•怀特和英方代表凯恩斯、双方博弈的过程、后来的结局
价值：世界如何重新建立一个国际货币新秩序？今天，美国的许多论调与当年破产的英国如出一辙，而中国则采纳了当年美国人所持的观点。真实的货币战争远比想象得更为复杂、更不可思议。请让我们牢记1944年那次伟大尝试失败的原因。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读后感(二)：读历史明道理
1944年，美国为什么需要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美国需要稳定的外汇市场维持自己的出超地位，保证海外权益不受损失。
（英国为什么需要？现在看起来不需要，但在当时以一个帝国的观点来看，英国需要这个体系来体面的还钱，借国际组织的钱要比借银行家的钱要体面得多。）
1947年美国为什么要实行马歇尔计划，因为一旦欧洲国家破产，美国的欧洲盟友都会面临被苏联“赤化”的危险。
1971年美国为什么要废除美元兑换黄金承诺？因为继续承诺下去美国黄金储备将消失殆尽，没有人会愿意持有美元。
1998年美国为什么要赞美中国汇率挂钩的政策？因为这有助于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
2009年美国为什么要批评中国汇率挂钩的政策？因为美国发现欠了中国太多的债。
“在一个给定的时点，美国是支持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取决于哪种制度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P345。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读后感(三)：布雷顿森林之战：凯恩斯、怀特和新世界秩序的诞生
中文版全名其实是《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后半句其实是中文版特意加上去的，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但确实误导了读者（至少是我）对于本书的预期——本书的内容其实英文版书名会更好：《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John Maynard Keynes, Harry Dexter Whites,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Order》（布雷顿森林之战：凯恩斯、怀特和新世界秩序的诞生）。
这本书花了很多的笔墨去讲凯恩斯、怀特及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细节，其实读起来有些无聊的，很可能读完之后还要额外去看资料才能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吵吵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不过我认为这些细节都无所谓，印象深刻的是主导这一体系的美国财政部高层怀特竟然是个理想主义爆棚的苏联间谍。当时的会议其实就是在二战末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受到摧毁而无力维持其殖民主义和敌国贸易主义，与在大发战争财的新大陆工业势力美国在战后体系的建立的讨价还价。新体系的建立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破产欧洲殖民主义希望拯救其贸易地位（维持帝国特惠制度）与新兴工业势力美国希望建立其金融及工业霸权地位的拉锯战，本质上是盎格鲁撒克逊对于全球利益的重新分赃。不过从书中可以看出，英国作为工业和贸易被打垮的债务国在这场拉锯战中毫无筹码，所以只能贱兮兮的提出诉求，摆出战争功绩，然后可怜兮兮的让步，基本上被苏联间谍怀特的既定计划牵着鼻子走，凯恩斯还得回国昧着良心信口胡编。
回到当时的背景下，还是能够看出贸易和工业是当时重建的核心，货币则是这一体系的关键，因此英国希望能够保持自由度以维持和重振其贸易和工业，美国则希望将美元借“金汇兑本位”扶上世界货币的大位——仅仅这么说非常抽象，其实其成为世界货币的背后重要基础是①美国是当时的头号工业国家；②全世界当时仰仗美国供应工业品，形成巨额贸易顺差；③在战争过程中，美国成了世界、尤其是英国的最大债权国。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美国当然没有按着40多个参会国、尤其是英国签下各国都没有看过协议正文的底气，建立美国和“美金”主导的IMF、世界银行及贸易体系，奠定战后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秩序。
有意思的是，发行世界货币的特权对于美国经济这些年的发展来说就像吸食毒品，从大发战争财的工业强国变成金融服务业占比畸高、超发货币赚快钱的“贸易国”。在中美贸易战这档口来看，世界最大工业国及最大债权国家变成了中国，美国挥舞着关税及军事大棒来维护自己的贸易和货币体系，恰好遇到新冠肺炎这个新型的世界大战，实在是令人恍惚。
正如书中所说：“1944年怀特规划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1998年鲁宾称赞中国的汇率挂钩政策，2009年盖特纳谴责这一政策，这四种态度和立场实际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在一个给定的时点，美国是支持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取决于哪种制度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虽然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可以理解美国这种有弹性的原则尺度，但是它使外国很难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抱有持久的信心。”同时，尽管中国某种意义上在工业和债务关系上取代了美国，但作者对人民币是否能享有世界货币的特权比较悲观，鉴于中美贸易的紧密关系以及中国持有的庞大美国债权，“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有能力随时引发一场英镑危机，并且自己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相比之下，今天中国就不能对美元采取类似的行动”，使得布雷顿森林掀桌子式的再造世界秩序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回望76年前如何在战后建立美元为主的世界经济秩序，还是挺有意义的。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读后感(四)：以史为鉴：美帝国是如何把英帝国搞破产的？
本文题图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图中坐在左边的那位男士，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徳·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坐在右边，戴着眼镜的另一位男士，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前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国召开。来自44个二战同盟国的730名代表参加了该会议。凯恩斯和怀特分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谈判代表。
在这张照片中，两人坐在椅子上气定神闲的进行交谈。事实上，在这背后的冲突博弈，则是惊涛骇浪。
在门背后的谈判中，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凯恩斯是英国的英雄，还是罪人？大英帝国是如何在布雷顿森林谈判后被美帝国搞到濒临破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背后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和《布雷顿森林之战》的作者，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经济主任，Benn Steil博士进行了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
对于那些对金融历史不太熟悉的朋友，让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盟军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眼看日本和德国快要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后来日本和德国在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因此盟军各国开始考虑重建战后的国际秩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
为什么国际金融秩序很重要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用什么货币结算？如果发生收支逆差怎么办？在二战中，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欠下了巨额债务，接下来怎么解决这些债务？这只是各国政府需要解决的一大堆问题中的几个而已。
在这里，需要向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被大部分国家接受成为国际货币秩序之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金本位制”。各个国家将自己的货币和黄金以一个固定的兑换率锁定，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贸易。在如此以黄金为中心的货币系统中，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基本是固定不变的。
如上图所示，从1800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间的100多年里，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一直在1：4.86左右。当中有一个小的波动，即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那段时间里，英镑对美元汇率涨到1:10左右。但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又恢复到1：4.86。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战争的爆发，国际贸易秩序被颠覆，国际贸易量急速下降，世界各国政府（包括英国）纷纷暂时中止“金本位”。
4年后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很自然的，大战结束以后的各个国家，又逐渐回到“金本位”，慢慢开始恢复国际贸易。
但是第一次大战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就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大不列颠英帝国，由于在战争中花费太多，欠下了巨额债务，在国内产生了高速通胀，已经无力再维持英镑和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了。
1925年，当时英国政府的财政大臣丘吉尔决定回归“金本位”，将英镑和美元的汇率再度固定在1:4.86左右的价位。但是由于英镑被极度高估，该金本位制度风雨飘摇。
1926年，英国的煤矿业发生大萧条，失业率急升，矿工举行大罢工。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在这一连串事件的打击下，英国经济陷入衰退。1931年，英国政府宣布放弃“金本位”，允许英镑贬值。
接着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政府又开始忙着动员打仗。国际贸易再度迅速萎缩，没有什么人有闲情逸致去关心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
因此到了1944年，眼看二战快要结束时，各国政府齐聚美国的布雷顿森林，讨论如何重建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有两点历史背景值得一提：首先，美国是老大。美国是两次大战中唯一本土没有受到过攻击的国家。同时，美国在二战临近结束时的军事实力和经济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由于打仗，大部分政府都负债累累，唯独美国是最大的债主。美国当时拥有世界上约3/4的黄金储备。因此从布雷顿森林会议中讨论出来的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会以美国为中心。
其次，各国都看到了英国在1925~1931年间不成功的“金本位”经验，因此希望吃一堑长一智，建立一个比金本位制度更好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一套新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和黄金可以自由兑换，兑换价固定为每盎司黄金35美元。同时，世界其他各国在进行国际贸易时，都以美元计价和交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就相当于黄金。世界各国政府在积累了外汇盈余（美元）后，可以拿着手中的美元向美国政府交换黄金。这也是“美金”一词的由来。
毫不夸张的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从此以后，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通用货币，也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外汇储备中的主要货币。
布雷顿森林会议，可谓是英国的“伤心地”。当时的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也被称为“凯恩斯计划”。他提出，国际清算同盟发行一种全新的统一国际货币，名叫班克（Banca）。货币的分配份额按照二战前三年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值计算。这个计划实际上主张恢复多边清算，取消双边结算。暴露出英国企图同美国分享国际金融领导权的意图。
根据Steil博士的研究显示，事实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美国政府差不多已经写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草案的95%（也就是“怀特计划”）。所以到最后，英国代表是否参加会议，来了以后的谈判过程，基本上都是过场戏。凯恩斯理想中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
有趣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前夕，当时华尔街有一批纽约银行家，曾经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份方案，以英国政府拒绝签订布雷顿森林协议为条件，向英国政府提供至少30亿美元的贷款。华尔街银行家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原因在于，以“怀特计划”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主要颠覆的“对象”有两个：英帝国主义，以及华尔街银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国际间的货币和信用体系，主要由美国政府（财政部），以及美国政府控制的国际机构（IMF）说了算。
但是凯恩斯否决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提议。这背后有不少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比较有趣的原因是，凯恩斯觉得自己可以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说服怀特和美国政府，将自己的计划，或者自己计划的一部分融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如果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凯恩斯将被计入史册，成为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奠基人”。很可惜的，凯恩斯失算了。
回到布雷顿森林会议。根据Steil博士的研究，事实上美国政府想要瓦解英帝国主义，用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领导国际金融秩序的想法，是早已有之。
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第1776号案（《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基于《租借法案》，美国政府开始向英国，前苏联，法国，中国等二战盟国提供大量的战备物资援助，其中向英国提供了大约价值314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000多亿美元）的物资援助。
但是在Steil博士看来，《租借法案》极大的削弱了英国的国力，直接导致了英国的破产。早在二战爆发前，美国政府就对英国在全球建立的殖民体系有诸多不满。因此如果有机会把英国苦心建立的殖民帝国彻底瓦解，一直是对美国政府相当具有吸引力的战略目标。毫不夸张的说，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呈递《租借法案》时，将英殖民帝国瓦解，并建立一套新的国际安全和贸易秩序，就已经在计划之中了。
teil博士的研究显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美国的谈判代表怀特，和他的上司，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确立了通过会议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四大目标：
1）和平肢解英殖民帝国；
2）苏联会成为美国的和平盟友；
3）德国会被”去工业化“，重回农耕时代；
4）基于国际间的短期贷款，建立一套新型的多边贸易系统。
如今回头来看，上述四大目标中，好像只有第一个目标得到了实现。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国谈判代表怀特，确实成功的让英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极大让步：
1）英国废除英属殖民地特别优待政策；
2）英镑对美元汇率贬值；
3）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作为新的核心。
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价值37.5亿美元，年息2%的长期贷款（Anglo-American loan），来帮助延缓英国偿还《租借法案》时欠下的债务。英国政府一直到2006年才将该贷款还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租借法案》开启了大英帝国破产的序幕，而布雷顿森林会议，则彻底宣布了英殖民帝国的崩溃。
当然，从英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在二战时被德国步步紧逼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如果不通过《租借法案》寻求美国的支援，那么英国很可能会很快向德国投降。两权相害取其轻，其中的苦涩滋味，大概只有英国人自己能够体会。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另一个伴生产物，是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时的设想是，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帮助众多国家进行战后重建，向他们提供长期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维系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汇率制度。
一个可能让人感到有点奇怪的地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刚建立的时候，美国拥有绝对最大的投票权重，但是该组织的总裁，却总是由一个欧洲人担任。
如上图所示，在IMF建立初期，美国的投票权重高达35%，远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后来该比例逐年下降。截至2017年8月，美国的投票权重为17.46%。作为IMF中说一不二的老大，美国为什么要把该组织领导的位置拱手让给欧洲人？
teil博士在和我的访谈中谈到，上面这个问题，涉及到当时美国的一桩政治丑闻。本来，杜鲁门总统的设想是让美国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的谈判代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担任IMF的总裁一职。但是时任FBI局长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向杜鲁门总统上交了一份非常长的机密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哈里·怀特是苏联间谍。
哈里·怀特到底是不是苏联间谍，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争议，成为一桩“悬案”。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杜鲁门总统不可能让怀特担任IMF总裁，而只是将他作为IMF的美国代表将其“隔离”起来。
问题在于，怀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起了关键作用，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美国英雄”。如果怀特在IMF担任二把手，还真找不出另一个美国人去做他的上司。因此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美国政府提出一个看似宽仁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方案：世界银行的总裁由美国人担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一职则由欧洲人担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在访谈的最后，我问Steil博士，有什么建议要和广大的中国读者朋友们分享。Steil博士说道：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翻译过来就是“人生有风险，许愿需谨慎”。
在Steil博士看来，美国政府致力于推翻英殖民帝国建立的世界贸易秩序，并获得了成功。但是Steil博士觉得，美国本来并没有想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帝国霸主”的打算。因此，美国后来成了“世界警察”，有点阴差阳错，无心栽柳的感觉。当然，对于这个意见，我相信不同读者会有不同看法。
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美国有不少相似之处。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主，而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则被巨额的战争债务压的喘不过气来。在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主，而美国则成了最大的债务国。
同时，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未来充满期望，也越来越有信心去挑战世界霸主美国的地位，就好像当年美国挑战英国一样。
从另一方面来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和当年的英美关系也有很大不同。中国虽然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但持有的都是以美元计的债券。作为谈判筹码，该债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中国来制约美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同时，经过两次大战，那时的英国基本已经被掏空，其首都伦敦被炸得面目全非，基本只剩下一副空架子。而今天的美国，还不至于如此落魄。
所以，如何智慧的处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如何以史为鉴，从美国和英国的谈判博弈中学到经验教训，是我们很多有识之士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后记
作为一个金融投资从业人员，本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历史以及它崩溃后造成的历史影响非常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把Benn Steil博士请来“伍治坚证据主义”栏目做访谈的原因。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非常宏大和复杂的话题，本文的篇幅根本不可能写得面面俱到，只能做到蜻蜓点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听我和Steil博士的访谈录音，或者购买阅读Steil博士写的《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一书。Steil博士目前正在撰写另一本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新书，届时会有中文译本在国内上市。
在笔者看来，研究布雷顿森林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世界上两大帝国的权力转移过程。强权国家争取世界领导地位，成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成本最小化，尽量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过渡，是我们很多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美帝国和英帝国在1940年代的那场交锋，值得我们回味思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想要获取更多信息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以下渠道。
一、网络公开课
（1）小乌龟资产配置：该课程适合想要完整学习金融投资知识的大学生和刚工作两三年的年轻读者，以及想要自己动手DIY资产配置的投资者。
（2）小乌龟学基金：适合对购买海外基金感兴趣的广大基民。每个星期，我们会挑选一支基金为大家做深度分析。
二、投资书籍
（1)《小乌龟投资智慧1：如何在投资中以弱胜强》
（2）《小乌龟投资智慧2：投资丛林生存法则》
参考资料：
伍治坚和Benn Steil的对话录音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读后感(五)：此一时彼一时的民族货币主义
美国人本•斯泰尔在这本书的引言部分，直白的表达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是一场以美国人为对象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专门去检索了一下所谓浮士德式交易的含义，它另有一层含义是魔鬼交易，更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某人与邪恶的集团合作，用自己的灵魂来换取恶魔的恩惠。鉴于大量的段落，都表现出了本•斯泰尔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各种同情，他显然认为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中真正代表美国方面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撒旦的化身，而凯恩斯尽管刻薄刁钻，但依旧保有传统英国文化的典雅和幽默，无疑象征着西奥菲勒斯。
有一点是肯定的，本·斯泰尔的文笔有着非常明显的对凯恩斯的偏爱，这加剧了上世纪四十年代那个微妙时期，代表了日益没落的大英帝国的凯恩斯身上所有的某种悲情英雄的光环。但是这并不能够改变一个事实，以美英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及用一种惊人的冷漠旁观两位不同风格的经济学家或曰货币学家交锋的苏联，从头到尾都没有那么大公无私的代表了广泛参会方的利益。一个尤其显见的论据，代表美国的哈里怀特致力于利用欧洲无法逃避的请求作为以美元取代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杠杆——他甚至很不地道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默默的把相关文件里的“黄金”改成“黄金和美元”，开启了真正的美金时代。如果躲开了本土战场的美国志在取英国而代之，那么凯恩斯的挣扎则从一开始就代表了落寞帝国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从新发明的货币单位，到在反复自我说服力相信美国政府缥缈的善意，在布雷顿，凯恩斯可以说演绎了“弱国无外交”的最悲情和最惨烈版本。眼看新兴的帝国已经拥有了掌握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能力，为什么还要保留曾经日不落帝国的特权呢？凯恩斯显然非常深刻的了解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办法完美的解决这一点，加上英美两国习惯性喋喋不休的政治制度，让凯恩斯的境地显得极为窘迫。
所以，按照本·斯泰尔对这本书甚至于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定义，以及在章节安排上的明显意图，这就是凯恩斯和哈里怀特两个人的出品。但戏剧性远非如此。时间线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苏联人开始成为了加诸于哈里怀特身上的诅咒，让当时就讳莫如深的斗兽场显得情势微妙。不论哈里怀特苏联特工的名目是否实锤，但就他向总统或国会提交的针对英国和苏联的救援性贷款计划而言，厚此薄彼十分的明显——给予英国的建议份额是35亿，但苏联是100亿。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哈里怀特是否为苏联工作，克里姆林宫的目的都达到了。
可是，这怎么可能是哈里怀特和凯恩斯两个人的布雷顿森林呢？在那个微妙的时刻，战争调转了债权方和债务方的对峙地位，不论杜鲁门站队以色列胁迫英国势力制衡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联军，还是遥远的中华民国政府摇摇欲坠不得不挣扎在美苏博弈间求得天秤的倾斜，不论是德国和朝鲜半岛各有风味的分分而治于是让不同的意识形态得以咫尺相对影响辐射至今，还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因为前前后后的内战而无法收拾的残局下身为老牌帝国的尴尬，摆在当时可以说是唯一战胜国的案板上，无疑都是可以用来施压的契机。哈里怀特当然非常出色的利用了这一点，他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扛住了凯恩斯的周旋，还顺势打压了美国国内的私人信贷势力——他们甚至私底下去找凯恩斯，希望英国拒绝接受布雷顿森林协议，而美国的银行家们将为英国提供所需的贷款。本·斯泰尔认为，在那个时候，凯恩斯深陷浮士德式交易的蛊惑，而放弃了更适合英国的短期融资的方案，单纯的相信美国政府看不见摸不着全靠自己想象的善意，最终导致了英国在这一场货币博弈里败得体无完肤。在那一个节骨眼上的时候，还稍微可以同意作者的立场，但看到后面，显然，短期融资救不了当时的英国。毕竟，大英帝国不仅仅是大不列颠，还有各个自治领和殖民地，本·斯泰尔也毫不掩饰的承认，那些殖民地的顺从，依赖于过去一两百年英国本土的持续性输血，不仅仅是英镑，还包括各种生产资料和帝国贸易壁垒下的特权。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英国作为强大经济体这件事来支撑，战后的帝国，显然毫无办法。本·斯泰尔列举了一些例子，埃及或者印度，他们都因为英国的式微变得不乖，尽管英国已经拼尽全力往殖民地输血，甚至耗费了本土的重建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家是帮不到英国的，而且两次大战之间那几年英国金本位的落魄和债务重组的傲慢，完全耗费了美国盎克鲁-撒克逊同气连枝的情感，如果接受了银行家的建议，不过是另一场颜面扫地的挣扎，甚至对手还是完全不匹配的私营资本。
毫无疑问的，哈里怀特确实可恶，但凯恩斯也实在无计可施。当美国作为新兴帝国想要完整的继承大英帝国日不落荣耀的时候，换取任何人，都不会做出和哈里怀特有本质性差异的事情——在对待英国这件事上。本·斯泰尔给出了一个新的词汇，背靠二战后民族自治的觉醒，真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民族货币主义——看起来好像还真是代表了自立自强的意思，看完全书以后，就完全不这么想了，只觉得本·斯泰尔措辞有趣，实实在在的顾忌着他的同胞对自由标杆的情感诉求，因为从罗斯福到杜鲁门，从哈里怀特到马歇尔，哪里是民族货币主义，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输打赢要的货币化帝国主义而已。
摩根索的儿子曾经定期列席财政部长与幕僚的晨会，他评论道，怀特“连珠炮似的发表意见，听着就觉得他倨傲轻蔑、吹毛求疵”，只有在他直接对财政部长讲话的时候才是个例外，怀特向来都知道怎么巴结对他有利的人。他“总是对任何能够为他铺垫权力之路的人无微不至和彬彬有礼”。
哈里怀特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无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事物的人。当然可以把他理解成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功利主义者，但从行文的推进来看，他似乎表现出让人纠结的两面性。在代表蒸蒸日上的美帝主义的同时，他也表现出对苏联惊人的好感。在他的论著里，毫不掩盖对于苏式计划经济的某种认同感，在读者视角看来，很有显著的和美国在当时弘扬的自由贸易之精神的矛盾。不过若是把这些点拆解开来看，其实又显得不能那么前言不搭后语，无论是在三国协定和租借条款里，还是在稍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哈里怀特和他代表的美国意识形态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利己主义，诚如本·斯泰尔在本书最后的陈述，自由贸易或帝国特权，浮动汇率或贸易壁垒，其合理与否是以符合本国利益为唯一判断基准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其实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和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类似的气味。当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倒塌的时候，某些流传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国家图腾因为时代变迁支离破碎，因为一战期间仇德情绪而从萨克森－科堡－哥达改为温莎的英国皇室对于日不落而言，也有类似的意义。都是取而代之并且藉由全新的论据创建其过犹不及的现代政权，美苏那种相爱相杀的对峙实在有很多的相似点。鉴于河对岸的风景总是稍微诱人一点的逻辑，哈里怀特相比于英国更偏爱因为信息碎片而显得比较可爱的苏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况且，本·斯泰尔也都有坦白，在哈里怀特的年份，有这样微妙心态的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可是哈里怀特并没有表现出理想主义者的气韵。相反的是，他的功利主义或曰名利主义的倾向性，让人很难不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立陶宛犹太裔，他的祖辈逃脱的是沙皇俄国的追杀，而后者因为十月革命而覆灭。哈里怀特又是在一个并不那么亲犹的时代长大，在那个时期，有很多因为杰出学者的犹太裔身份而被高等学府拒绝的案例，他的身上难免流有叛逆和不服的基因。这一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后表现的尤为明显——甚至，他拒绝向时任财长，给予他机会、权力和地位的摩根索完整的阐述手中梳理了七七八八的条款，并且在和白宫、国会、凯恩斯及其他与会者的周旋里，那么不掩饰的阳奉阴违设下圈套。所以，与其说他是为了所谓的人类大同的理想背负和苏联暗通款曲的罪名，倒不如认为，他被绩效驱动的灵魂早早的就看到了美苏共同握住了蛋糕刀的手，而谋求在两国的史料上都能写下他立陶宛难民犹太裔哈里怀特的名字。
这里又当又立的气味就很浓郁了，一如二战后半场直至现在的美国的调性。占据道德和战略的制高点那是必须的，因为在国际会晤的舞台上，这也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和舆论的指挥棒。无论会议期间大家多么的讨厌哈里怀特，但有一点是无法质疑的，那就是代表美国出列的哈里怀特，成功的压制住了让这个国家甚为纠结的大英帝国。一朝得志的丑恶嘴脸和刻薄态度，因为哈里怀特的演绎，几乎成为可以列入教科书的范本，命题就是，一个日趋强大的国家，要取代曾经的霸主，应该用怎样果断且不失礼貌的方式。
无论如何，《和约的经济后果》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凯恩斯所运用的技术性工具关系不大，而更多地要归功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和约条款背后狭隘而荒唐的政治短视。
相比哈里怀特拼尽全力的上升通道，凯恩斯的世界完全不同，出身显贵并且按照英国上流社会子嗣的完美成长标准行进：伊顿公学奖学金、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奖学金、文官考试第二名的成绩……在哈里怀特还是以不支薪方式为政府服务的时候，凯恩斯已经凭借《合约的经济后果》成为了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核心人物。
本·斯泰尔用了非常多的案例来论证，凯恩斯是一个多么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不同于哈里怀特摇摆于美苏之间的滑稽立场，凯恩斯的矛盾充满了浮士德式交易受害者的悲情色彩。在书中提到的属于凯恩斯的各种观点，经常在晦涩难懂的定语下面被一笔带过，由此证明凯恩斯在复杂的情势下表现出了一种怎样让人尴尬的摇摆不定。但是考虑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大环境，凯恩斯的纠结与反复，忽然就有了很合理的出口。
回顾他提出的各种论点以及猜想，可以看到的是凯恩斯是一个真正活在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他或许并不擅长利用数学工具来推演和预测，但是敏感的触觉总有办法帮他找到技术范畴之外的突破点，显然，引发轰动和争论的《合约的经济后果》就是倚仗了他在这个方面的天赋。如果说基于中国式的教育，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政治及经济无法分割的工具认知，那么对于凯恩斯来说，经济受制于政治这件事，已然呼之欲出。这当然是无法被当时的主流观点所接受的东西，无论是老牌霸主日不落，还是新兴强权美利坚，亦或是观望中的苏维埃，每一方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想要凭借手里的政治或军事筹码，获取到更多的经济及贸易惠利。
由此可见，在持有了这种认知二十几年的情况下，代表英国前往布雷顿森林赴会的凯恩斯的内心是多么的难堪。事实也确实如此，尤其是哈里怀特预料到几十个参会国可能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而把上了年纪的凯恩斯推上了辩论场的主席位，旨在绞肉机一样无谓的争执，让凯恩斯有限的精力被耗费殆尽。
说真话肯定不讨喜，尤其是凯恩斯的观点有意无意的触动了老牌帝国放不下的领袖包袱，他在英国是一个被政治边缘化的人。本·斯泰尔认为边缘化对早年思想体系还比较混乱的凯恩斯而言，是一件好事，他得以撇开白厅里面乱七八糟的纠缠不清，认真的思考经济在新的世界纪元所应该处在的位置。《通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版了，本·斯泰尔对此不吝美辞，未知是援引还是归纳，本·斯泰尔认为，这本书的地位和智慧都要超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回到罗马时代屋大维的那些事情，就已经可以看到古典世界政府干预对于经济的影响。但毕竟时间又过了一千多年，资本持有者的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当财阀势力已经强大到可以干预政府甚至寻求外交舞台上和本国政府的博弈的时候，政府出手真的可以做到那么名正言顺吗？
或许看到了凯恩斯的技术短板，本·斯泰尔把他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都是属于缺乏数学能力，但是光凭借直觉天赋就可以完成人类文明体系突破的智慧怪物。在另一本书里，爱因斯坦作为物理学界大拿，推理了经济学范畴公理的描述反复出现，无形之间和本·斯泰尔给予凯恩斯的定位遥相呼应。但是很可惜，直觉本身固然可以本认为是天选，但是更大的天选之才必然要背靠宏观世界不可扭转的失衡。尽管本·斯泰尔的笔下，凯恩斯充满了经典男一号以身犯险的大卫式色彩，但他的对手可不是传说中的歌利亚。
在整个战争期间，凯恩斯持续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对英国的同情，并低估了美国公众以及国会反对美国援助或介入战争的严重性。在美国人看来，邪恶的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只是腐朽的西欧硬币的一面，令人深恶痛绝的英国帝国主义则是另外一面。也没有人比摩根索更加确信，英国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无论两国人民是多么致力于击败纳粹的斗争。
摩根索，时任美国财长，在本·斯泰尔的笔下，受哈里怀特影响至深。如果说哈里怀特对英国的疏离和对苏联的亲近，有一种华而不实的名利主义趋向，那么摩根索则表现出更符合犹太人效率和结果至上的实用主义精神。虽然本·斯泰尔用更多的笔触写下了哈里怀特从租借法案期间就对英国人持有的阴暗心理，但鉴于这是一个完全知道如何通过揣摩上司心理上位的人，与其说哈里怀特的仇英立场影响了摩根索，还不如说是摩根索“直白”的告诉了哈里怀特想要在财政部占据一席之地，应该怎么做。在租借法案和大西洋宪章的问题上，摩根索把这种对日薄西山旧帝国的不屑发挥到淋漓尽致。他充分的利用了凯恩斯对美式政体的认知偏差，对凯恩斯和英国政府施压。在战争僵持的艰难时刻，丘吉尔可以说已经是家徒四壁，他执着于罗斯福的支持其实加剧了凯恩斯承受的压力，这让后者不得不本能的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去推动摩根索——摩根索从中感知到了难堪，因为凯恩斯擅长的领域和不断涌现的新想法，时时刻刻暴露着摩根索在经济领域的无知。从这个角度来看，租借法案和大西洋宪章最终成为让赢家难堪的东西，也不全然是一个买家向一个垄断卖家求助的地位使然，还有摩根索式对腐朽欧洲式帝国的嫌弃在美国占据精神及舆论上风的缘故。
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很难描述的背景下酝酿出来的。一心一意要上位的亲苏派人士哈里怀特，深谙强权政治之道并且知道如何运用的摩根索——这两个都是让人纠结的犹太人，心怀虚妄期待高估美国善意的贵族风经济学人凯恩斯，还有哈里怀特口中“余下的猴子们”，组成了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大规模国家级集会。它当然不能算是一个会议，在哈里怀特的主持下，所有的一切都直接跳过的讨论的步骤。似乎是基于美国分权体制的思想，哈里怀特成功的把议案分拆成了无法管中窥豹的碎片，甚至还瞒过了他的美国同侪。而针对聪明的凯恩斯设计的辩论席主持者的地位，也成功的耗尽了他极为有限的精力，以至于错过了哈里怀特“美元和黄金”的修改——这处神来之笔，奠定了战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占据着贸易斡旋的主导地位。于是，二战中反复出现的画面又重演了，英国最终被迫接受美国精心设计但转瞬即逝的善意，而这一次的情形更加恶劣，凯恩斯以为的美国的善意，真的只是他自己的以为。
或许是为了更好的证明，哈里怀特的主张完全就是基于打压英镑并且令美元取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储备基准的立场，而凯恩斯则希望在保有大英帝国最后体面的同时打破一战后因为各种壁垒而导致的极端民粹主义以期世界经济长久稳定发展，本·斯泰尔详细的援引以及归纳了两个人论著以及各自战后经济计划里的细则，难读是肯定的，与此同时也暴露了本·斯泰尔对于凯恩斯的偏好。他固然是承认了哈里怀特计划里的先见之明，但更用力的笔触则出现在因为哈里怀特的狂妄于是留下的瑕疵里，偏偏，指出这些瑕疵的时候，本·斯泰尔是用凯恩斯的观点来指摘哈里怀特的疏漏，这种立场就很微妙了。或许，这也表达了当代人天生想要偏袒弱者以维持表面平衡的心态。
总之，布雷顿森林协定在摩根索和哈里怀特的烟雾弹围攻下，最终完成了签署。而哈里怀特也成功的利用了美国当时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不但让美元取代了英镑，甚至还取代黄金成为了国际货币储备的“单位”，这个应该就是美金的由来吧。
美国的目的当然达到了，手握当时因为远离战场于是富裕的生产资料，以及身为当时最大的债权国，它成功的掌握了国际经济的要害，并成功的令整个世界都屈服于美元的阴影。凯恩斯举了一个很好懂的例子：“以埃及为例，埃及人提出要求英国撤军，英国应该如何答复呢？有没有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即英国是通过从埃及借钱来支付将军队留在那里的费用的？如果埃及对我们说（当然，她一定会这么说），她不再愿意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资金，我们应该如何作答？”答案就是将军队撤离，但仅仅是转移到巴勒斯坦。当时的希望是，这一举动将在西奈半岛以东争取更多的时间，直到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国人能够达成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任何东西。事情发展的很快，杜鲁门公开表示支持以色列，然后美国转而向英国施压，于是作为阿拉伯联盟领袖的埃及不得不接受了联合国要求的停战协议，一切的发展，都没有脱离凯恩斯的预计。相反，哈里怀特以为的政治稳定所以美元不会出现短缺的观点，很快就遭到反驳。
周小川呼吁从整体上改革并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他指出：“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而这正是特里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批评意见的核心观点。
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不久，凯恩斯就背负各种纠结去世。而哈里怀特则因为他苏联间谍的猜忌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尽管在当时，隐瞒着美国总统的维诺那计划（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密电的破译项目）在2006年用于证实了哈里怀特为苏联提供机密情报的罪行的情报并未公布。但很明显的是，当杜鲁门上台以后，联合抵抗纳粹的需要没有了，为英国提供特别援助的需要也降低了重要性，这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果显得啼笑皆非——摩根索离开，哈里怀特和凯恩斯拼尽全力的条约在其后很多很多年都停留在条约的程度没有推进——因为权力和义务很难取得广泛性的平衡，每一个成员国都在尽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付出和获得的先后顺序变成了让人难堪的死循环。
这所有的一切，显然让依旧活着的哈里怀特更加尴尬，因为各式各样的桥段，都在证明他的不够成熟，并反衬着被他忽悠的摩根索在强权政治领域的智慧、还有狐假虎威下被刁难的凯恩斯的先见之明。
时间到了1971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施维策在史密森尼学会达到了他希望调整固定汇率水平的目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终结。在节奏紧张的多边谈判中，美国现在采取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和英国曾经采取过，而哈里·怀特坚决反对的谈判立场，即盈余国应被迫减少顺差。国会议员甚至要求针对诸如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援引此前遭人痛恨的稀缺货币条款。盈余国究竟是谨慎而负责任的，还是顽固而自私自利的，答案看起来取决于回答问题的人所在的国家是不是盈余国。
这恰如其分的解释了，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前言不搭后语的立场：因为中国持续将其汇率固定在一个人为的低水平，1998年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中国维持其汇率政策，并因此成为了这个动荡区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神针，到了2009年则被当时提名为财政部长的蒂姆·盖特纳和现在的许多其他人斥为一种操纵货币的做法。
本·斯泰尔归纳说，1944年怀特规划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1998年鲁宾称赞中国的汇率挂钩政策，2009年盖特纳谴责这一政策，这四种态度和立场实际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在一个给定的时点，美国是支持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取决于哪种制度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虽然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可以理解美国这种有弹性的原则尺度，但是它使外国很难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抱有持久的信心。这就是他在文末总结的”民族货币主义“的中心思想。
那么中美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美国前财长哈里萨默斯认为，中美之间有着”金融恐怖平衡“，中国担心其积聚美元的全球购买力突然崩溃，美国则担心其外国融资突然中断，两国政府无法找到合作的途径来缓和这种局面。这让中美外交策略在政治角力之外产生了充斥更多不确定性的货币博弈，尽管现在的美国绝非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即便本·斯泰尔对中国的慎重还是保有乐观态度，但是按照某种血液里的文化基因，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意外呢？所以，不论是回归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的观点，认为中美在商业上的复杂关系使两国在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拥有充分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两国都不愿为了根本性地改变两国之间地缘政治权力平衡而承担使两国关系破裂的风险。还是认为两国关系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外交手段终将有其局限性，战争实际上成了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实际上，不论是谁，在民族货币主义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下，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完美并保持长久的说辞，而唯有输打赢要的利己主义，才是永恒。
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发生在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交叉路口。占据优势地位的反殖民主义超级大国美国，通过对已经破产的帝国盟友英国施展经济手段的方式，订立条款终结了后者对外贸及金融规则与规范不断萎缩的控制权。英国予以合作，因为生存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似乎决定了她只能选择这条路线。哈里·怀特设计了一个货币体系，并通过一场国际会议赋予它权力，会议的参加方是一群亟需美元的盟国；但是正如该体系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其内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尽管这个货币体系是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存续了下来。虽然基金组织的宗旨已经被彻底改变，许多人仍然希望基金组织能够充当催化剂，催生一个新的、更加持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历史表明，只有当美国和中国各自都得出结论，认识到蒙混度日的做法无望纠正两国间特有的失衡状况，而继续这样做的后果过于严重，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合作性的货币体系。但是，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建立一个持久的货币体系必须满足极高的条件，而货币民族主义正是1944年那次伟大尝试失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