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鞭炮、放鞭炮，是我渴望过年的原因之一。在临近年关的前几天，得到父母的允许后，我便会去县城的集会上去买鞭炮。那种兴致勃勃的劲头，平时少见，唯有走在买鞭炮的路上才能见到。县城的鞭炮市场在西街东半部，每逢年关，那里的大车小辆，长桌短凳，密匝匝两边两排，上面摆满了各种鞭炮。有黄纸包裹的，有红纸包裹的，有长挂的，有短挂的，还有“老鼠屎”、“钻天猴”以及摔炮和粗粗细细的二起脚等。有的货主站在摊前高声吆喝推介，口似悬河，出口成章；有的站在大桌高凳之上，举着长杆子燃放，以展示自家鞭炮的质量。整条大街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到处都是浓浓的火药味。我到了那里之后，首先是看，即使遇到响得很好的鞭炮，也不会轻易出手，我要走遍整个鞭炮市场，甚至要来回走几趟。只有在真正看准了那家鞭炮最好的时候，才会出手购买。因为我们家里穷，每年也就是买一挂炮。这一挂还不能一次燃放，要分为正月初一、正月初五、正月十五、正月二十五几次燃放。我必须慎重购买，确保燃放起来响得好，能带来自豪感。我把自己千挑万选购买的鞭炮带回家，小心翼翼地藏起来，只有到了大年初一早上，我才会早早起来，拿它出来，拆开一部分，在家门口燃放。燃放完自己家的鞭炮后，我便急忙跑出家去，抓紧做另一件事情，就是到各家各户去捡那些没有炸响的鞭炮。那同样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在他们已经燃放的炮屑中，寻找偶尔没有爆响的鞭炮，同时还寻找那些已经爆响但形体不很破损的二起脚筒子。这是我大年初一早上的全部工作。回家时，所有口袋里几乎都装的鼓鼓的、满满的。我把捡来的这些鞭炮，有带捻子的直接点燃，没有炮捻的则剥开“放花”，有的还把两个鞭炮配成“二起脚”来玩。这些捡来的鞭炮足可以供我玩上几天，它满足了我过年燃放鞭炮的强烈愿望。
“摊燕”，也是我过年较为盼望的一件事。那时候过年，和现在大为不同。那时不仅平时没有白面猪肉吃，就是进了腊月，大多数人家也依然还是平时的伙食，没有什么变化。只有在进入小年之后，才会逐渐有所改善，伙食慢慢提升。其实，最初的变化主要还是粗粮细作，改变一些做法，增加一些新鲜品种。而“摊燕”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摊燕”，就是把小米面和成糊和经过发酵后，放在铁铸的类似于鏊子的燕锅里，用细火慢慢蒸熟。熟了的“燕”是一个厚厚的发宣的饼子，颜色金黄并发出甜滋滋的香味，它还有发焦的一面，非常诱人，非常好吃。摊燕，一般人家都是用两个燕锅同时操作，这样可以摊上这个收拾那个，拉开时间差，提高作业速度。还有的人家是三四个“燕锅”同时并用，那样速度就更快些了。烧燕锅对柴火非常有讲究，更要十分注意火候。我们家“摊燕”，我大都是帮着母亲接送“燕锅”和往“燕锅”下添柴。因为年前家家户户都要“摊燕”，“燕锅”很是紧张，需要提前预定，一家紧接着一家用。家里摊出来的“燕”，除了当时吃的，把剩余的中间折叠一下，状如半月形，码好存放起来，等以后几天再吃。
过年，最为喜庆的是大年二十九，那一天，父亲把他写的各种大吉大利的条幅，张贴在院子里的各种物什上。大门口要张贴，屋门口要张贴，天地前要张贴，甚至连手推车上都要张贴。我记得梯子上贴的对联是：过新年步步登高大吉利；喂牲口的槽头上贴的是：过新年五畜兴旺大吉利。整个院子里红彤彤的，是一种喜庆的气氛。晚上，大门口悬挂的红灯笼和院子子里点燃的红蜡烛，更是把过年的氛围推向极致。到了大年三十，就进入过年的高潮了。早晨饭家家户户是蒸馒头、熬肉菜。各家的白面馒头是相同的， 而肉菜中的配菜却有所不同，但白菜粉条是必不可少的。而有没有海带、豆腐等等，就看各家的习惯和富有程度了。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吃棉籽油。肉菜上漂浮的黑乎乎的棉籽油，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特别诱人。每家每户在吃饭之前，先要盛上一碗肉菜和拿上两个馒头，在家里和外面供奉有家族族谱的地方，为先人们上供。上完供之后，一家人才能享用。大年初一吃饺子也是如此，要先请先人们吃，然后才能家人吃。我们家族的那个族谱在我们家里也曾挂过，我认真看过上面的名字。一代人一代人排列的非常清楚。下面的最后一排，是爷爷他们。那时我父亲还年轻。但看到那个族谱，却有一种重重的压迫感。那一排排名字，像一座座山，黑压压从上压下来，已经接近我的父亲，在我父亲之后便必然是我。望着那个族谱，就感触到了死亡之神的逼近，给人一种不寒而粟的恐惧。
过年，最为热闹的还是大年初一。天还没有开亮，各家各户的鞭炮声便噼噼啪啪响了起来。人们也都早早起来，穿着新衣服，开始相互走节，也就是磕头拜年。那是一个非常热闹和壮观的场面，一家一户或几家几户的成年人凑在一起，穿戴的整整齐齐，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拜年。我们村子虽然不大，但街上的队伍前后呼应，摩肩擦踵，相互问候，熙熙攘攘。有的年轻婆婆还带着新过门的儿媳拜年，走一家介绍一家，其中既有婆婆的自得，也有外人的羡慕和赞叹。大年初一，是过年的顶点，之后，便开始慢慢谢幕了。一般人家，过了初三或者过了初五，就不再吃纯白面了。即使是最为富裕的人家，也只是吃一个正月的细粮。出了正月，就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当然，过了大年初一，还有正月初五、正月十五、正月二十五几个节气，这些节气也都有些说法和在生活上有所改善，但终究大势过去，一个节日不如一个节日了。但正月二十五这个节气，虽然排列靠后些，它在我的记忆里还是相当深刻的。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崩囤”，以此期盼新一年五谷丰登。我们家也和其他家庭一样，在这一天，父亲早早从锅底下取出些草木灰来，在院子里画上一个个大圆圈（表示一个个粮食囤），在圆圈的中心放上各种粮食，然后在粮食上压上一块砖，在砖上点燃鞭炮，这就是“崩囤”。意思是希望明年的收成比今年更好，囤里的粮食装的满满的，甚至满满的都装不下，最好把粮食囤给撑爆了。
除了上面讲的节气，正月十六烧鞋也是我们那里的一个习俗。这是以我们小孩子为主的一项活动。为了搞好这个活动，我们提前二三天就开始准备。三两人一伙，提着筐子，挨家挨户去收旧鞋。我们到了谁家，不给几只鞋子我们是不会走的。到了十六那天晚上，我们把收到的所有鞋子弄到胡同中间，先用砖头在地上搭个架子，然后做四方形一只一只往上码。收的鞋子多时，能码一米多高，即使收的少，也可以垒上多半米高。把鞋子垒好后，取些柴火从下面点燃。开始燃烧的布鞋有些臭味和黑烟，慢慢的就剩下纯粹的火焰了，特别是鞋底的那部分，非常坚硬，相当耐烧，没有火苗没有烟气，都是赤红发亮的焰火。稍稍靠近它，手和脸就烫的受不了。远些望去，就像一座小小的火焰山似的。大人们都知道破鞋的火去百病，所以他们都会围上来，抻出手烤一烤，图个吉利。每当这个时候，大人就欺骗我们小孩说，烧鞋的时候，正是老鼠娶媳妇的时候，它们吹喇叭抬轿很是热闹，但只有趴在磨台的窟窿眼里才能听到。我们那时候小，不知道是大人骗我们。我们就按照他们说的，悄悄走进磨坊，爬上磨台，把耳朵紧紧贴在磨台上面的窟窿眼上，静静的去听。那是根本没有的事，我们当然听不到，然后大人们又说，那是因为你们这么那么不对，把听不到的责任全部推卸到我们身上。
除了烧鞋，我们那里还有一个正月十五蒸年糕的习俗。但并不是家家户户都如此。我们家也是有的年头蒸，有的年头不蒸。在过去那个年代里，能够吃到粘糕，也算是吃到珍品佳肴了。更让我们欣喜的是，为了求取吉利，家里人会把一些蒸熟的粘糕做成灯（把它做成圆柱形，在上面捏出凹槽，倒上一些食用油，插一根油捻点燃），放在院子的各个角落，以驱逐黑暗带来光明。有的人家做的粘糕灯多，还把它放在房子周边的屋檐上。那些粘糕灯，在微风的吹拂下，像一个个小火球，一闪一闪的亮着，很有韵味。更重要的是，那些粘糕本来是熟的，再经过油灯的烧烤后，整个粘糕变得热乎乎的，特别是接近油捻的部分已经泛黄，香味十分浓郁，就更好吃了。
在大年过完之后，令我们最期待的就是到邻村看戏或者听书了。看戏的地方主要是纪家寨和任庄两个村庄。纪家寨这个村有个传统，每年年后都要唱几天四弦戏，都是老戏，我们小孩看不懂，但台上和台下的热闹却吸引着我们。特别是在台下观众后面，有卖甜秫秸的，有卖糖人的，有卖红红绿绿糖球的，有卖鞭炮和各种小孩玩意的，很让我们动心。有时也到任庄看戏，但任庄最出名的还是说书，每年年后他们都要说书。有个叫贵楼的艺人，说的是河南坠子。他的嗓音洪亮，二胡拉得好，还有一个女的与他合唱，很受人们欢迎。每年说书时间大约有半个月左右，内容有小八义、隋唐演义、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每天开场时都会来一个小段，等听众来的差不多了，才进入正书。每天在说书结束时，都是正逢故事的关节点，为听众留下一个悬念，吸引他们明天再来听。贵楼说书很有根底，在我们那一带颇有名气。但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来的次数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他的消息。至今我都忘却不了他说书时的情景。他手中的竹板，脚下的踩板，手里的二胡，嘴里发出的唱腔，抑扬顿挫、行云流水，是那么纯熟老道。我们看电影也好，听书也好，看戏也好，还有一个最大乐趣，就是村里男女老少在出村前的你呼我叫，在行走途中的你说我笑，真是难得的热闹和难得的开心。我们村过去也唱过一次戏。那还是我大哥在外地当教师的时候组织的。那场戏是他们在学校排练演出的，演员都是我们周围几个村子的在校学生。于是放假之后，我大哥便把他们组织在一起，在我们村演出了一场。记得戏台搭在村子东南角的一个空宅子上。演出内容是一个服兵役的故事。那场演出同样吸引了很多外村看戏的人。我和村里另一个小伙伴还登台说了一段快板，只记得很紧张，说的是什么内容已经记不清了。
大年过后，春天很快就到来了。在那嫩叶新绿、百花盛开之时，我自己或者我与小伙伴们一起，便跑到野地里的杏树下、桃树下，去寻找杏树和桃树的幼苗。这是我们年年要做的事情。这些新出土的幼苗，有的已经出土长出嫩叶，有的刚刚出土或尚未出土，地面上仅有一个拱裂的土包，芽儿还是黄白色的。我们无论发现那种形态的小苗，都如获至宝，小心翼翼的把它挖出来，在它的根部攥个土团团，防止其被晒干了不能成活。我们每找到一棵都兴奋异常。我们把找到的这些苗苗带回家，栽在院子里，让其慢慢生长。
收割小麦，是农村最紧张、最繁忙的季节。它不仅劳累，而且天气酷热。但麦天的风景还是很美丽的。春天里原本是绿油油的麦苗，那时变成了金黄色，经风一吹，起伏的麦田如同大海的波浪 ，很是让人陶醉。在麦子基本成熟而还没有全部成熟的时候，我们最喜欢掐麦穗、搓麦粒吃。我们挑选那些接近成熟的麦穗，掐下来用手去搓，然后吹掉它的皮皮，留下颗颗麦粒。我们把嫩青而微黄的麦粒放在嘴里，细细一嚼，软软的黏黏的，满口清香。吃了这一口还想再吃下一口，没有满足的时候。在割完麦子后，我们便开始做另一件事情——到地里捡麦穗。那时人穷，对每一粒粮食都看的很重。在收割小麦的地方，都有不少捡拾麦穗的人，男女老少都有，但以老人妇女孩子为多。不要看一个个麦穗很小，但集腋成裘，聚少成多。有些手脚麻利的妇女，一个麦天可以捡拾五六十斤小麦。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获啊！但捡拾小麦也会遇到麻烦，因为有的生产队收割完了让人去捡，有的生产队割完了也不让人捡，而后一种情况，就极易和捡拾麦穗的人发生矛盾。有一次，我父亲带着我在地里捡拾小麦，就被生产队盯守的人把筐子和耙子都夺走了。父亲呆呆的站在那里，没有丝毫办法，我望着无奈的父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场面十分尴尬。
我们村子里有一所小学校，附近三个村子的儿童都在那里上学。这三个村子一个是我们村，另两个是东边的东甄庄和西边的金玉庄。他们两个村距离我们村都是几百米的样子，非常近。我们村的学校在村里中间靠东些。那个宅子过去是地主家的，土改没收后成为村里的学校。那个院子有一个大北屋和一个小东屋，阔大的北屋，是学校的教室，小东屋则是老师居住做饭的地方。学校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一条条宽窄不一、长短不齐的木板，用砖垒架起来，就是学生的课桌。在我学习的四年时间里，一直如此。教书的老师叫曹同茂，是本县曹辛庄人。他的背稍微有点驼，带一副眼镜，为人和教学都很优秀，尤其是他的楷书写的极好，肚子里的故事也非常多。每逢夏天或秋天，我们一帮上学的小孩子在晚饭后，时不时跑到他那里玩。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和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给我们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他对我的印象不错，学校里的有些事情他还交给我做。他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一趟，带些下礼拜吃用的回来。每到这个档口，我自然就成为他宿舍的看守者。主要是为他照看炉火，免却熄灭后重新点燃的麻烦。我也乘机在那里翻阅他的书籍，翻看学校和村里订阅的各种报纸（村里的订阅的各种报纸都送到那里）。记得有一份中国青少年报，里面有一个漫画栏目为小虎子的，很是吸引人，每次那张报纸一到 ，我都必定要看。当然，还看其他的报纸，特别是参考消息。应该说，我后来能够形成读书学习的习惯，与曹老师和他的那些书籍报纸有很大关系。由于曹老师的为人很好，一到冬天晚上，村子里的一些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乐意跑到他那里，山南海北的闲聊。有时炕上坐满了人，炕下也是人，连我们小孩站脚的地方都没有。直到我21岁当兵走出村子的时候，他依然还在我们村里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