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点一首歌吧，点一首歌吧！”声音细若游丝，如果不是抬头与凑到跟前的小姑娘的目光相遇，在这个人声嘈杂的大排档里，这种音量很快就会被吆喝声、锅盆瓢碗的撞击声淹没。
“歌童！”一个从“花童”演绎而来的名字那么自然地出现在脑海里。记者细细打量眼前这个肩上斜背一把吉他的小女孩，十二三岁的样子，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不知是害羞还是被不远处的灶火映得红红的，头上扎着一漂亮的蝴蝶结。也许被我打量得不好意思，又没有点歌的意思，小姑娘转身要走。
我让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她赶紧重复着刚才的话：“阿姨点一首歌吧，三块钱一首，你要点两首，我只收你五块钱。”问她为什么，她低头用手捻着衣角说：“你没有赶我走，还让我坐下来……”后面的话已听不清，但那眼里分明闪着泪花。我拿出钱放在桌子上，对她说：“钱是给你的，我不要你唱歌。你坐下来聊一会。”她一下子兴奋起来，坐在我的对面，打开了话匣子。
“我是安徽人，来到这里做唱歌的生意有一个月了。对了，我姓田，你就叫我田甜吧。”说到这里，小姑娘顽皮地歪头冲我一笑，两个小酒窝若隐若现，“一同来的有三个小伙伴，她们正在那儿拉生意呢。”顺着田甜的手指，记者看到真的有两个与她一般大小的女孩子正不停地穿梭于客人间，一会儿背冲着这边，一会儿脸又朝着这边，在不停地向就餐的客人说着不外乎“叔叔阿姨点一首歌吧”一类的话。看得出，她们一直没有做到生意。
“我家里有爸爸、妈妈，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爸爸妈妈在家种地，哥哥上高中了，弟弟在读小学。本来今年我该读初一了，哥哥考上了重点高中，还要住校。家里穷，没有钱缴学费，妈妈就让我出来做事挣钱让哥哥读书。”田甜的声音越来越低，她低着头抚摸着抱在胸前的吉他，吉他有些破旧，上面紫红色的漆已斑痕点点。
桌子上摆着一张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写成的“点歌单”，上面有《干杯朋友》、《梁祝》、《杜十娘》等歌目，最让人说不上滋味的是在“点歌单”三个字下面有一行同样稚气十足的美术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见我盯着那几个美术字看，田甜得意地说：“这几个字是我自己写的，好看吧？”
“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不知道。我看人家写，我也写了。”田甜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
“我出来有一个多月了，我们三个人住在一家私人开的旅馆里，一人一天五块钱。吃饭呀，自己烧，一人两天轮换着。一般都是青菜豆腐，有时挣到钱了，也改善一下，买一点鸡杂什么的回来炒炒。什么营养不营养的，吃饱了不饿就好。我要攒钱寄给哥哥上学呢。
“收入嘛，有时一天最多这个数。”田甜用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表情，在桌子下面向我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有时就惨了，一整天一支歌也唱不出去。也有好心人给了钱不用唱的，不过，这样我总觉得欠人家的，我又不是要饭的，我是凭自己的技术挣钱。也有的听了我的歌又不给钱，还说难听的话侮辱人。每当这时，我就特别想家，想妈妈，想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想着想着就流泪……”
小姑娘真的流泪了，那抽抽答答的声音和用手背左一下右一下擦泪的动作，表明她还是个需要爸爸妈妈呵护的孩子，“我想过了，我在这儿最多一年，一年后挣够了我哥哥的学费我肯定要回去上学。你是说如果我妈妈不同意？那我就跟她闹，直到她同意为止。本来嘛，供我哥哥上学他们也有责任，不能光靠牺牲我一个人。
“你不知道吧？我在学校还是学习委员呢，连当了四年了，比王小娜还多当了一年。王小娜你不知道是谁吧？是我的同学，她爸爸是学校校长，其实她学习并不怎么样，同学们都说老师是看她爸爸的面子，才让她做班长的。”
说起学校里的事，田甜显然来了精神，脸上的泪痕没干，就开心地笑起来。真的不忍心打断她的话，不忍心把她从无忧的、快乐的时光里拉出来。我细细地端详着她，好像还描了眉，涂了口红！她才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啊，这些原本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东西，过早地进入了她的生活。失去了的童年快乐，还能再找回来吗？
不远处，传来一阵童音十足的歌声，是田甜的另一个伙伴在为客人演唱一首我叫不上名字的港台歌曲，还学着歌星的样子扭着单薄的身体。田甜不安地向那边张望着，有些坐不下去了，眼睛盯着桌子上的钱，又不好意思开口拿走。我示意她把钱收起来，她动作之麻利让我吃惊。钱已装进了口袋，似乎再没坐下去与我聊的必要，她马上站起来与我告辞了，匆忙得几乎没说一声再见。
不管这小姑娘的话是真是假，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她还是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