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队》是一本由朱传志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38.80元，页数：3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团队》读后感(一)：学生精英阶层推动历史
初看此书以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为脉络，梳理了影响现代中国的十所大学（岳麓书院、万木草堂、日本士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北京大学、保定军校、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清华大学），评述了影响现代中国的十个学生群体（岳麓士子、万木书生、留日学生、北洋学生、黄埔学生、抗大学员、留苏学生、77/78级、IT精英、海归派），发掘了影响现代中国的七个时代精神（曾国藩的实学思想、康有为的新儒家思想、袁世凯的金铁主义思想、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思想、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中国现代的大人物曾国藩、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崛起背后总是有一个学生群体（集团）在作支撑，这些学生群体（集团）的崛起总是顺应了时势，是学生群体（集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大团队》读后感(二)：《大团队》进入新京报“2010年度好书”社科类十佳
12月18日，新京报“2010年度好书”评选活动正式启动，50本初选书单出炉，分文学、社科、历史传记、商业、艺术生活5个类别，各选10本书。《大团队》入围，归在社科类。
《新京报》是南方报业与光明日报联合在北京创办的一份报纸，在知识界颇具影响力。新京报“年度好书”评选已连续举办七年，提倡“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好书榜之一。
《大团队》从学生群体（集团）兴衰更替的视角透视晚近中国的变迁，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规律，探索文化在人才、人才团队兴衰中的作用。
附：
《大团队》候选理由
朱传志对近现代历史的另类思考。将150年来的中国历史，归结为几个“大团队”的此起彼伏。书里提到的那些“大团队”，比如岳麓书院、比如万木草堂、比如黄埔军校等等，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的角度以“抱团就抱大团队”的理念重新去审视历史，对读者相当有启发。
【读者评价】
“大团队”这一宽泛的概念，是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情，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大团队”概念的提出，是放宽历史的视界，重新审视洋务运动以来，1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包容力、凝聚力、影响力的精英群体。
——周爱华
《大团队》读后感(三)：朱传志：在历史学的星空下
我在开封生活多年，在我居住的地方附近曾经生活过一大批中国一线的历史学家。他们虽然已经离去，但留下了很多痕迹、气息、言语、故事。这些东西深深影响了我。
让我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们是：
郭廷以：河南舞阳人，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河南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奠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创中国口述史学，著有《太平天国历法考订》、《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郭嵩焘年谱》等；
萧一山：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教授，编著有《清代通史》、《太平天国丛书》、《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
柏杨：河南辉县人，开封高中肄业，著有《中国人史纲》、《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丑陋的中国人》等；
邓拓：福建闽侯人，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著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燕山夜话》等；
范文澜：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河南大学教授、中原大学校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
尹达：河南滑县人，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著有《中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学发展史》等，领导组织了《中国史稿》、《中国历史地图集》、《甲骨文合集》的编纂；
姚从吾：河南襄城人，留学柏林大学研究蒙古史，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河南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东北史论丛》、《耶律楚才西游录校注》、《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校注》、《邱处机年谱》、《余玠评传》、《历史方法论》等；
嵇文甫：河南卫辉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研究思想史，著有《晚明思想史论》、《王船山学术论丛》、《王船山史论选评》、《船山哲学》、《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等；
赵纪彬：河南内黄人，北京大学旁听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河南大学校长，编著有《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思想通史》、《论语新探》、《中国权说史略》等；
赵俪生：山东安丘人，清华大学哲学系肄业，曾破格聘为河南大学副教授，后任兰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著有《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顾亭林与王山史》、《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 等；
白寿彝：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文史系毕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编著有《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国回教小史》、《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回族人物志》、《中国史学史》等；
余协中：安徽潜山人，余英时之父，美国卡拉格大学政治学硕士，曾任河南大学文史系主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著有《西洋通史》等；
徐世昌：河南卫辉人，进士、翰林，清朝大学士，溥仪皇帝老师，编著有《清儒学案》、《颜李遗书》、《大清畿辅先哲传》等；
董作宾：河南南阳人，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河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古文字学、考古学，编著有《殷历谱》、《甲骨文时代研究例》、《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等；
韩儒林：河南舞阳人，河南大学预科毕业，留学法、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专注于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著有《元史纲要结论》、《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等；
蒙文通：四川盐亭人，四川存古学堂毕业，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河南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古史甄微》、《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扶原》、《儒学五论》等；
杨鸿烈：云南晋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东京大学博士，曾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香港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在东南亚诸国之影响》等；
石璋如：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著有《小屯报告中之殷墟建筑遗存》、《殷墟墓葬》、《中央研究院考古年表》等；
张傧生：河南修武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河南大学教授，著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北朝三史校记》、《汉书著述目录考》、《魏书地形志校释》等；
傅乐成：山东聊城人，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助教、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专攻汉唐史、西化史，著有《汉唐史论集》、《隋唐五代史》、《中国通史》、《傅孟真先生年谱》等；
徐旭生：河南唐河人，留学巴黎大学哲学专业，曾任河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西游日记》、《山海经札记》等；
尚钺：河南罗山人，曾就读开封河南省立二中，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编著有《中国历史纲要》、《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步研究》等；
郭宝钧：河南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河南大学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提出“龙山文化”，著有《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殷周车制研究》、《殷周的青铜武器》等；
胡石青（胡汝麟）：河南通许人，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河南高等学堂校长、河南大学教授、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纂《河南通志》；
秦树声：河南固始人，进士、经济特科进士，曾就读于河南贡院，曾任清史馆总纂，主修地理志，纂成《清史·地理志》三十卷，著有《南北史唐书刑法会要》等；
马非百：湖南隆回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任河南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设计员，著有《秦集史》、《秦汉经济史料》、《秦始皇帝集传》、《桑弘羊传》等；
缪钺：江苏溧阳人，北京大学肄业，曾破格聘为河南大学教授，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读史存稿》等；
刘节：浙江温州人，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曾任河南大学教授、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专于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著有《洪范疏证》、《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古史考存》等；
其他还有杨筠如、葛定华、孙作云、朱芳圃、孙海波、张西堂、吴士栋、邵瑞彭等。
萧一山先生认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思想家，所谓“内圣外王”、“守先待后”才是史学的最高境界。蒙文通先生认为“历史的变化转折处就是波澜壮阔处”，史学的任务在于“明变”。今天，我年少轻狂，写出了《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这个题目宏大的作品，希望前辈历史学家见谅！
《大团队》读后感(四)：朱传志与《中州纵横》副主编夏后裔谈《大团队》
访谈者：郑州市社科联《中州纵横》月刊副主编夏后裔
访谈对象：《大团队：150年来的精英与国运》作者朱传志
夏后裔：首先祝贺《大团队》进入新京报2010年度好书50佳，排在了社科类十本书之中。新京报的年度好书榜在业界口碑很高，以前河南也有作品进入，但都是文学类。你这次进入社科类，很难得。《大团队》还是《中国社会科学报》5月份的重点推荐书。你为我们河南社科界争了光，感谢你！
朱传志：过奖过奖！我写《大团队》也是河南这几年建设文化强省的大氛围成就的。我省的文学、史学、法学基础很好，出了很多人才，如刘震云、二月河、王立群、秦朔、张文显等，他们对我是一种激励。这一次新京报组织选出的十本社科书中，我是作者里面最年轻、最没有名气的，他们注意到了我，显示出他们的公信力。《新京报》是南方报业与《光明日报》联合在北京办的一份报纸，他们的“书评周刊”学习的是《纽约时报》，目前已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他们对《大团队》的肯定，是对处在边缘地位的河南文化界的肯定。
夏后裔：《大团队》是在湖南出版的，我们看到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亲自到新浪网上为你做宣传，湖南省主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对这本书也很有兴趣。有没有考虑过在河南出版？
朱传志：跟河南的出版社联系不上。这本书其实出得比较急，主要是想赶中国现代化一百五十年这个契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洋务运动是在1860年酝酿、1861年起锚的。《大团队》到2010年的三月份才彻底完稿，四月份就面市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领“纪念中国现代化150年”这个话题。我起初也没想到在湖南出版，他们在网上看见帖子后主动联系了我，很热情。湖南出版的领导人龚曙光是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78级的，跟作家韩少功同学，韩少功办的《天涯》和龚曙光办的《潇湘晨报》都相当成功，《天涯》杂志催生了天涯论坛，龚曙光也策划过电视剧《走向共和》，这两个人都是干大事的人。选择湖南的出版社也是基于我的一个认识，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创新通常是从边缘、从地方开始的，像戊戌变法发源自广东，工农红军初创于江西，农村改革起步于安徽。
夏后裔：所以你投身河南研究。《管锥河南》应该是你的处女作吧，当时也很有影响，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
朱传志：《管锥河南》当时写了一些，都是小品文。后来我想写得深入一些，就开展了专题研究，在河南高等教育、河南知识分子、河南思想文化方面做了一些成果。这个时候有一部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很火，人们把它拿来和以前的《河殇》作比较。因为《河殇》是讲黄河文明的，我觉得我们河南读书人在新时代应该表达出我们的新认识，不能无所作为。我产生了“大学崛起推动大国崛起”的创意，想做一个《大学崛起》的纪录片。于是就先推出了《大团队》这本书，名字是后来改的。原先的定位是政经作品，现在是人文探索。
夏后裔：《大学崛起》听起来比《大团队》更有内涵，这个名字的更改是不是有些媚俗？
朱传志：不是。“大学崛起”是开始时候的创意，到我搜集材料分析研究之后，我发现我们不仅可以展示大学的力量，我们还可以探讨历史的规律，这里面有“士当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意味。一个个大学、一代代学人崛起的背后是国运的走向，是中国现代化、中国崛起的规律。有些时代，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是岳麓书院的士子、万木草堂的书生在发挥主导作用，是这些学校崛起了。但有些时代，不是一所学校引领风骚，比如辛亥革命，它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整个留日学生，而不仅仅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当代中国，抗大式军政干部、留苏学生、77/78级大学生各领风骚数十年。因此，说“大学崛起”没有说“学生群体崛起”切合实际。我发明了“大团队”这个概念来指代学生群体、学生集团。所谓“大团队”，就是较多人围绕大目标协作行动而形成的人力集团，如军队、政党等。《大团队》书中讲到的大团队有湘军、维新派、研究系、中国同盟会、北洋军、黄埔军、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等。“大团队”概念是我的一种创新尝试，有些模仿“潜规则”。
夏后裔：你在《大团队》中不仅讲到了知识分子，也讲到了军校毕业生，这是否冲淡了你的“大学崛起”主旨？秀才和兵常常是对立的。
朱传志：没有。军校生在大学崛起中的出现表明我们的大学是有大包容的，军校生也是知识群体。大团队在这本书中指的其实是学缘结成的知识群体。事实上，军校生在晚近中国的崛起也不是因为拳头，这背后有时代的潮流。一战前后，国际上尚武，中国也不甘心做“东亚病夫”，也兴起了尚武的学风。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军校，从黄埔军校到抗日军政大学，教育的宗旨都是为了推动国家的强盛，不是为了在国内称霸，相互斗争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主义不同。历史选择这些军校生是有大气候的，青年毛泽东曾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从这个排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支持袁世凯的人最多，梁启超也没有像后人认为的那样超过康有为。就结果来说，这些军校生在整体上都对中国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使口碑最差的北洋学生，也推动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促进了清朝统治的垮台，发挥过正面作用。当然，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有历史的局限性，都会维护自己的既得地位，这里面存在着惯性。不能够否定军校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夏后裔：读了你这本书，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就是大人物的崛起是因为背后有大团队，你认为哪些因素造成了大人物的崛起呢？
朱传志：大人物的崛起不是偶然的，不是世袭的。大人物的出身通常都不高，但也不是很差。出身高了，养尊处优，没有经过磨难，其才干成不了大事。出身太低，为生活所累，做事难免短视。现代中国的大人物数袁世凯出身最好，但他年少时两个养父先后死去，参加科举又屡试不第，也经过了很多磨难。大人物的崛起离不开前人的积累。像孙中山，有老师何启启蒙了他，有哥哥孙眉资助他。胆略是大人物成功的第一要素，才干是第二要素。古人认为英雄的最大品质是不因循，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改革者和革命者成为了时代骄子，因为他们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代中国大人物的成功都与兴学育才密切相关，袁世凯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因为学生没有什么私心，比较勇敢，又有较高的才学，容易成事。
夏后裔：大人物好像都有点精神领袖的气质，管理学也认为文化是最高层次的驱动力量。从现代中国的实践来看，文化是否有那么大的力量？
朱传志：有，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大人物、大团队不可能走那么远。曾国藩不是靠权谋，湘军也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是湖南的学风造就了湘军和曾国藩的异军突起。曾国藩的老师唐鉴是著名的理学家，又非常重视实学，而清朝盛行的是经学。曾国藩没有学过管理学，也不擅长兵法，他治军理政依托的都是理学和实学的思想。再看康有为，一个底层的书生，为什么能开创一番伟大的事业？因为他信仰心学和大乘佛教，认为“吾心即是宇宙”，立志要普度众生，所以他才会百折不挠。梁启超学问很大，为什么没有毛泽东成功？因为梁启超的思想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化不足。而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了梁启超的著作，站在了梁启超的肩膀上，又学习了理论化很强的德国哲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德国哲学啊。
夏后裔：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袁世凯和北洋集团是武夫当国，你的观点好像与此不同，能够详细的阐述一下吗？
朱传志：学界以前对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缺乏深入研究，我这一次特地探究了北洋集团背后的精神。我发现北洋集团与德国有莫大关系。北洋武备学堂是模仿柏林军校建立的，学校教官主要是德国军事专家。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军校，学校主要领导人荫昌、段祺瑞、蒋百里都是德国军校出身。蒋百里为袁世凯编练的“模范团”就是学习“普鲁士军官团”。普鲁士军官团的背后有普鲁士精神，推崇武力、强权，俾斯麦的铁血主义跟普鲁士精神密不可分。杨度后来提出“金铁主义”，在铁血强兵的基础上加了个富国。金铁主义在清末民初比三民主义更有市场。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北洋领导人都喜欢留德皇威廉二世式的胡子。可以说，北洋集团是有文化的，不是一群武夫。
夏后裔：史学研究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大团队》揭示了中国现代化什么规律呢？
朱传志：谈不上揭示规律，只能说通过研究大团队，我对150年中国现代化的走向有了一些看法。很多人认为中国现代化比较慢，不像德国、日本那样迅速崛起。我觉得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快，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古国，内外部环境很复杂，内部有沉重的包袱，外部有不友好的列强。日本侵华战争、美国对新中国的长期封锁都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生存是第一位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事件，改革开放是从中美友好开始的。在内部，人口多、教育差，先知先觉者要战胜传统力量需要较长时间来积累支持者。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些人领导的一代代知识群体、一代代大团队其实都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才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是渐进的，康有为带来了皇权向绅权的转移，孙中山带来了士绅共和，毛泽东带来了人民共和。其他像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的大团队也都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我觉得中国现代化像一个钟摆，中华民族在本土化的改革和西洋化的革命之间不断摆动，摆动的幅度逐渐缩小。这可以说是现代化的试错和纠偏机制。
夏后裔：你写《大团队》纪念中国现代化150年，你最想向大家传达关于现代化的什么呢？
朱传志：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往往主观的、纸上谈兵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来看待中国现代化，忽略了历史环境、约束条件，轻视前辈们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今天谈论现代化，首先应该盘点历史，看看前人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做了这些事情，为什么有些事情没做。我写《大团队：150年来的精英与国运》就是要还原历史，把历史的复杂给揭示出来，把历史背后的东西揭示出来，把前辈们的求索、困苦、智慧、经验、教训展现出来，以促进今天的现代化。
夏后裔：《大团队》很容易让人联系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你和黄仁宇其实也蛮像的，都是史学边缘人物，都有丰富的社会经历，都走的通俗路线，都在学术上另辟蹊径。你怎样看待《大团队》和“大历史”？怎样看待自己和黄仁宇？
朱传志：《大团队》从整体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注重学风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刻影响，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注重历史背景和因果关系，相信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这些是符合大历史观的。史学界很多人认为黄仁宇是野狐禅，大历史观很粗率，《万历十五年》不是史学著作，等等。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百花齐放，我们需要“通史”，我们不能陷于微观研究。就我自己来说，我还是喜欢做宏大的、创新的研究。
夏后裔：《大团队》讲知识群体、人才群体，在晚近中国，河南人的影响力似乎不大。你一直呼吁重视河南法学家现象，并倡导举办豫籍法学家论坛，你对河南人的前途乐观吗？
朱传志：河南人在晚近中国的弱势与大氛围有很大关系。晚近中国，由于南方的发达，整个北方的人才队伍都不强。现在，河南涌现了一大批法学人才，中国的现代化目前已走到制度建设这一步，河南法学人才大有可为。河南应该充分抓住这个机遇，通过法学人才点的突破带动河南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2009年，河南举行了首次“河南法学家论坛”。这个论坛应该常态化，撇开同乡政治的嫌疑，着力于河南人力资源的开发，着力于河南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我想，经过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河南人的未来会很好。
夏后裔：《大团队》之后，你有什么新的计划？“晚近中国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动笔了吗？
朱传志：计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把《大团队》拍成电视纪录片。一个是研习哲学，希望能够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个理论自觉。“晚近中国三部曲”的另外两部现在还没有写。我觉得写一本书是自然发生的，不能为出成果而写。一本好书需要很长时间的储备酝酿，一本好书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很宝贵，我们应该用做经典的态度来写书，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制造印刷垃圾上。我不想让人家认为我一本不如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