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时间》是一本由柏琳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双重时间》读后感(一)：Hi 你这去世界
特里林认为，文学能做的，是提供一种“沉思性的体验”，体验自身受到限制的生活，体验事物的真实属性，而这恰恰就是“最重大的社会关怀”。 —对峙的时刻 读到这本书首先是觉得惭愧，所谓中文系科班出身，对当代世界文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除了《骂观众》和《伊斯坦布尔》，那些遥远的名字仿佛来自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东欧的，伊斯兰的，那些曾因无知而导致的漠视，正重新构建起我的认识。也让我反思，为什么书越读越窄？这真是可悲。 近一年来，我困于某些宏大的问题而难以自持。在许多个整夜失眠的黑夜里，我一次次感受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也一次次重新审视自己，和周遭的世界。一切文学都是当代的，可读文学的人只懂得注视自己。愤青很多，却没什么人能沉潜下来分析前因后果，面对庞杂的社会机器，要么玉石俱焚，要么避之不谈。每一个社会话题谁都能说上两句，成为饭桌上的谈资，那悲哀经人咀嚼鉴赏后只是成为渣滓，离席之后，渣滓与瓜子皮泼碎一地，被人清扫后，就又能乘下新的渣滓。这样的介入方式，能为那些受苦的人减轻一点点吗？掉下的泪可以用手帕擦去，而淌着的血只能渗入土里。 个人与社会始终是对立的吗？真相是否从发生的下一秒就已蒙上灰尘？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头上的那座山，就只能压死吗？我是否会一生都在追寻，而一生无信仰？这是可悲的吗？ 上一年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对文学产生了无数次的动摇。写字的人好像只懂得夸夸其谈。文言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五四的狂飙突进也只适于乱世，所谓太平盛世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犬”。时不时吠两声，也是拴着脖子摇着尾巴的。那位望着窗外的绿树慨叹着“我是一个逍遥的人”，他避开了那些纷争，他过上了逍遥的日子。 那你呢？你蒙上眼就看不到吗？你绝望就舒心了吗？你舒心了就毫无念想了吗？你听不到了吗？ 他说每个人都有七七八八的生存困境，他说他妈催我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他说他要攒一大笔钱就移民，他说他要嫁给英国人五十岁环游地球。 那你呢？ —等我父母离去的那一天，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本该是一无所有的。我说了很多年的话了，现在我意识到该去走路，去实践了。 谢谢这本书，它带我走了一段我从没走过的路。 那些勇敢的人在前，我愿追逐他们的征途。
《双重时间》读后感(二)：小人物与大乌托邦
“小人物与大乌托邦”这一主题来自于本书的写作者柏琳与俄国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对话中，这位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于自己三十年来的写作生涯的总结。通过阅读整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多位作家都在谈话中提及，自己的写作始终以普通人为写作重点，他们几乎不以书写历史为目的。
当然也有例外，毕竟文坛上很大一部分作家都认为文学承担着某种记录的社会责任。这本谈话录的第一个作家，德国文学君主马丁·瓦尔泽就是其中一位。他虽然认为写作是十分私人的事情，不用群体性语言评判历史，却多次在写作中表达出不合时宜的历史观。这给他招致了非常多的非议，一度使他想要离开祖国。但我想允许不同的文学声音存在，留给大众探讨不同声音的空间，这样的环境也十分让人羡慕的。而随着年岁渐长，瓦尔泽的写作重心也逐渐移向了个人，关于爱情和死亡等。
“为什么而写作”，或者可以说，写作持续不断的源动力是什么。很多对写作有兴趣的人都想要从知名作家中寻求答案，苦于没有途径。本书中，采访者与作家们的谈话中也对这一问题多少有所涉及。不同的作家给出的回答必然不尽相同，很多人说作家写作是为了逃避生活，或许生活不尽如人意，因此要建立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有的作家又怀着使命感刻画着未能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底层人群的生活，也有不断探寻自我，探寻生命和灵魂本身。他们的写作也许不是愉快的，甚至很多人都对文学的未来充满了悲哀，可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写作始终是怀着感情的。
在访谈中，作家许多问题都根据被访问者的身份而设，关于其性别、国别或者民族等，以此为基础询问作家的这些属性与他们的写作之间的相关性。很多作家都承认他们所处的国家，所经历和见证的过往，都成为日后写作的素材，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索也成为其创作的一大特色，但是也有例外。如作者采访的伊朗裔德国作家纳韦德·凯尔曼尼，他就表示通过暴力方式形成民族集体的现代民族主义使得文化变得日益贫瘠。他认为政治边界不该消灭文化的差异性，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与此类似的波黑裔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也认为，“移民文学”不应该成为一种美学范畴，而应该探索更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特质，也就是说，不必强调文学的民族性。而在文学普适性的发展中，译者的存在使得语言不再成为阅读障碍，即使语言不通，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异国他乡的作者或许和我们拥有同样的心理与情感。
柏琳作为文学评论家，她在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往往从作家作品出发，沿着作家的回答使得对话的内容一步步深入，这样的采访温和而稳健。另外作者还邀请了另一位采访者对彼得·汉德克进行采访，这位采访者同时拥有剧作家的身份，她的问题则来得主观很多。本书所对话的作家有一半以上的作家都是我此前没有读过的，不得不说，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书单阅读指南，推荐。
《双重时间》读后感(三)：透过文学的“小视野”窥探“大时间”
独立文化记者、青年写作者柏琳在首部个人作品《双重时间》的序言最后写道，“即使在将来，我也想做一个文学“局内的外人”，提出这些与创作经历、文学理论关系不大的问题，关心与我对话的作家所关心的世界观。找不到也没关系，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困惑着也行。” 在这部涵盖五大洲、多位蜚声当代世界文坛大家（马丁•瓦泽尔阐、韦德•凯尔曼尼、萨沙•斯坦尼西奇及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二十二场对话中，聚焦文学，却没有困在文学中，而是透过文学的“小视野”讨论了关于历史、社会和道德层面的许多问题，同时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文坛大家的作品及其作品背后的思考。 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谈话中，直面问题、交换立场，观察自身的同时又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 德国著名小说家马丁•瓦泽尔阐述关于《童贞女之子》结尾寓意时说，我们得到的知识太多，对知识的用途又知之甚少。我们还没有开始真正地行动。所有人的存在都需要实践，不然存在就没有意义。 带着“异文化”标签的伊朗籍德国作家纳韦德•凯尔曼尼在谈到某种文化产生与交融例证时阐述了自身对文化独到见解：当一种文化繁荣时，会像流水一样流向四邦，可当这种文化失去生命力时，它就会干涸，然后恐惧。 萨沙•斯坦尼西奇针对作品《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道来了自己关于这座前东德小村庄现状的思考：随着人们的离开，随着对别处更好人生的向往，于是，乡村共同体就四分五裂了，人也变得孤独—尤其是老年人。留下来的人要么是没有办法，要么决定接受决斗，尝试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种值得为之生活的存在方式。 在柏琳的每一篇的对话中，无论是关于新一代旅行文学等各种当今热议话题，我们似乎都能嗅到某种紧张、锋利的味道，在捍卫自身立场的同时又在寻求相同。 《双重时间》的副标题是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对话西方文学，但关注点更多侧重在了文学关注的世界。 读完《双重时间》，我们关注文学，我们关注文学关注的世界，可文学改变不了世界，困惑的是文学究竟有什么作用？ 思索良久，即使我们读过小说中成千上万种人生，却也无法为自己“怎样过上成功的人生”提供直接答案。而文学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教会我们摆脱简单化思维模式，耐心去理解更复杂的阐述，不断丰富自己人生的厚度吧。 最后，借用《双重时间》序言最后一句话与大家共勉：思想总是晚来一步，但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
《双重时间》读后感(四)：文学与世界，大局与小我
柏琳这位《新京报》原资深记者真是厉害又幸运，能够与二十几位欧美文学大咖面对面访谈，了解他们对文学的看法、创作的背景，以及从文学发散出去的有关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观点。柏琳在序言中坦言，本来是奔着文学访谈去的，但是却总会不经意地跑偏。阅读本书后读者可以发现，在柏琳与各位文学家的对谈中很少就文本论文本，谈的更多的是世界局势、身份困惑、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等。柏琳体会到，在这些作家的身上都存在着双重时间——“大时间”和“小时间”。这些作家身处二十世纪的洪流中，世界之大局对他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他们却通过抒写一个个“小我”的故事，表达着他们对外界的认识和看法。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在他们面前不存在国家、社会和阶级，只有人生和人生的尊严”。
在这二十几位文学家中，第一位接受采访的是德国著名长寿作家——“德国文学君主”马丁·瓦尔泽。这位国宝级作家在接受采访时已经九十二岁，但是言谈依然清晰幽默。当柏琳问他小说是否有改良社会的功能，瓦尔泽回答道：“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他坚持只为自己写作，不为别人写作，“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老舍先生曾经在他的《文学概论》中也提到过，文学作品不能与道德捆绑在一起，作品好不好，不能将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此外他也一直反对将奥斯维辛“工具化”，这样与主流相悖的思想让人耳目一新。确实，很多时候，历史悲剧反而成了现代人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
此外在这些作家中还包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分别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2018年的获奖者——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以及2019年获奖者——奥地利作家汉德克。阿列克谢耶维奇深感苏联动荡时期对国民思想意识的影响。她坦言当时人民的善恶观已经被影响。她也曾经亲身踏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事发当场，亲眼看到救援人员的惨烈景象，并写下了《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而在苏联解体后，她采访了几百人，发现国民的幸福感非常之低，他们受到历史的沉重压抑。她的作品《二手时间》等无一不关怀普通人的生活。
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学不是独立于世的科目，它的价值是连接个人与世界，连接大时间与小时间。通过文学和文学作家们我们可更深层次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双重时间》读后感(五)：关于现代西方文学你了解多少
每年的诺贝尔奖项中最为关注的应该是文学奖吧，其他的奖项我们可能一点都不了解，只有文学奖肯能是我们知道的作家，读过的书。每一年的文学奖国内都有着呼声，读者心中有着自己期待的作家，出版社则期待自家出版的书可有作者的作品。这些年来，文学作品成为大众可以阅读的书籍，也让好的作品快速的在国内出版，更期待的是作者可以来到中国为自己的书做宣传。与原著作者近距离的接触访谈，我想也能让我们更了解作者本人和一本书的深层意义。 《双重时间》收录的是对于作家的访谈。某年，看过电影《赎罪》的我听说原著作者来华宣传新书，也曾想找时间去现场，但终究有着太多的原因没有见到作者。像我这种因为某本书而去想要了解一个作者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时候我们阅读一本书，带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与感动，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内有着很大的后劲，总是在寻找它的一切，而作者永远是那个最想要了解的。文学是最容易理解也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尤其是外国文学，因为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也让文学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这本书收录着现代西方文学较为著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故事以及在作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书中收录的访谈人的名字我并不是全部知道，偶尔有一些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我是知道的，但很多作品也没有看过，然而你知道了他的存在，便明白总有一天你会阅读他的文字，或许是很长的一篇，也或许是只言片语。在书中我们要的是什么，可以得到什么？其实更多的是自我人生观的重塑，作者在创作一个故事的时候他所要所要呈现的又是什么？一个故事它发生的背景，和它发现的方向，作者又有怎样的定义呢？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沙.斯坦尼西奇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作家，他凭借《士兵如何修留声机》在德语文坛享誉盛名，他的人生经历或许是不平凡的，“移民作家”的标签是随着他一生的，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很少看书的我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似乎都在名著这里，而现代文学看的比较少，几乎关注的也都是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的作品。书中收录了二十余位作家的访谈，其中有几位诺贝尔奖得获得者。他们对文学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心得呢。这一本书也许并不会给你答案，甚至关于文学的内容也并不是很多。一次访谈如果只是关于一本书的提问那么内容则会单调很多，我们虽然去读了书，有着自己的理解，却仍旧会少了一些东西。 《双重时间》是作者的时间，是他们文学作品和自身生活的时间，他们各自为生，偶尔有着交集。关于西方文学，阅读作品的时候，去了解作者会带给你更多的感受。
《双重时间》读后感(六)：看完这部书，我的书单上又增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书
《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是我今年读的第二本访谈文学，这本书是原新京报记者，青年写作者柏琳。在书中以对话的形式与22为作家谈论“文学”，形成了22篇文学访谈，涉及欧、亚、非以及南北美洲大陆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每一篇的开篇也给我们介绍了作为谈话对象的文学家们的生平、立场和一些文学观点，而这本书的亮点是，柏琳更关心的是“她对话的作家所关心的世界”，欧洲精神、宗教信仰、巴以冲突、全球化争议、文学同质化等等。
然后这部作品命名“双重时间”，作者说是“大时间”与“小时间”，“大时间”也可能是这些作家或者文学作品经历了许多战争：一战、二战、冷战等许多的危机，“小时间”大概就是柏林自己这次跨时间的访谈。但是我们想去了解一个作家以及他的作品，我们要去了解作家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空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好去理解这些文学作家的作品。
《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中这22位不同的作家来自不同国家、地域，甚至包罗了“诺贝尔文学奖”级的大文学家波兰女作家、诗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阿摩司·奥兹等；“黑塞奖”、“毕希纳奖”的德国作家、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马丁·瓦尔泽；如果说我相对要熟悉就是去年看过《记忆记忆》的作者玛丽亚·斯捷潘诺娃，通过珀琳一问一答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这22位作家对文学的思考，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对世界问题的思考。
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阅读是为了什么”？之前在一个书友群里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现在疫情我们不能以脚步去丈量世界，那么就用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马丁·瓦尔泽，现龄92岁的文学老人，是德国国宝级作家、“文学君主”的马丁·瓦尔泽说“我对德国人的了解。首先来自阅读。荷尔德林、席勒、布莱希特、尼采、黑格尔......我对德国的体会是通过文学和哲学来获得的。”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大多数都是阅读来的，你说你要有一个兼容并包的价值观，你要读本国的作品，也要去读一读国外的作品，对于我们来说，阅读是理解过去历史的最佳的途径，在《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这部作品中，你不仅仅会认识22位作家，你还可以从他们的谈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时代背景对作品的影响，因为这些作家说，写作是他们认识自我的一个课程，也是我们认识他们的课程，更能从这部书中了解到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书单，他们在读什么书，在读什么作家的书，写了那些优秀的作品，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爱写作的，就更要读一读这本书了，珀琳的问题有代表性，而这些作家的回答很认真，也很有深度。
《双重时间》读后感(七)：双重时间：文学到底有什么用？
即使我们读过小说里的一百种人生 也无法为“如何过上成功的人生” 提供直接的解答 这就是想象与现实的真实写照 提到文学的作用，似乎很多人都会侃侃而谈一翻。但是对于大多数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点尚且停留在如果让自己变的更好的层面上。苗师傅在《文学体验三十讲》中说：“文学很少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案，但私人化的文学体验，常常能安慰我们这颗随时代而动荡的心，也让我们跳出自我的局限，拥有一个更加细腻宽广的精神世界。”这句话被很多奉为宗旨。
而回到初始的话题，我们讨论的是关于“文学的意义”、“阅读的作用”等话题，而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问题却等待我们去解答，而青年作者、独立文化记者柏琳在她的新书《双重时间》里，就以她自己的独特方式做出了回应。 其实，《双重时间》是一本谈话录，收录了作者珀琳与二十二位作家的对谈内容。借由一次次对谈，她把国际形势的冲突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都在无形之中勾勒出来，形成一个访谈主题涉及欧洲精神、宗教信仰在新时代的嬗变、新一代旅行文学、全球化的争议、巴以冲突等宏大内容，为读者开启了一个认知世界不同层面的机遇窗口。
正如柏琳说的那样她关心“与她对话的作家所关心的世界”，“并试图在那个世界里，艰难地找寻我自己的世界观”。而这个表达也从某种程度上诠释了书名《双重时间》的意义所在。 在横跨五大洲的22场谈话中，我们看到了二十二位性格不同的作者。对于瓦尔泽来说写作就是他的信仰，他被称为文学君主，而他的写实派文风也真实的记录了国家的变迁，再现了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对于汉德克来说写作其实是一个叩问良心的过程，因为写作时会无限接近良知。因为写作，他更加深刻的认识了自己。对于波波夫来说他无时无刻不再战斗，只因为想把真相传递给每一个人。而其他的作家也同样如此，在谈话中他们都透露了自己对于写作的态度，呈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但通读整本书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瓦尔泽和戴尔。尽管马丁.瓦尔泽是德国文坛的常青树，但是他始终站在一个风口浪尖的境遇中。他批判当局者的计划，他公开演讲进行抗议惹怒了一大批热血青年。这个状态就像他的《寻找死亡的男人》一样，每一个状态都毫无头绪，但其实深挖之下又暗藏玄机，他把原本连贯的情节进行拆分重组融合进了一个框架里，让人一时间琢磨不透。他敢说敢做，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 而相比之下，杰夫.戴尔更像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他享受旅行，崇尚自由，他的文字更是没有什么章法可言他在尽情的享受着自己的无聊时刻，与瓦尔泽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如此，也抵挡不了人们对于他的偏爱。他从小调皮，但是听从了老师的意见进行阅读，他满足于自己知识边缘人的状态，他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前行拓宽视野，享受着作家以体验生活的名义进行全世界乱转的模式。很庆幸，他没有接受家人的安排，他选择了自己洒脱的路，距离那份循规蹈矩的路越来越远，终究形成了一个这样富有幽默感的他。试想一下，如果当初他接受了安排，或许如今便是另一番景象吧。
每一位作家都是不同的故事，但这本书除了内容以外最抓人眼球的无过于书籍目录中每一位作家彩色的人物肖像图，在充满趣味性的同时又兼具了导读功能，在底部更是按照颜色进行了分类，搭配同款的书签简直是细节多多，让人爱不释手。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而这22篇访谈录带给我们的是对问题对生活最热爱的事物最纯粹的思考。静下心来慢慢阅读，仔细思考在这本《双重时间》里你会发现与众不同的自己！
《双重时间》读后感(八)：对峙的时刻（序言）
出版这样一本面向当代世界文学的访谈录，对我来说有些为难，主要是心里有疑惑：好像谈论“文学”的部分不是很多？从内部看，这些与作家的对话不太聚焦文学本身，却旁逸斜出，时常走神到社会问题和道德议题上去，言不尽意。从延伸的外围看呢，那些关于历史、社会问题的探讨，囿于我本人有限的知识结构、“文学”这个范域光环的笼罩，也不能痛痛快快地一次说个够。
问题出在提问者身上。做文学记者这些年，我时常怀疑自己的角色，受到一种“双重困惑”的冲击：作为对话者，究竟该关心文学本身，还是该关心文学关心的问题？我的一位访谈对象、德国“文学君主”马丁·瓦尔泽曾愤愤地对我说过：“只有坏的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瓦尔泽老先生当然有他说这句话的语境，高寿的他本人都快成了二十世纪的德国经历百科全书。经历了二战和冷战东西德分裂的世纪事件，目睹一个新纪元的重启，瓦老感受到德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深刻而漫长的自我反省。他逐渐发现，对于德国文学而言，存在一条危险的界限：究竟介入社会现实到什么程度，文学的品质会受到损伤？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生活而艺术。我本人和瓦老的步调并不一致。应该说，这本访谈录里收录的作家对话中，许多作家的看法我并不同意，可是我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心怀感激。他们都是蜚声当代世界文坛的大家，或者也有锋芒毕露的中青代作家。作为艺术家，面对一个做访问时总一个劲儿地问与艺术本身不太相关问题的记者，心里总是有点不耐烦的吧？我这么想。可我是幸运的，因为这些作家都用自己最大的诚意，回答了那一个个看似无尽的“文学的社会问题”。
这本访谈录收录了我过去五年作为文学记者所做的二十二篇文学访谈，涉及欧、亚、非及南北美洲大陆的二十二位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它们都曾刊发于不同的媒体平台，体例自由，篇幅不等，有的重心在对话，有的聚焦人物速写，有的两者兼备。大部分访谈都是面对面发生的，也有视频交流和邮件往来对话。每一场对话都会不同程度地聚焦作者当时完成的文学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发散背后的社会议题。
在“文学与社会”这个议题上，二十世纪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文学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是我颇为敬重的前辈。在特里林看来，“文学生活除了可能提供良好的愉悦性以外，它还是文明所不可或缺的事物”。特里林对现代主义文学始终态度矛盾，他既同意现代文学对个体自由的要求，也对其摒弃传统和忽视社会道德风尚的做法难以接受。真正令他感兴趣的是，文学能做什么？因为对他而言，“文学的功能最终是能够发现和判断价值观的社会和道德功能”。但是，他同样不赞同那些认为文学应该担负起“弥赛亚似的责任”的做过了头的“社会派”，因为“文学无法拯救社会，也无法对社会进行直接的改革”。特里林认为，文学能做的，是提供一种“沉思性的体验”，体验自身受到限制的生活，体验事物的真实属性，而这恰恰就是“最重大的社会关怀”。
这就是了。我把自己敬重的前人搬出来说话，似乎也有给自己“不像文学对话的对话”找一点支持理由的意思。不过，真让自己回顾这些在不同时段、不同语境下做的文学访谈，找一找它们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还真是又沉重又揪心。它们关乎二十世纪的许多场战争：一战、二战、冷战、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南斯拉夫内战、反恐战争；它们涉及二十世纪的许多种危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生态危机、欧洲难民潮、爱尔兰金融危机、新民族主义思潮、全球化的“双刃剑”；它们也关切着现代社会的个体困境：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社会的融合、冷战结束后东欧各国的身份认同障碍、犹太人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身份困惑、个体生活的原子化状态、“流动”的一代人、“新移民”的生存处境、信仰问题在新世纪的嬗变、对于父辈记忆的处理方式……
坦白说，我倒不认为这些是什么“大”问题。再宏大的事，都需要个体自己体验之后，才能鉴别真假。我着实体会到，在这些当代作家身上，都存在一种“双重时间”——“大时间”和“小时间”。“我们”在二十世纪大事件的河流中，被动接受了宏大的时间；同时，“我”用迥异的“文学方法”，主动把宏大的时间切碎，产生了“我”的“小时间”。这也是书名《双重时间》的一点用意。
感谢这本书的特约编辑刘盟赟，没有他细致的梳理和提炼，这本书的面貌不会清晰呈现。感谢李陀老师，是他的推荐才让这本访谈录成为可能。感谢曾经刊发过这些访谈的媒体平台和相关编辑，是你们的支持才有了这些成果。感谢在过去五年中与我辩论、探讨文学问题的朋友们。最感激的，是与我对话的作家们，愿写作一直是你们的信仰。
刚做文学记者时，我没想过今后会和这些问题对峙，但也不曾满足于仅在美学领域去关注我所热爱的文学。即使在将来，我也想做一个文学“局内的外人”，提出这些与创作经历、文学理论关系不大的问题，关心与我对话的作家所关心的世界，并试图在那个世界里，艰难地找寻我自己的世界观。找不到也没关系，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困惑着也行。又要引用特里林的话了：“思想总是晚来一步，但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
柏琳
2020年9月27日
《双重时间》读后感(九)：在小时间里，用言语来交流文字的大时间
在小时间里，用言语来交流文字的大时间
柏琳曾是《新京报 书评周刊》的资深记者，访谈无数，2018年入选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水手计划，正在进行有关南部斯拉夫地域的非虚构写作。这些经历与身份，不免让人联想起许知远先生，同样以访谈来“了解和介绍”这个世界，而区别可能仅在于许老师面对的是各色人等，各个领域里的都有，而柏琳“挑选”的，都是作家，二十二位，二十二篇访谈，涉及欧非及南北美洲，还有亚洲，而书名还是被起为《双重时间 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老实说，除了特别有名的几位，比如得诺贝尔奖，写了《我的名字叫红》的帕慕克，代表作为《爱与黑暗的故事》，并被娜塔莉波特曼编导演成电影的阿摩司奥兹，以及在短篇小说领域极有建树的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代表作是《突然，想起一阵敲门声》《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对于这本访谈录里涉及的别的作家，都不是很了解。但这并不妨碍我进行“扫盲”，就好比对于每年的三大欧洲电影节，里面入围甚至得奖的编剧导演，除了那些极为资深，以得奖为己任的老导演之外，别的导演，以及TA们的作品，对于一般的观众，甚至影评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还是极为陌生，且保持距离的。但阅读《双重时间》，就像是在阅读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场刊一样，即使陌生，但也好奇，毕竟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美国电影，只有奇幻，推理，爱情小说的话，也会变得很无趣。
排在访谈录“首位”的，是在德国有“文学君主”之称的国宝级作家马丁瓦尔泽，九十二岁高龄，却依然是位极有个性的性情中人，他的小说反映德国现实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按中国的主流话语来讲，就是接德国的地气儿。但老瓦又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于奥斯维辛被“工具化”很不满，这词不应该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道德大棒，于是也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于是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不论是在文学还是政治范畴中。而他在和柏琳的访谈里，最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也是被凝练成访谈标题的，应该就是“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老瓦认为“每一个作家首先需要描绘自己，在历史中寻找自我肖像，建立与历史的关联。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
老瓦的这个观点，想来应该足以引起尚处于希望小说与电影“改变现实”的本国“创作者”的一些思考，至少是另一种分贝的声音。
而奥地利作者，同时也被视为“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彼得汉德克，则似乎更有个性。他22岁时写出的反传统戏剧《骂观众》，给他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虽然没看过这出戏剧，即使只是剧本，但还是能想象这剧是怎么样的，当代戏剧一直越来越强调舞台上人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但更多的是把舞台设计延伸到观众席，或者在剧情中留出观众参与的部分，但好象很少有人想到，骂观众，甚至台上台下对骂，那才是“互动”最直接，甚至也是最鲜活的方式，而这一点，老汉早就想到和做到了。对他的访谈，柏琳找了新锐剧作家李静一起，而老汉像是个多动症患者一般，即使在屋内，也要来回踱步，在访谈中他提到更多的是哲学，尼采，苏格拉底，柏拉图，但同时他又不喜欢后现代风格的标签，说自己的心灵归属于十九世纪的传统文学，认为自己是托尔斯泰的后代，在戏剧上也和契诃夫更接近，确实是一个庞杂又怪异的混合体。
而阿扎尔纳菲西，是伊朗裔美国作家，曾在德黑兰大学教授西方文学，后因拒戴面纱被逐出大学。97年从伊朗来到美国。她写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引发西方的关注。那时她已经不在大学里执教，而是在起居室里开了个私密的文学课堂，可能更接近于一个睡衣趴，来上课的是她喜爱的七个女生，虽然这七人在宗教和社会背景上截然不同，但却由于一份共同的文学信仰而求同存异，而这听上去更像是一个意识形态复杂化的《阳光姐妹淘》的故事。而纳菲西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恩恩怨怨，又会让人联想起张爱玲来，但对于一个伊朗裔的作者来说，伊斯兰教的那层面纱，不管是实体，还是象征意义上的，绝不是轻易能被揭掉的。就如同那部动画《我在伊朗长大》，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Marjane Satrapi的同名漫画，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反映了伊朗的社会变迁。
即使只是文字层面的访谈，但还是能够感觉到柏琳与一般访谈者，比如许知远的不同，虽然都是文字工作者，但柏琳对于受访者的背景，观点，言论，特别是小说本身，所做的功课，似乎更足一些，抛出来的问题，也更“问”之有物，而不仅仅是像许知远那样的“天问”，给人一种感觉，那只是他身为采访者的“设问”，答案并不重要，甚至被采的嘉宾亦是如此。
《双重时间》读后感(十)：（转）在小时间里，用言语来交流文字的大时间
在小时间里，用言语来交流文字的大时间
李翼
柏琳曾是《新京报 书评周刊》的资深记者，访谈无数，2018年入选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水手计划，正在进行有关南部斯拉夫地域的非虚构写作。这些经历与身份，不免让人联想起许知远先生，同样以访谈来“了解和介绍”这个世界，而区别可能仅在于许老师面对的是各色人等，各个领域里的都有，而柏琳“挑选”的，都是作家，二十二位，二十二篇访谈，涉及欧非及南北美洲，还有亚洲，而书名还是被起为《双重时间 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老实说，除了特别有名的几位，比如得诺贝尔奖，写了《我的名字叫红》的帕慕克，代表作为《爱与黑暗的故事》，并被娜塔莉波特曼编导演成电影的阿摩司奥兹，以及在短篇小说领域极有建树的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代表作是《突然，想起一阵敲门声》《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对于这本访谈录里涉及的别的作家，都不是很了解。但这并不妨碍我进行“扫盲”，就好比对于每年的三大欧洲电影节，里面入围甚至得奖的编剧导演，除了那些极为资深，以得奖为己任的老导演之外，别的导演，以及TA们的作品，对于一般的观众，甚至影评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还是极为陌生，且保持距离的。但阅读《双重时间》，就像是在阅读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场刊一样，即使陌生，但也好奇，毕竟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美国电影，只有奇幻，推理，爱情小说的话，也会变得很无趣。
排在访谈录“首位”的，是在德国有“文学君主”之称的国宝级作家马丁瓦尔泽，九十二岁高龄，却依然是位极有个性的性情中人，他的小说反映德国现实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按中国的主流话语来讲，就是接德国的地气儿。但老瓦又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于奥斯维辛被“工具化”很不满，这词不应该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道德大棒，于是也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于是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不论是在文学还是政治范畴中。而他在和柏琳的访谈里，最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也是被凝练成访谈标题的，应该就是“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老瓦认为“每一个作家首先需要描绘自己，在历史中寻找自我肖像，建立与历史的关联。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
老瓦的这个观点，想来应该足以引起尚处于希望小说与电影“改变现实”的本国“创作者”的一些思考，至少是另一种分贝的声音。
而奥地利作者，同时也被视为“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彼得汉德克，则似乎更有个性。他22岁时写出的反传统戏剧《骂观众》，给他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虽然没看过这出戏剧，即使只是剧本，但还是能想象这剧是怎么样的，当代戏剧一直越来越强调舞台上人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但更多的是把舞台设计延伸到观众席，或者在剧情中留出观众参与的部分，但好象很少有人想到，骂观众，甚至台上台下对骂，那才是“互动”最直接，甚至也是最鲜活的方式，而这一点，老汉早就想到和做到了。对他的访谈，柏琳找了新锐剧作家李静一起，而老汉像是个多动症患者一般，即使在屋内，也要来回踱步，在访谈中他提到更多的是哲学，尼采，苏格拉底，柏拉图，但同时他又不喜欢后现代风格的标签，说自己的心灵归属于十九世纪的传统文学，认为自己是托尔斯泰的后代，在戏剧上也和契诃夫更接近，确实是一个庞杂又怪异的混合体。
而阿扎尔纳菲西，是伊朗裔美国作家，曾在德黑兰大学教授西方文学，后因拒戴面纱被逐出大学。97年从伊朗来到美国。她写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引发西方的关注。那时她已经不在大学里执教，而是在起居室里开了个私密的文学课堂，可能更接近于一个睡衣趴，来上课的是她喜爱的七个女生，虽然这七人在宗教和社会背景上截然不同，但却由于一份共同的文学信仰而求同存异，而这听上去更像是一个意识形态复杂化的《阳光姐妹淘》的故事。而纳菲西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恩恩怨怨，又会让人联想起张爱玲来，但对于一个伊朗裔的作者来说，伊斯兰教的那层面纱，不管是实体，还是象征意义上的，绝不是轻易能被揭掉的。就如同那部动画《我在伊朗长大》，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Marjane Satrapi的同名漫画，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反映了伊朗的社会变迁。
即使只是文字层面的访谈，但还是能够感觉到柏琳与一般访谈者，比如许知远的不同，虽然都是文字工作者，但柏琳对于受访者的背景，观点，言论，特别是小说本身，所做的功课，似乎更足一些，抛出来的问题，也更“问”之有物，而不仅仅是像许知远那样的“天问”，给人一种感觉，那只是他身为采访者的“设问”，答案并不重要，甚至被采的嘉宾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