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陈旧观点是，一个民族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而这个人又是神挑选出来并服从神的意志的。历史科学在否定了这个陈旧观点后，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回到旧的观点，坚持神直接干涉人类事务的旧信仰；二是重新阐释产生权力的力量之内涵。第一种选择已无可能，因为旧的信仰已不可恢复，因此必须说明权力的内涵。
拿破仑下令集合部队去作战，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从来不会去多想，根本就不会去问“为什么拿破仑一下令，60万人的军队就去作战了”，因为事情似乎很清楚：他有权力，所以人们就按照他的命令行事。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权力是上帝授予他的，这一回答就十分圆满了；然而我们并不认可这一点，于是就得搞清楚这种权力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权力不可能是通过强者对弱者在体力上的优势而获得的，也不可能是精神上的优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人物都是英雄，具有特殊的智慧即天才，然而实际情况是，统治千百万法国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没有任何优势，反而比那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差劲。如果权力的来源既不在于拥有权力者的体力，也不在于他的精神力量，那么就肯定是在他的身外，在他跟群众的关系之中。法学就是这样来理解权力的，它认为权力就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表示同意或默认来把自己的意志交给他们选出来的统治者。这一定义看起来十分明确，然而把它运用到历史上就有问题了。法学看待权力，就像古时候的人看待火一样，把它看成一种绝对存在；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权力只是一种现象，就像现代物理学认为火不是一种元素而是一种现象一样。法学的观点无法解释随着时间的变化权力也发生改变这一事实。如果权力是转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之和，那么布加乔夫算不算群众意志的代表？如果他不算，那么为什么拿破仑就算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抓时成了罪犯，然而后来被他抓起来的人也成了罪犯呢？有时候一场宫廷政变只有两三个人参加，难道这也是把群众意志转交给一个新统治者吗？在1808年，莱茵联邦的意志被转交给拿破仑了吗？在1809年，俄罗斯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地利人时，俄罗斯人民的意志转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于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回答：第一种，认为群众是无条件地把自己的意志转交给其选定的统治者，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都是对真正权力的破坏；第二种，认为群众是在一定的明确的条件下把自己的意志转交给统治者，因此对权力的各种限制、冲突乃至破坏，都是由于统治者不遵守这些条件造成的；第三种，认为群众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转交自己意志的，因此权力之间的争斗和更迭是由于统治者或多或少满足了这些条件造成的。这就是历史学家对群众与统治者关系的三种解释。
传记历史学家是持第一种观点，即认为群众意志之和总是无条件地转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他们在叙述某一种权力时，把它看成唯一、绝对和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它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侵犯。这种理论只适合于最初的和平时期，一旦各个民族的境况变得复杂而动乱，群雄并起，争斗不断，它就不适用了，因为正统的历史学家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内阁和波拿巴都只是真正权力的破坏者；而共和派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波拿巴派会证明，拿破仑帝国才是真正的权力，其它都是权力的破坏者。这些历史学家各执一词，他们的话只能哄哄小孩子。
第二种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群众把自己的意志转交给统治者是有条件的，历史人物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拥有权力。然而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条件是什么，或者他们说的条件是互相矛盾的。这些条件或者是公民的财产，或者是公民的自由，或者是公民的教育，等等。暂且不说他们对这些条件的观点是互相矛盾的，即便他们达到共识，有一个一致的条件，历史上的事实也是跟它相矛盾的。如果人民转交权力的条件是他们的财产、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在位时天下无事，善始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历史学家回答说，路易十四破坏这些条件的行为只是到了路易十六那里才获得报应。然而这种报应为什么不体现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呢？为什么恰恰是在路易十六身上呢？这种因果报应的时限到底有多长？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也不可能有答案。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下列现象：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人民意志之和都被转交给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然后在50年里突然就接连转交给了国民议会、执政内阁、拿破仑、亚历山大、路易十八、拿破仑（再次）、查理十世、路易·菲力普、共和政府、拿破仑三世？他们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些权力的转移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转交，而是一些偶然事件，是由于奸狡、错误、阴谋以及帝王将相们软弱无力造成的偶然事件。因此，他们认为大多数历史现象如内战、革命、征服等，并不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转移，而是某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错误转交所致，也就是说，是对权力的破坏。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历史事件是对历史理论的偏离。他们的做法就像那些植物学家，看到一些植物是双子叶的，就断定所有的植物都应该是双子叶的，在看到棕榈树、蘑菇和橡树时，就说这些植物偏离了他们的理论。
第三种历史学家认为，人民把自己的意志转移给历史人物是有条件的，但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条件。历史人物之所以具有权力，是因为满足了这条件，表达了人民的意志。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全都表达了人民的意志，还是只有部分行动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如果像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前一种情况，那么，拿破仑、叶卡捷琳娜等人传记中记述的所有那些宫廷丑闻就都成了人民意志的体现，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说法；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为了判定历史人物的活动那些是代表人民的意志，我们就必须了解人民生活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些抽象概念如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等，把它们当成人类活动的目的，似乎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历史事件。他们探究国王、大臣、将军、作家、改革家、教皇、记者等的活动，看他们是否促进了这些抽象概念以及促进的程度。然而我们无法证明这些概念就是人类的目的，也无法搞清楚人民群众跟历史人物的关系。例如，18世纪末西方民族的动乱及其向东挺进，能够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及其情妇和大臣的活动来予以说明吗？能够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等人的活动来予以说明吗？俄罗斯人民向东挺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能够用伊凡四世的病态人格以及他同克布斯基的书信来予以说明吗？十字军东征中各民族的迁移，能够用格弗雷、路易及其情妇的生活来予以说明吗？这场由一个隐士彼得发动的无目的、无领袖的由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至今仍然让人难以理解。在那场已经明确目的是解放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东征却半途而废，这也让人不可理解；教皇、国王和骑士鼓动人们去解放耶路撒冷，但他们不去了，因为以前激发他们前往的潜在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即便我们知道了格弗雷和军歌手的历史，我们对当时各民族的生活仍然是一无所知。文化历史学家向我们说明了某个作家或改革家的生活和思想情况，例如我们知道了路德脾气急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我们知道了卢梭生性敏感、写过这样那样的书；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宗教改革后各民族之间为什么互相残杀，也不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为什么互相把对方处死。这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只是帝王将相和作家的历史，而不是各个民族生活的历史。
——战争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