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苗风波
文革初期，仲夏的一个傍晚，金乌西落，玉免东升。柳荫生产队队长尹生育急急忙忙赶到大队革委会参加了一个紧急会议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时而，大队革委会主任的指示：“……现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集体所有。集体的土地上宁可长社会主义的草，决不允许长资本主义的苗。我们要狠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因此要求各生产队长亲自把各家各户私人种的杂粮蔬菜全部拔掉。决不能心慈手软，谁不执行就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就要打倒谁！这也是给我们每个生产队长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这些话像一颗颗重型炸弹回响在他的耳边。时而想到一棵庄稼就是一个年青的生命，明天将要被我这个刽子手残杀，怎下得了手呢？作孽啊！天哪，我将何去何从！
曾记得小时候，因不懂世事，将别人田埂上的豆秧拔出来玩，被父亲发现了，挨了一记耳光，父亲还威吓说：“将秧苗拔掉是作孽的事，会被雷打的。”长大了虽然知道父亲的话是迷信，但也包含着一个哲理。就是无辜地拔掉庄稼是损德的，因为它救得人生，饿得人死，况且每棵庄稼都凝聚着多少劳动的汗水和心血啊！
曾记得60年代过苦日子，父亲吃多了糠窝窝头，造成便秘，肚腹胀得疼痛难忍，只好请医师洗肠。以后改吃蕨根、艾叶，吃多了又患水肿，又患肝炎，经多方医治，才得以康复。为了解除饥饿的威胁，一天父亲带我到外地去买红薯、南瓜吃。父子俩各挑了几十斤红薯、南瓜翻山越岭，走了一百多里路，压肿了肩，走跛了脚，到最后又饥又渴，筋疲力尽，几乎是拖着回来的。全家人把这些红薯和南瓜当作救命之宝，总是省着吃，用几两米拌着红薯、南瓜熬一大锅粥，一人一钵，吃得又香又甜，就这样度过了苦日子。
“苦日子”过后，党的政策准许私人开荒种地，广大群众的生活才一年比一年得以改善。而今群众生活才勉强解决温饱，却又遭此劫难，这叫我这个队长怎么想得开呢？为了保住庄稼，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决不能拔他们的庄稼，要打倒就打倒，要挨斗就挨斗吧！但是，他又想到，如果真的把我打倒了，让一个假积极分子担任队长，他拔了群众的庄稼怎么办？况且，明天革委会的人要来检查，我不动手拔，他们也会要红卫兵来拔的。那样既保不住我的职，又保不了庄稼，那又如何是好呢？
尹队长的心胸如烟熏火燎。他发疯似的从床上一骨碌爬起，跑到自家的庄稼地里，睁大眼睛，咬紧牙关，一股脑儿将那些绿油油的玉米、高粱，刚缀花蕾的南瓜、黄瓜挂满枝头的青椒，番茄，刚长满土的薯藤，一蔸蔸、一棵棵，毫不留情地拔呀拔，拔得一棵不剩，刹那间，黑油油的土地裸露在外，只有躲在庄稼下面几棵柔弱的杂草摇摇欲坠地守护在疏松而又肥沃的土地上。拔完了，尹队长又把这些青苗一担担挑到洗猪草的池塘边上，摆了一大堆，刚拔出的青苗，主根、须根、块根，挤在一块裸露在阳光下。生气勃勃的茎叶渐渐地蔫了。那些挂在枝头的幼果像刚出生的婴儿，死死地咬住将要断气的妈妈的奶头在作垂死的挣扎。
天亮了，群众知道要拔苗，一个个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一户户人家如丧考妣，呼天叫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拄着拐杖来到队长家，哭诉着：“我们俩老无劳力，春天几乎是跪着砍荆棘、刨柴根、挖石头才开出的一块荒地，只望种些杂粮，以维补口粮的不足，请队长高抬贵手，千万不要拔我家的庄稼啊！”一位身强力壮的汉子扑过来，双膝跪在队长跟前，哀求着说：“队长啊，你是知道我家是个人多劳少的困难户，每年决算下来总是欠帐，我全靠自己作的蔬菜买几个钱来维持四个孩子的学费呀，如果拔了我家的蔬菜岂不是毁了我儿女的学业吗？请你网开一面，留下我家的蔬菜吧！”尹队长两眼布满了血丝，望着在家门的群众，一句话也没说。
晌午时分，烈日炎炎，像要把万物烤干，一只大黄狗伸着长长的舌头躲在墙脚下喘着粗气。一会儿它“汪汪，汪汪”地叫起来了。原来是大队革委会主任领着几个人到各生产队检查，看各队行动得怎么样。他们看到尹队长门前塘边那堆被拔掉的倔强地向上长着的庄稼，一个个咧嘴笑了。主任满意地说：“我们尹队长一贯工作积极，这次拔苗也不例外。我相信他会做得好的。”尹队长说：“谢谢夸奖，进屋歇会儿吧！”主任说：“那有功夫歇，我们跑了几个生产队，有的还没动手。哎，看来我们还得组织力量，甚至非亲自动手不可。”说完匆匆地走了。
不过，拔苗风波过后，尹队长家的地里又长满了庄稼。据说尹队长那天只拔了自家的庄稼以应付检查，其他各户的一毛不拔。生产队的群众看到队长为了保住大家的庄稼不受损失，将自己的庄稼全部拔了以蒙混过关，于是各家各户趁雨天从自己的地里把那些过密的苗拔出来，移到队长的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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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的滋味
花明电脑学校的校长迟春奇是我的好朋友，他常自豪地与人说：“现在三个乡镇干部的工资也顶不上我一个人的收入。我老婆是个比我还年轻18岁的大学生，我儿子2003年考上了大学。有人愁现在的大学生缴不起，毕业生又愁找不到工作。我却不愁，学费只是九牛一毛罢了。至于工作，只要他学了真本事，能为国家干大事更好，不然子承父业也行。”
迟春奇的事业如日中天。妻子、儿子、房子都是高质量的。尤其是近10年来他向希望工程和慈善单位捐款近百万元。这样的家庭确实让人羡慕，这样的人确实让人敬佩。他自己不说别人也知道，我问他为什么要在人前说呢？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一些酸甜的往事。
1958年公社将所有的男劳力都组织去大炼钢铁。作业组只有那些老人和妇女生产。春插、秋收农忙时，天天要出夜工。秋收时，我在初中一年级刚学了一个多月。噩耗传来，我母亲出夜工收晚稻时被蛇咬死了。我哭着回到家里，母亲已装殓完毕。想到母亲十月怀胎，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拉扯成人，为我学书不知操过多少心，劳过多少神，而今她却撒手而去，涌泉之恩，我滴水未报，怎不让我愧疚而伤心下泪呢？
1959年我父亲与一个富绅的太太结了婚。她叫孙梅萼，解放前在省第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回乡教书，与大地主袁凯结婚，婚后因性格不合。袁凯又另娶了一小妾，解放前夕带着小妾逃往台湾，留下些财产给梅萼。孤零零的她，解放时被划为地主阶级，房子财产被没收，住在一个破庙里，靠做女红营生。我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我继母知书达理，二人相敬如宾，对我胜过亲生。从没骂过我一句，更不知怎样打人。她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做人的道理，辅导我解决学习上的难题，鼓励我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对我和父亲的生活关怀备至。邻居们看到我们温馨的家庭，一个个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我的学习成绩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名列前茅的。特别是高中最后一期各任科老师都要我辅导差生。高考时，我觉得不劳神，题目都做对了，我认为上大学是坛子里抓乌龟——十拿九稳。暑假里我在家里天天盼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一个多月来，陆续听到同班同学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开学前，我辅导的差生也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唯独我未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心急如焚，难道招生办出了什么差错？我相信我决不会落榜。我搭上汽车来到招生办询问。招生办负责同志把我叫到一边，如实地说：“实在对不起，你本来考上了北大，由于那个学校派人到你们大队搞政审，大队干部说你母亲是地主阶级，所以未录取。”听到这个答复，我如雷贯顶，顿时全身凉了半截，腿脚发软，脸色苍白，话语凝噎，几乎晕倒在地。招生办的负责同志把我扶住，好言相劝：“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希望你今后在农村好好地干吧。”
“是块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回家的路上我只好自己阿Q自己。
回到家里，我倒在床上碾转反侧，不吃不喝，心如刀绞。父母一看就好像知道了什么，沉下心，说：“没关系，我家世世代代都是靠作田作土吃饭，从没出过一个学书的，也许我们祖上没葬个好坟，注定我家世世代代当农民。”我说：“只怪我自己，太骄傲自满了，在关键时刻出差错，真对不起您们。”我不能把真相告诉父母，与其三人痛苦，不如我一人承担啊。从此我只好跟着爸爸学耕田，并掌握了一整套农事技术，我家的生活水平也逐年上升。
1966年春插后，每个生产队要派两名劳力去修渠道，我想换个环境，便抢先报了名。修渠道离家有80多里路，几个月不能回家，家里主要劳力都不愿去，还差一人，迟迟没人报名。队长只好指名要贫雇组长去赴任。组长茂荣叔只好答应了。于是我用一辆独轮车推着我和茂荣叔的行李“叽哩叽哩”地响着离开了家乡。
我们乡参加修渠道的有好几百人，组成一个团。团指挥部长是乡里的脱产干部武成生。我被分到一营一连二排三班，班长就是我们队里的组长荗荣叔。每个连一个食堂，连长负责全连的工作生活。我们这个连的任务是把一座小山坳挖平开渠，用挖出的泥填在两边的洼地作渠堤。每天东边还是鱼肚白，连长的哨子就吹响了，民工们点上煤油灯起来，有的扛着锄头，有的背着铁锤，有的背着铁钎，有的跳着担箕，有的推着独轮车成群结队地来到工地。
我们班是挖方组，三个挖土的，四个装土的，两个跳土的，两个用独轮车推土的，一个女的手握一根铁勾子，站在上坡的地方，当推土的车子推到上坡处，女的便将铁勾勾在车子前面的横木上使劲地拉，这样推的才能将土推上坡。一班12人谁也不敢怠慢。工地上热火朝天，人来车往，熙熙攘攘，整个工地谈笑声、锄头声、车轮声、填方组打夯的喊声、石方组的铁锤声混成一片，震荡着沟沟壑壑，驱散着民工的疲劳，鼓舞着民工的土气，一个个干得格外起劲。
晚饭后，连长喊开会，会前连长喊：“左朝霞，教大家唱两首歌吧！”“教什么歌？奀叔。”我一听答话者原来是白天为我拉车的女工。白天因为面生，各执其事，没注意她。而今出现在近百人的会场上，她们十多个花季女工挤在一起窃窃私语。听到连长的使唤，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不得不仔细打量着她，她穿一件白底印蝴蝶花的确良衬衣，乳罩在平坦的胸部上隆起两个圆圆的软绵绵的小馒头，细软的蓝棉绸裤下着一双水红色的塑料凉鞋。圆圆的脸上，正如她的名字“朝霞”，放射着温暖人心的霞光。最好看的还是她那笑起时的小酒窝和玉彻般的牙齿。连长说：“教首毛主席语录歌和《不忘阶级苦》吧！”朝霞落落大方地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会场上也发出了宏亮浑厚的歌声。不到五分钟都学会了，接着她很听连长的话，教起了“天上布满星……”。教者认真，学者也唱得很动情。唱得差不多了，连长说：“好，今天不唱了，下面我们开会……”连长表扬了当天干活舍己的人，提出了一些注意质量和安全方面的要求，宣布散会。
第二天我们又是各执其事，不知怎的我推着车上坡时几乎不要人拉也能推上。朝霞乐哈哈地说：“帮你拉车，我毫不费力就拉上了坡，你可真行。”她的乐、她的话像一股清泉直灌到我的身心，我觉得浑身是力，越推越有劲。班长要我和装土的轮换，我说：“叔，我推车推顺了，就让我包着推车吧！”班长又要朝霞换人，朝霞也说：“我拉贯了，就让我包着拉车吧！”班长答应了。这样我俩天天能面对面地一推一拉，毫无疲倦之感。
第五天晚饭后，连长吹着口哨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去北岭大队部门前看电影。”吃过晚饭，民工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兴高采烈地去看电影。看完两场电影，新月已下山，四面的小山上的手电光像萤火虫似的闪烁着。我打着手电走在后面，我连的十多个女工都没有手电，只好插在男人中间。不知什么时候朝霞钻在我后面，使劲喊着：“春奇哥，等等！”我将手电往后一甩，她赶忙用手挽住我的左腕与我并肩而行。我心里热乎乎的，故意放慢脚步走在人流的最后面，我心里怦怦直跳，不知说什么好。还是朝霞先开口，她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我们坐下歇会儿吧。”我和她在路边的一棵松树下坐下，手电一熄，伸手不见五指，夜是那样的静谧。在树下她问了我的年龄、文化和家庭情况，她似乎很满意，津津乐道：“想不到我们民工里还有个高中生，真稀罕！”我也从谈话中得知她今年18岁，她有七姊妹，她第五，因家里人多劳少，五年级没学完就辍学了，在生产队每天能挣7个工分，还担任了政治夜校的辅导员。我说：“听你那天教歌，我还以为你是个初中生。”她说：“何以见得！”我说：“你那天无拘无束地教唱，这种大胆的精神令我佩服；其次声音宏亮，音色也较优美，不过……”“不过什么？”她摇着我的肩膀打破沙锅问到底。我说：“说了你不要不高兴。”她娇嗔地说：“说呀，我不会的。”我问她：“你会识谱吗？”她说：“不会。”“那你为什么能唱这么些歌？”“还不是听人家怎么唱就怎么唱呗！”我说：“难怪你那天教唱的第二首歌当唱四拍的，你三拍就唱完了，有的八分音符唱成四分音符，有的休止符，根本没有唱出来，更谈不上怎样表达歌曲的情感。”她没有回音。黑暗中，我也不知她的神情怎样。她起身了，轻轻地说：“我们回去吧。”我捻亮了电灯与她并肩而行，谁也没吭声，各自悄悄地回到了寝室。我倒在床上翻来覆去，总不能入眠，回想五天来劳动的场面，回想第一次与女孩子打交道的滋味，也狠自己说话太直率了，心里像打翻的五味瓶。
“五一”劳动节我们放了一天假，民工们有的去商店购生活品，有的出去走走想看看异地的环境。在农村我有时看看书，拉拉二胡，吹吹笛子，调节劳累与生活的单调。我来时带了一本《欧阳海之歌》的小说和一根直箫，那天我一个人在寝室看书，看到“欧阳海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我鼻子一酸，流下了泪水。正在这时，梯子上有脚步声，我赶忙擦干了泪水，楼梯口出现了朝霞，心里转哀为喜。她一上楼就发现了我白色的枕头上放着一根黑色的箫，忙问：“你会这个？”我说：“驴子学马叫吧！”她拿着箫吹得口水直流，一声也吹不出，只好作罢。将箫甩给我，要我吹给她听，我只好吹起了《东方红》、《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曲子，刚开始她在侧耳倾听，等我吹《梅花三弄》时，她有点昏昏欲睡了，我吹《病中吟》时，她的鼾声成了我哀惋的箫声的伴奏。我不敢叫醒她，让她美美地作个好梦吧。
我继续看我的书，一会儿，我听见楼下的脚步声，知道出去的人回来了，赶忙喊醒她。她睁开惺松的睡眼，自惭形秽地说：“我怎么睡了，你怎么不叫醒我？”轻轻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在我的肩上，撅着嘴说：“你真坏！”我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人家都在吃饭，我们快去吃中饭吧。”
又是一个晚上，县花鼓剧团来工地慰问演出，地点又是放电影的老地方，我和朝霞坐在草坪边的一个小山丘上，心旷神怡。台上的戏正是《刘海戏金蟾》，我俩一边嗑着葵花子，一边浏览着剧情。胡秀英搧动着扇子替刘海扇风的场面与我俩融为一体，我觉得飘飘欲仙，非常惬意。尤其是少女的馨香沁人心脾。我情不自禁地将右手揽到她的肩上，她像一块磁铁，又像一只娇小绵羊，顺从地侧倒在我怀里。我搂着她尽情地抚摸着她油光发亮的乌发，细腻柔软，感到格外舒畅，。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只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进入三伏天，早晨比较凉爽，我们要到8里之遥的红砖厂挑砌渡槽墩的红砖。朝霞像影子似的跟在我后面。我俩去时像董永与七仙女穿梭在云雾里，谈笑风生，饱尝着人间清新的空气：回时不像是在挑砖，而是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回乡的路上，一唱一和，饱览着怡人的美景。
白天继续开渠，天气十分炎热，晌午的阳光火辣辣的，像要把人烤干似的，路边的草晒得能燃火，树叶卷了，菜叶也蔫了，塘面上冒着氲氤的白气，垂柳上的知了，扯开嗓子长叫，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呼呼地直喘气，它们也躲在树下张望着大汗淋漓的民工们。每当休息时，民工们三三俩俩躲在树下，我和朝霞也躲到了一棵小树下，各自取下自己的草帽当扇子，互相前前后后地搧着。
直到立冬时节，修渠道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转移到坝下驻扎。这里的劳动是用石块在坝的斜坡上铺砌一层，在石缝中倒上混泥土，以防水库的水侵蚀大坝。
数九寒天到了，晴天，白霜蒙地，雨天寒风凛冽，特别是从水库上面刮来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民工们的脸上、手上。尽管一个个戴着手套，那又冰凉又有棱角的石块还是防不胜防地不是砸破手皮就是撞紫手指。许多人的手上都开了皲，露出了鲜红的肉，渗出了斑斑的血。朝霞买了皲药和胶布，牵着我的手在裂口处上药，帖胶布。我看到她天气这么寒冷，还是只穿一件卫生衣，就用自己省下的生活费买了一磅绿毛线让她给自己织件毛衣。砌好坝的正面，我们又要从碗厂挑来碎碗片在坝的背面，铺上“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五个字要写满在几十米高，几百米宽的斜坡上，确实很难下手。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只好将坝的高和宽进行准确丈量，然后按比例在纸上缩小，先在纸上布局好，再按比例在坝上写字，我要朝霞做我的助手，牵线丈量，扬石灰，把笔画轮廓写好，再让民工们把挑来的废碗片铺在笔画上。完成任务后，人们老远就能看到银色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竣工时，工程师握着我的手表示谢意。朝霞骄傲地站在我的身旁分享着我的快意。工程师指着朝霞问我：“她是你的女朋友吗？”我笑了笑，他赞美地说：“好一对男才女貌啊！”
腊月中旬，坝修补好了，民工们开始总结评比。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民工们都没有出工，各连聚集在一间寝室里，几个人挤在一床，墙壁当靠板，枕套当坐垫，棉被当火炉。女工们挤在一张床上，朝霞两手在不停地挠动，编着自己的毛衣。评功会上有立大功的，有立小功的。我的班长荗荣叔提议：“我们班的迟春奇，他总是推车，一个顶俩，挑砖数第一，最后写字又是技术工，可以立大功。”全场没有一个提出异议。连长也点头称是，正当大家举手通过时，来到连里参加评比的团总指挥武成生说：“迟春奇参加修渠道的功劳，如他班长所说的那样，也是事实，苦劳也和大家一样，就是不能立大功，立小功也不能，原因是他的继母是“地主阶级”，对杂阶级及其子女一律不能评功论赏。”天那，简直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我扶着椅子，站起来说：“我不评没关系，反正连里的先进指标不会少，我不评，别人评了也是一样。但是我要声明一点，我不是地主子女，我爸是中农，我是学生出身，我难道愿意让自己的亲生母亲为队里抢收晚稻出夜工被蛇咬死吗？我那时还小，难道可以阻止我父亲的婚事吗？”武成生提高嗓门说：“问题就在这里，人家出生是个地富子女到没办法，而你家本不是地主却偏要讨一个地主婆进来，说明你家无产阶级立场不稳，所以在政治上必须卡住你。”我想，我来修渠、修水库，写“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难道不是政治吗？你为什么不卡住，但欲言又止，我又想到我虽然和他辩一个小时都有话说，但到后来还是有权就有理，我一个普通农民何必和一个乡干部去争辩，勉强说，还以为你在争荣誉，再说，评了立功也不过是一张奖状而已，我学书时期期都有奖状，到后来还是考不上大学。学书时政治老师不是讲“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吗”？想到这儿，我将话题一转：“我提议，我们的班长荗荣叔是贫雇组长，该立大功！”武成生也想早早收场，说：“迟荗荣立大功，大家同意吗？”全场都举了手。
散会后，左朝霞当着还有几个未出会场的民工把那件半成品毛衣和几团毛线扔过来，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僵硬的毛衣躺在楼板上，几团毛线在那里打滚。我赶上去问她为什么？她脸色红里带黑，黑里透红，斜着眼睛对我说：“你这个骗子，我再也不想见你了，我第一次问你，你为什么要隐瞒，你不坦白，不老实，欺骗了我们贫下中农，骗取了我的爱情，你滚吧！”我沮丧地望着她怒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寝室，她像躲避瘟疫似的“砰”的一声关上了寝室的门并上了闩。我远远地听到她在呜呜地啜泣。我不希望她作任何解释，我知道评功会上武成生的话就是她的答案。我也难以向她作出任何解释，呆立在门口，愁肠百结难以释怀。
腊月二十日我又用独轮车推着来时的东西和荗荣叔一同回家。在路上我一再叮嘱叔叔不要把我在修渠道时发生的事告诉父母，他答应了。我强装笑脸与父母欢欢喜喜地迎接新年的到来，其实心里在滴血啊！
说到这里，他哽咽着几乎声泪俱下。我也含泪低吟：“失恃、失学又失恋，自我伤心朋辈怜，化悲为力放眼量，日蚀过后艳阳天。”
“是的。”他继续说：
我把这些伤痛深深地埋在心里，与父母相依为命、发奋图强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我咬牙发誓没有同等文化的女孩我不娶，这苛刻的誓言拖到我38岁才结婚。因那时农村的高中生寥寥无几，女的更少，即使有也不会嫁给我。我只好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用汗水冲淡我青春的欲望，同时也振兴了我家的经济，翻新了几百年的陈旧房子。
六十年代由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到70年代小学生人数猛增，公办教师青黄不接。于是，农村涌现了大批的民办教师，像我们大队13个教师就有10个民办教师。1972年大队办初中又要增加民办教师，乡教育办主任三番五次上门要我当民办教师，我好意难却，只好答应了。教了一年后，原来一个地主出身的老女公办教师要退休了。这老教师一个人教两个单级校。她星期一至星期三要到离村校10里之遥的雾里生产队去教1—3年级的10个左右的学生，星期四至星期六又翻山越岭到离村校18里之遥的云里生产队去教1—3年级的15个左右的学生。星期日还要走20多里山路，赶到教育办不是开会就是办学习班。女老师一退休，成份好的青年公办老师都不愿意接替她的工作。于是村里决定要我去。我说：“我是教初中部的，那里是低年级学生，要让有经验的低年级教师去。”大队长说：“你教的初中班我们已经安排了老师，再说，地主婆退休了，地主子女不去，谁去呀？你去就去，不去拉倒！”“放屁！我是中农，不是地主！”话到嘴边，我又截住了，我怕背上骂干部的恶名，只好说：“拉倒就拉倒吧！”结果是我教的初中班让应届高中毕业生，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顶了，让一个高小毕业的民办教师接任了那个退休教师的教学工作，我复员务农。
七十年代农村家庭陆续买了收音机，这东西很容易出毛病，许多人家的收音机用得个巴月就聋的聋，哑的哑了。我凭着所学的基础知识买了几本电器修理书和工具修理收音机。我白天服从队长的安排，完成生产任务，晚上搞修理总是熬到深夜。有的人家等着急用，我只好通宵达旦。八十年代初，农村又陆续有了电视机，从黑白到彩电，从小型到大型。这玩艺儿也容易出毛病。我又干起了修理电视机的行当。1981年落实责任制，农村实行大包干。我家的几亩地由父亲作，我干脆在县城租了个门面，开了个电机修理店，徒弟带了一批又一批。我又购了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雇了个人打字复印。这两件事的生意兴隆，财源广进。1983年有许多青年要跟我学电脑，我又租了房子开办了一个电脑培训班。因业务需要我招聘了两个人员，一个当电器修理员，一个当电脑教员。这个电脑教员是本乡退休干部武成生的女叫武开秀，1982年上期毕业于南开大学电子系，下半年分到化机厂。她看到厂里人浮于事，主动辞职，愿到我这儿当教员。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没有女孩的千娇百媚，更谈不上小鸟依人，而是身材高，气宇高、脸庞大、眼睛大、腿长、手指长、发浓、眉浓，肤白、齿白、颊红、唇红，西装革履，剪得一个青年头，活像一个英俊的帅靓仔。她最怡人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能言的口才，说理抑扬顿挫、条理分明；谈经节奏有至、娓娓动听；聊天，风和日丽、海阔天空。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对学员要求严格，理论实践，融会贯通，令学员肃然起敬。她和我也经常无话不谈，有时谈得很投机。她工作几个月，了解了我的家庭和身世，洞察了我的德行。一天晚上她悄悄地来到我房里，低着头，开门见山，冒出一句：“我想……嫁给你。”我噗哧一笑：“你是和我开玩笑吧！”她抬起头，一本正经地说：“我早就暗恋你，我……是认真的，我考虑了很久。”我婉言相劝：“我比你大18岁，继母又是地主，你同意，你父亲是不会同意的。”她毫不犹豫地说：“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至于你继母的成份问题，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父亲其实是个‘打倒邓小平’也举手，‘拥护邓小平’也举手的人。”我和他通了电话，他说：“我的婚姻由我作主，他不加任何干涉。”最后她下倒身符提出了“非你不嫁”。我说：“我有什么直得你爱？”她果断地说：“聪明能干，诚实厚道。”这八个字音传到我的耳朵，甜到我的心坎。我也觉得与她有共同的语言，志同道合，能与这样的好姑娘结成伉俪，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天赐良缘”的含义。于是我欣喜地答应了她，1984年春，我们结了婚。
洞房花烛之夜，我陶醉在无限幸福之中，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说：“我不是在做梦吧。”开秀温声地说：“不是，这是现实。”她两手捧着我的脸蛋尽情地轻拭着我的眼泪，用嘴亲吻着我的腮唇。顿时，我觉得她像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偎依在她宽大的胸怀，贪婪地抚弄着她丰腴而有弹性的双乳。她温顺得像一只小羊羔。我俩拥抱着，齐心协力在那膏腴的沃土里耕耘播雨。本年腊月她就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胖小子，更乐坏了我们两家人及亲朋戚友。
由于我们夫妇俩志同道合，教学得法，经营有方，又走在改革开放前列。到九十年代初，存了一批钱，于是我在开发区购了一块地基，建起了一幢四栋三空、五层的楼房，一楼有三个门面，一个电机修理店，一个打字复印店，一个电器经销店。二楼两间电脑教学室，两间办公室、一间小副食店。三楼是四室、一厅的套间，我们全家住在三楼，四五楼和三楼一样，给学员做寝室。我又把岳父（岳母已故）接来经营二楼的副食店。这样既方便了学员又让他生活过得充实。九十年代外出打工文员的要电脑证，教师、干部要电脑证，于是我又招聘了一名营业员和电脑教员。现在生意火红，我家的电器销售量在全县第一，得益于能保修五年；学员满贯，得益于教学有方，于是我又将农村老家的房子拆了，重建了一幢别墅式的新房，让耄耋之年的双亲安度晚年。于是——
“于是就有了你开头说的豪言壮语，是吧？”我打断了他的话，调侃地说。于是他开心地笑了，笑得那么怡然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