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咖啡色的日记 第三部（上）
1
“叮叮叮……”铃声急骤地响起，将一个中年男人从酣睡中惊醒。这个男人几小时前还在火车上，由于没有买到卧铺票，他坐了两天硬板凳，困得要命，一上床就睡得跟死猪一般。他艰难地睁开酸痛的眼睛，朝闹钟瞥了一眼，闹钟静静地指着11点。这就是说，吵醒他的不是闹钟而是桌上那部电话机。于是他觉得倒霉透了。
这个倒霉的、懊丧的、疲惫不堪的男人就是我。
电话还在不停地响。我摸到桌边抓起话筒，睡意朦胧地喂了一声。
听筒里无人答腔。但是听得到轻微的电流声，说明电话是通的。
恶作剧！我想。正要掷下电话，听筒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请问是舒雁先生吗？”
我很不情愿地嗯了一声。
“舒先生你好！刚出差回来就打扰你，实在不好意思得很呀，希望舒先生不要介意啦。”
对方的普通话略带广东口音，不是时下流行的仿港台腔，是林正礼那种咬文嚼字斯斯文文的腔调。于是我也恢复了礼貌：
“请问你是哪位？”
“我姓欧，你就叫我欧小姐吧。”
“欧小姐你好。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好事啦——舒先生，我们公司想跟你进行一次合作。”
“合作”二字立时使我睡意全消。这个电话一定是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打来的——除了他们，还有谁会来找我们设计院“合作”呢？
“您说的是项目合作吗？”我急不可耐地问道。
“当然是啦……”
“您能不能说说是哪种项目？”我心想上帝保佑，这个项目可千万别是我们业务范围以外的。
“其实就是舒先生你们一直在研究的事情啦。我这么一说，舒先生想必就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完全明白……”我赶紧回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水泥厂设计。今晚真是天上掉馅饼啦！
“不知舒先生意下如何，有没有兴趣啦？”欧小姐还是慢悠悠的，把“啦”拖得很长。
“有兴趣有兴趣，当然有兴趣！欧小姐，谢谢，谢谢你啦——”我受了传染似的也把“啦”拖得很长，欧小姐在电话那头开心地笑了。
“欧小姐，那，我们双方见面谈一谈好吗？”
“好啊！不过，为了在见面的时候能把这件事情搞定，我需要先和舒先生把合作的条件谈好，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打搅舒先生的原因啦。”
我心想这位欧小姐大概没有和设计院洽谈过业务，不然她不会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然而顾客是上帝，再无知再幼稚也是上帝，所以我把语调放得十分委婉：
“欧小姐，合作的条件不是在电话里几句话就能谈清楚的，能不能麻烦您明天到我们设计院来一趟？”
欧小姐又笑了：“到你们设计院干什么？我又不是跟你们设计院合作。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对不对？”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原来这个深夜电话根本不是什么馅饼，而是想拉我背着设计院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再说，我们之间的条件有什么谈不清楚的？不就是个价钱吗？这个你放心，几句话就可以搞定。舒先生，我的意思你懂吗？”
废话！你的意思舒先生当然懂！舒先生虽没吃过猪肉，但是见过猪跑。这年头设计院里搞此类勾当的大有人在，各种挣外快的花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最普遍的一种是在设计中为设备制造厂推销产品吃回扣；另一种是打着设计院的旗号在外面承揽项目干私活；最恶劣的则连私活都不干，干脆直接把院里的设计图纸偷偷拿出去，卖给一些想建水泥厂又舍不得出设计费的人。那些“买家”拿到图纸连工程地质条件都不复核就施工厂房基础，天晓得会造成什么后果……
“怎么样？舒先生，给你的图开个价吧！”
果然是来买图！他妈的，把我当什么人了？
“欧小姐，你说的这件事情我干不了。”
“哎呀，舒先生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你只要把图给我就行了，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就各走东西，互不相干，对你说来，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什么干得了干不了的？你手里的图不是现成的吗？举手之劳嘛……”
她说得不错，我手里的确有不少图纸。我是副总工程师，又兼着几个项目的设总，这些项目从工艺到土建水暖电各专业的施工图在我办公室里都存有一套。然而这种“举手之劳”实在太恶心了。
“图倒是现成的，就在我的办公室，但是这图我不能卖……”
“哎呀舒先生，我再说一遍，你只要把你办公室的图交给我就没事了，后面的事情都是我来办。”
我气得对着话筒冷笑：“看来你是打算拿到我的图就直接破土开挖啰？”
“舒先生你说得很专业嘛。反正后面的事情你完全不必担心，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再来找你麻烦的。好啦好啦，开个价吧，痛快点！”
“欧小姐，”我冷冷地说，“你找错人了！”
“找错人了？”她好像吃了一惊，“你，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叫唐亚辉？”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又是唐亚辉搞的名堂！这家伙下海以后总是笑我“捧着金饭碗当叫花子”，不时给我介绍一些不伦不类的“发财机会”，说是要帮助我“脱贫”，近两年才消停下来，想不到现在又故态复萌了。
“是唐亚辉介绍你来的？”
听得出电话那头松了一口气。“舒先生，你就不要再跟我卖关子啦。唐亚辉对我说得很清楚，你虽然有图，却没有钱，无法实现经济效益，所以你一直在寻求资金……”
唐亚辉简直是放屁！我愤愤地想。
“而我这边呢，”欧小姐继续喋喋不休，“资金是不缺的，缺的就是你的图。所以这次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特别是对你有好处。价钱嘛，保证让你满意……”
我决定不再跟她浪费时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说的事情我没兴趣。对不起，我挂了。”
“别挂！”她叫了一声，“舒先生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要是还有什么条件你就明说嘛！”
哟嗬！她还没完没了啦！胡搅蛮缠也不是这么个缠法么！这女人怎么这样不知趣？
“明说就是我决不会把图卖给你！”
“是吗？”她居然变得阴阳怪气了，“舒先生，我提醒你可要想清楚……”
舒先生终于大动肝火：“我用不着你提醒！我清楚得很！卖图的事情我不可能答应！永远不可能！”
啪！电话被舒先生重重扣下了。
2
第二天早晨，穿过院子朝办公楼走去的时候，我已将昨晚的不快忘得精光。满院子都是上班的同事，其中也夹杂着几张生面孔，那是住在招待所的客人。客人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一种是建设单位的代表，一种是制造厂的推销人员。前者是我们的上帝，走路的姿势透着一股子庄严和倨傲；后者则以我们为上帝，见人就笑着打招呼，整天拎个手提包在各个设计室乱窜，到处劝说人们选用他的机械设备、电器仪表、耐火材料、管件阀门……同时悄悄许诺着诱人的回扣。
站在办公室门前掏钥匙的时候，走廊端头飘来一个清脆的声音：“舒总，给你文件！”回头一看，院办公室的秘书苗玲拿着一份文件袅娜而来。我一只手插钥匙开门，另一只手把文件接过来看。是个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的通知，会议地点在神泉县招待所。陆院长在文件上头批了一行字：“请舒总代表我院参会。”
“舒总，你哪天出发？要不要我们院办派车？”苗玲说着顺手推开房门，随即发出一声惊叫：“啊——！”
我朝门里看了一眼，顿时傻眼了。地面、窗台、桌子、椅背上面，到处都是散乱的蓝图、文件、摊开的书刊、撕破的图纸袋。所有的抽屉都被拉了出来，倒扣在地上，五颜六色的铅笔、圆珠笔、图钉、回形针滚满一地……简直就是一个仓皇败退的国军司令部。
“哎呀！昨天我往你办公室送期刊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嘛。这是谁干的？”
我当然明白是谁干的。这个欧小姐怎么如此不择手段？不就是想搞点图纸弄点钱么，犯得着这么丧心病狂吗！这年头有些人为个“钱”字简直都精神变态了！
不过这些想法我没有说出来，我知道一说就把唐亚辉牵扯上了。
“肯定是夜里来小偷了……”苗玲继续大声嚷嚷。走廊上很快聚集起一小群围观的同事，一边探头张望，一边发表着很有中国特色的议论，中心意思是说保卫科是吃干饭的，院领导设置这种部门是吃饱了撑的。据说老外的脾气是敢骂总统不敢骂老板，咱中国老百姓的特色与他们正好相反。大伙儿说着说着突然没了声音，原来苗玲把保卫科的单科长领来了。
单科长在我的办公室里挥舞着双手，神情十分激动：“看看，看看！出事了吧？出事了吧？锁给撬了吧？东西丢了吧？他还说保卫工作不重要！他还说保卫工作不重要！……”
我和苗玲都明白单科长说的“他”是指陆院长。对于保卫科的设置，单科长比群众的牢骚还大，原因在于院里其他职能部门都是处级，唯有他这个部门叫做“科”，所以一有机会，谁都拦不住他借题发挥向全世界叫板。
踩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走了若干个来回，单科长终于告一段落，开始检查门锁：“咦，一点撬的痕迹都没有嘛，他是怎么进来的？舒总，房门钥匙你给过别人没有？”
“没有。”
“不过我们院办有一把。”苗玲说，“所有院长总工的办公室我们院办都留有一把钥匙，以便他们出差期间进去取个文件公函什么的。”
“你们把钥匙给过什么人没有？”单科长向她拧起眉头。
“没有。”苗玲的脸微微一红，“舒总的东西一般是我来送取，所以这个办公室的钥匙一直在我身上，你看，就在这儿。”
“这样吧，”单科长把手一挥，“舒总，你赶快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我们科里马上向派出所报案。我亲自去报案。亲自去！”
其实他也只能“亲自去”，因为他那个“科里”只有他一个成员。
单科长走后，我谢绝了苗玲的帮助，关上门独自将所有东西清点了一遍。似乎什么都没丢，最奇怪的是图纸一张也不少。每套图纸都有详细的图纸目录，我是对照目录一一检查的，可以肯定全部完整无缺，只不过被踩了一些脚印（主要是单科长的）。想了一下我明白了：买图的人想要建的只可能是小水泥厂，而我这里都是大型项目的图纸，不符合她的需要。不过这女人着实有些变态，连我放在书柜最深处的几十个旧笔记本都不放过，统统扔了出来，还故意一本一本翻开扣在地上。我的笔记本跟她有什么关系？我这些笔记本记的都是历年收集的技术数据，只有两本例外。当我发现这例外的两本也都健在时，不禁万分庆幸地舒了一口气。
这两本笔记都是因方丽华而写的。第一本她看过，还曾说要在以后回忆童年的时候与我一起再来看它。第二本没机会给她看，因为直到我写了满满一本，带着它毕业离校，她仍未从上海回到北京。毕业分配的情况正如方丽华所料，部属的嘉平建材设计院果然有不少名额，我轻而易举地分配来了。同来的还有本校的一批同学，包括卓娅芳，以及我们班的杨永远和刘文倩。唐亚辉也如愿以偿地回了嘉平，分配在地质队。那时他几乎天天都到我们这儿来，借口是地质队与我们院业务联系密切，其实是为了卓娅芳。
设计院的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我则骑着自行车在街头终日游荡，一心幻想方丽华也会分配到这个设计院来，因为她说过这个单位很理想。嘉平的很多地方都勾起我的无限缱绻。骑到火车站，我想起她曾叫我到这儿来接她；骑到图书馆，我想起她说过要一起到这儿来办借书证。我四处打听哪里有擀面棍卖，最后在东门大桥买了一根，心想她见了也许会高兴……
方丽华那一届是68年夏天分配的，然而我们院那年没有要大学生。方丽华的去向，是卓娅芳从她的同班同学那里帮我问到的：她和赵军都分配到西北某个边远的省份去了，到了那里又由省机械局二次分配到下面的基层单位，至于具体到了哪个单位，那个同学也不知道。
我向那个省机械局写过许多信，全都石沉大海。两年以后，卓娅芳终于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那时她与唐亚辉已经结婚，在出差途中碰到一位在那个省工作的同学，听他说方丽华是在一个叫六间房机械厂的小厂，已经和赵军结婚了。那天夜里我通宵都在给方丽华写信，写好后撕掉，然后再写，再撕……最后寄出的信是写给她和赵军两个人的。然而这封信却被退了回来，不知什么人在信封上批了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查无此人”。
于是办公室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点。几乎每个晚间我都在这里度过，久而久之，竟有了“工作狂”的名声。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八年，33岁的时候，我和姚娟结婚了。
姚娟比我小几岁，在五金公司上班，秀气，勤快，能干，节俭，细心，沉静，酷爱整洁，一丝不苟……几乎具有作为妻子的所有优点。我的家庭被多数同事认为和谐，因为他们很少听到我们吵架。姚娟的确不爱吵架，她喜欢赌气不说话。赌气的原因无穷无尽，归根结底是对我的失望。她说，人家告诉我你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怎么会是你这个样子呢？后来才弄清楚：她有个同事的丈夫，工程师，上海人，戴副眼镜，文质彬彬，将老婆伺候得无微不至，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最重要的是一身好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下象棋不看小说只看报纸并且只在上班时间看——姚娟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是这样的。我处处不及该形象之万一，姚娟便三天两头不跟我说话。如此过了三年，情况突起变化。起因是我们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以后，确认原因在姚娟。从此她像闯了什么祸似的，成天低眉顺眼，无论我说多少次“这不是你的错”也没用。这时她不再跟我赌气不说话了，然而我们却已经无话可说。于是家庭更加清静。
本来是会这样过一辈子的，不料又发生了一件事：她有个伯父在马来西亚开龙眼包子专卖店，生意兴旺却无后嗣，想接她过去作继承人。姚娟闻讯欣喜若狂，我却对她说我不可能到吉隆坡去学做龙眼包子。于是，在拿到护照和签证以后，姚娟与我办了离婚手续，我又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单身汉。
3
单科长和两位警察是下午来的。看到办公室已经恢复原貌，单科长举起双手绝望地叫起来：哎呀舒总，你怎么把现场破坏了？我临走再三嘱咐你一定要保护现场嘛，现在怎么办？叫米警官麦警官他们怎么破案？
米麦二位警官倒很平静，只问我丢了什么东西。听说什么也没丢，那位年轻的麦警官马上扭头问单科长怎么搞的，没丢东西你报什么警？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案要案等着我们去办？你知不知道……
最后一个“知不知道”被年龄较大的米警官摆摆手挡住了。米警官背着手屋里屋外到处查看一圈，还趴在窗台朝楼下望了望，然后问我今天早晨来的时候房门是不是锁着的，是不是用钥匙打开的，屋里这些书橱文件柜原来是不是都是锁上的？我对这三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又问单科长，昨天夜里发现什么异常的动静没有？单科长连连摇头。米警官就说，老单是不是你们内部什么人跟这位同志（说到这里朝我扬扬下巴）有意见，故意跟他捣乱？单科长尴尬地摸摸后脑勺，忽然一拍大腿：舒总，你是不是谈对象谈出矛盾来了？我没防到他会来这么一下子，不由得耳朵发热说不出话来。麦警官忍不住扑哧一声，米警官却仍是一脸严肃：老单，以后找我们报案最好先把情况搞清楚嘛。说着瞟我一眼，不无谴责的成分。单科长立马向我投来埋怨的目光，借以表明谎报案情的是我而不是他。
晚上我照例来到办公室。出差期间积压了一些事情需要处理。正搞得起劲，电话响了。拿起一听，是陆院长沙哑的声音：“舒雁，这么晚还在加班呀？”
“你不是也没睡吗？”
“本来想睡的，想起一件事就睡不着了。神泉县那个项目评审会不是你去参加吗？哪天走？”
“会议的报到时间是明天，我晚饭后出发。”
“神泉这个项目就在咱们家门口，是我们嘉平院的地盘嘛，我本来还指望靠这个大项目解决今年的吃饭问题呢，没想到硬是让华北院抢过去了。他们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兄弟单位哪有这么搞的？”
“市场竞争嘛……”
“我说呀，这次去了你不要客气，把他们报告里头的毛病都给我挑出来，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他们的报告彻底推翻。”
“这怕不那么容易吧……”
“你尽力而为吧，反正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要是能把这个项目搅黄了就更好！宁愿大家干不成，也不能让华北院夺了咱们的地盘，要不我们院以后就别想吃饭了……”
陆院长沉重地叹息着把电话挂了。老头子的辛苦是全院有目共睹的。大家也都知道他这都是托了印国祥的福。印国祥的未婚妻比我早几年分配到这个院，印国祥与她结婚后，一直没能实现将她调到北京的计划，最后自己反而从北京调过来了。关于印国祥这次调动，无所不知的杨永远发布了一些小道消息，说主要原因还不是他们夫妻分居的问题不好解决，而是印国祥的死对头老王在学校掌了权，很有章法地给他穿小鞋，印国祥眼看苦海无边，才决定到设计院来另谋发展。杨永远的小道消息和以前一样不可考证，但印国祥到了我们院大有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他来院时革命大批判烈火正熊，而他口诛笔伐样样都是老把式，于是“印克思”的雅号不胫而走，他也就被迅速提拔为宣传处长。从此他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路批将下去，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完右倾翻案风又批四人帮，批完四人帮以后就没批的了。连他妻子都说这下你该失业了吧，早听我的话，老老实实搞专业，也不至于这样嘛。然而事实证明妻子乃是妇人之见——院领导班子换届考查时，印国祥作为“四化”干部被部里的工作组看中了。工作组看中他也很符合逻辑：在所有中层政工干部中间，他是唯一45岁以下且有大学文凭的，符合“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化；而在所有45岁以下且有大学文凭的中层技术干部中间，他又是党龄最长的，因而最“革命化”。工作组的本意是让他当党委副书记，但是印国祥不干。时代变了，印国祥不想再当什么克思，他要当开拓进取叱咤风云的新型企业家。他坚决要求出任主管市场经营的副院长，其理由也很富于逻辑性：他当过宣传处长，宣传就是公关，公关就是市场经营，所以他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如此一来二去，印处长最终成了印院长。
印院长果然表现出卓越的公关才能，与搞大批判的印处长判若两人。首先是酒量超凡，一个人能把一桌子客户灌得四脚朝天。另一本领是擅长讲黄段子，一张嘴就把客户笑得东歪西倒。最难得的是他的创造精神，很有创意地发明了许多新鲜段子，例如将“我们设计院”断开，说成“我们设——妓院”；将“可行性研究”的前两个字省去，说成“性研究”；对于我们在工程现场进行技术摄像，他说是“提供色相服务”；谈到项目总设计师的时候，他首先说明简称“设总”，然后加以解释：“颜色的色，种子的种。”客户没料到熟悉的“设总”倏然成了“色种”，想不笑也不行。于是纷纷称他“黄院长”，“印克思”的雅号从此失传。每当我在办公楼看见印国祥昂首挺胸豪迈而过，都会想起诸如“社会转型期”、“时代主旋律”之类的名词。
可惜客户们醉过笑过叫过“黄院长”以后，却不肯与他签合同，因为印国祥的专业知识早已忘光，又没搞过工程设计，一谈到技术问题就“开黄腔”（这也是人家叫他“黄院长”的原因之一），自然无法赢得客户的信任。这一来就苦了陆院长。老头子只好亲自督着经营处长上窜下跳开拓市场争抢项目。好在经营处长是我的校友左爽之，比较干练也比较懂行，给“黄院长”补了不少台。
4
看到华北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之前，我认为陆院长交付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可行性研究这个东西，和许多舶来品一样，一进国门就变了味，早已被我们这些设计院搞成了“可批性研究”。不管什么项目，研究的结论统统是一句套话：本项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是完全可行的——句型酷似文革期间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这些年大大小小的评审会论证会经历了不少，从没见过哪个报告被推翻。何况神泉县这个项目，客观地说也是没有问题的：新近发现的神泉山石灰石矿区资源条件非常理想，嘉平市周围又没有大水泥厂，产品的市场前景更是一片大好。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好项目怎么可能“搅黄”呢？华北院又不是吃干饭的。报告里这样那样的小差错当然是免不了的，会上讨论时倒是可以挑两条指出来，不过也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张牙舞爪搞什么“下马威”——毕竟是技术讨论嘛，起码的科学态度还是要讲的。再说我们自己搞的报告里头，差错也不见得比人家少。
不料陆院长的心愿居然得到了圆满实现，这首先应该归功于省建设银行的那位女处长。
华北院的报告我是在会场上才拿到的。我一边听华北院的设总作介绍一边翻阅，看到“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时很觉意外：投资怎么这样高？再看下去明白了原因，不禁为华北院深感惋惜，随即又生出一个新的疑问：这么大的投资额，项目的经济效益按理说应该很差，然而报告中的财务内部收益率却并不低。是不是计算错了？仔细看下去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为了维持项目的“可批性”，对所有原料、燃料和产品的价格都作了超大幅度的“技术处理”。数字游戏搞得如此出格，怕是很难遮掩过去了。
下午讨论的时候，县经委的一个科长果然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技术方面本人是外行，不过我们这里的价格情况我可是一清二楚，你们列出的煤和外购原料价格还不到现价的一半，这么便宜的东西叫我们上哪儿去买？跟着他两眼一闭摇头晃脑背出一连串当地价格数字，县工业局的吉局长使劲朝他使眼色，可惜他根本看不见。这时一个市建委的人把话头接了过去：这水泥价格也不对头嘛，你们的出厂价怎么比我们嘉平地区的市场价还高出一大截？华北院搞技术经济的老工程师口齿不清地解释说我们这是预测价格，话没说完就被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打断了：预测价格也不能这么离谱啊！她旁边一个白白胖胖的年轻人马上介绍说这是我们省建行信贷处的房处长（我这才明白神泉县的县长局长们为什么从早晨开始一直对她摆出很不一般的笑脸）。口齿不清的老工程师又嗫嚅了一阵，谁都没听清楚。房处长不耐烦了，把本子啪地一合：“行了行了你不用解释了，你们的价格、成本、销售收入、投资收益率都是假的！来以前我们已经测算过了，建设投资这么大，根本不可能盈利！这个项目我们不能考虑贷款，否则必然又是一笔呆帐坏帐！”
这话一出口，神泉县一干官员的笑容立刻凝固。主持会议的省建材局廖处长向那位设总皱起眉头：你们的投资怎么比同类项目高这么多，到底什么原因？
设总东拉西扯说了半天，满脸的无奈很值得同情。他当然清楚原因何在，然而这是个颠覆性的问题，一说出来整个报告都站不住脚了，所以他只能极力回避。房处长听到一半就起身告辞，说是行里还有事情，今天无论如何要赶回嘉平。廖处长吉局长等人挽留无效，只好把她和白胖青年恭送出去。他们刚出门，县经委那个科长就摘下帽子往茶几上一扔：银行都走了，这个会还有啥开头？
全场哑然。
领导们回来时都是一副头疼的表情。廖处长紧皱眉头听完设总艰难的答辩以后，环顾一周，点名问我对这个问题什么看法。我说这个问题，嗯，主要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厂址离矿山太远，中间又隔着数道高山深沟，矿石运输系统距离太长也太复杂，所以与同类项目相比，投资要大一些，矿石运输费用也高一些，导致经营成本也相应增加。廖处长听了点头沉思，县里的官员却激动起来，纷纷指责华北院厂址选得太不合理，有人甚至说到“设计单位水平问题”，搞得那位设总面红耳赤。为了公平起见，我赶紧澄清我的意思：厂址不理想并不等于厂址选择不当，我对神泉山一带地形不熟悉，不知道靠近矿山的地方客观上有没有更好的厂址，要是没有的话，就不是设计单位的问题了。
华北院那个搞总图的小伙子早已是满脸悻悻的神色，听我这么一说，立马操起一口京片子展开反击：哎你们这是说谁呢你们？这事能怨我们吗这事儿？今儿这个厂址本来就是你们县里推荐的，说是靠近现有的县水泥厂，便于今后管理什么的，这话是不是你们说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地儿离矿山太远，可神泉山那边地形忒差，压根儿瞅不见一块像样的平地儿。要是在靠近矿山的地方建厂，土石方量忒大，没准还不如这边呢，不信咱就试试！再说我们上次来在你们这儿没呆几天，也不可能把山里的旮旮旯旯到处都走遍喽，当然只能听你们县里的意见。总之今儿这事不是我们的问题……
廖处长叹口气，说不管是谁的问题吧，反正目前这个厂址距矿山太远，导致投资太高是个很大的问题。不要说银行不敢贷款，我们也不敢批嘛。选不到更好的厂址，投资就降不下来，这个项目看来只好以后再说了……
神泉县的大项目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