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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咖啡色的日记(第二部 16-18)

  16

  卓娅芳的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不久之后,我终于明白了。

  那时我与方丽华早已和好如初,甚至比“如初”还要好。我仍然在图书馆上晚自习,不过铃声一响就往实验楼跑。方丽华每天都在那里等我,这个时候阶梯教室里的其他人都已走光,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地聊一会儿。但是也只有一会儿。方丽华总是说,咱们不能回去得太晚,我们寝室那个团支书蒲金凤可不像卓娅芳那么厚道,成天盯着抓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可不想给她提供批判的机会。

  有天晚上,快离开阶梯教室的时候,方丽华没头没脑地问我:“那次划船,你跟卓娅芳也坐在一起,是吧?”

  “哪次划船?”我感到莫名其妙。

  “就是昨天晚上你说的那次。”

  我想了一下,才想起昨天晚上我跟她聊过我中学时期的一次划船比赛活动。

  “想不起来了。”我说,“我和她可能不在一条船吧……”

  “不对,你们就是一条船。”她说得很肯定。

  “你怎么知道?”

  “我以前听卓娅芳说过你们这次活动。她可不像你这么糊涂,对从前的事记得很清楚。”

  我觉得有点被动:“反正在我印象中,我们在一起只划过一次船,就是颐和园那次,那次也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好啦好啦,不用解释啦,卓娅芳都给我说过了。再说,我也没说你们划船有什么不对呀……”

  她越这么说,我越是觉得她对我们那次划船其实是很在意的。随后她仰脸看着日光灯管,又说:“按说,卓娅芳从来是个挺稳重的人……”

  这个“按说”使我有些不解:难道卓娅芳有什么地方不稳重了?随后我猛然想起一个早已忘记的细节——那天划船时卓娅芳曾靠在我身上,顿时明白了一切。于是感到有些不妙。

  “反正那天我们是三个人去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给唐亚辉帮忙。可是,按说唐亚辉与你都是卓娅芳的同学,他为什么非要通过你给卓娅芳转话呢?”

  这第二个“按说”使我感到更加不妙,一时答不上来。她笑着说:“是不是因为你们从初中开始就是同桌,就坐在一起,就被大家叫做卓娅与舒拉?”

  哟嗬!她怎么连这个都知道?看来她的误会还不是在颐和园倏然一下冒出来的,而是在以前听卓娅芳说起那些“记得很清楚”的旧事时,就埋下根了。我觉得问题比我想象的严重,很认真地解释说:“其实情况是这样的:那时候大家确实一直叫她卓娅,可是很少叫我舒拉。”

  她见我着急的样子,似乎挺高兴,把头一偏:“那叫你什么?”

  “叫我舒娃。”

  “舒娃?怎么像个女孩名字?”

  “这是嘉平的方言——只要是小孩,不分男女都叫‘娃’。”我继续耐心解释,“我们那个地方,姓李的小孩叫‘李娃’,姓张的小孩叫‘张娃’……”

  方丽华笑着接过去说:“要是他在家里是老二,就叫‘张二娃’。”最后三个字是学着嘉平口音说出来的,只有几分像,因而特别好听。于是我知道所有的不妙都已是过去时了。

  “你们嘉平话真有意思!我以后就管你叫舒娃!”

  “那我叫你什么呢?叫你方娃,好不好?”

  “不好不好,难听死了。我的小名很大气,像个男孩,叫健健。”

  “健健?”我觉得有点耳熟。

  “这名字是我爸爸起的,希望我健健康康的意思,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

  这时我突然冒出一句话,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句话使一个重大的事件拉开了序幕。我说:“是不是贫血?”

  她的眼睛倏地睁大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被她问得一愣。是呀,我怎么会知道她小时候贫血?我在心里问自己。更准确地说,我怎么会一听到“健健”,就与“贫血”这个概念联系起来?这个问题还没想清楚,第三个概念紧接着又冒出来了。我怔怔忡忡地说:

  “你母亲是不是叫瓶梅?”

  方丽华更惊诧了:“我好像没有对你说过我妈的名字呀!”

  “是没说过……”话没说完,脑子里就闪出一句话,把这三个概念连接起来。于是我笑了:“是这么回事——以前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写给你看。”我拿过她的笔记本,边写边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毛病,脑子里经常会无意识地冒出一些很久以前留下的印象,都是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这种情况我也有。”她边说边拿过笔记本,把我写的东西读了一遍:“瓶梅笑曰健健已不贫血。”然后惊疑地看着我,“怪了!我母亲叫沈瓶梅,就是这两个字,一点不差……哎,不对!这句话并没有说‘瓶梅’和‘健健’是一家人呀!”

  “可是我确实有这个印象,而且很肯定,大概是从上下文里面得出来的……”我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脑海里果然浮现出一些字句,正是这句话的上文,便将它们写在这句话前面,组成了这么一段:

  “昨夜风急雨骤,梦中又见瓶梅与健健,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阖家团聚,天伦之乐,无不欢颜,瓶梅笑曰健健已不贫血。”

  方丽华歪着头看着我写完以后,狐疑地问:“这些文字你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

  “好像不是书……这些文字好像是用钢笔写的……”

  “那……会不会是一封信?”

  “也许是吧,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然后我发现方丽华神色有些异常,便问:“你怎么啦?”

  “我……”方丽华很不自然地笑着,“我怎么觉得这些话的口气有点像……有点像我父亲……我们家正好三口人,我和妈妈的名字,还有贫血,都对上了……但是,”她指着“孝弟”两个字,“这两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后面的话我还有印象……”

  方丽华叫我赶快写出来。我边回忆边写,在笔记本上增添了这么一行文字:

  “我闻之甚喜,伊丽莎白亦表欣然之状。”

  我觉得后面还有内容,正想接着写下去,方丽华却说:“伊丽莎白?看来这个家庭还有个外国人呀!算啦算啦,别往下写啦,跟我们家风马牛不相及。”然后自嘲地一笑:“我们家又不是联合国……”

  17

  星期一晚上,寒流随着强劲的北风袭来,校园中的行人纷纷缩着脖子一路狂奔。我刚奔到图书馆门前,意外地发现方丽华在等我。

  “舒雁,我有点事想跟你谈一下。”

  顶着大风交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因此我啥也没问,跟着她直奔实验楼那个阶梯教室。进去后发现里面已有戴眼镜的一男一女,坐在第一排靠边的地方,头碰着头正在窃窃私语,对我们的到来毫不理睬。

  我们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来,跟他们形成对角线的两端。方丽华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我写的那几行字,放在我面前。

  “舒雁,上星期六我把这个笔记本带回家,给我母亲看了。她一看就说,这些话一定是我父亲写的,时间就在我与母亲回到北京以后。那时父亲只身留在嘉平,你看到的这些话,可能就是他给母亲写的一封家信。”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置信。

  “难道你们家真的有个伊丽莎白?”

  “确实有过,只不过不是一个人,而是我父母在嘉平的时候,养的一条小哈巴狗。”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探究地看她一眼,但她满脸凝重,毫无笑意。

  “我妈说,那小狗挺逗人喜欢,一举一动有点贵妇人派头,我爸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我妈回北京时带上了这条狗,可是它在半路上掉进长江淹死了……”

  “既然淹死了,怎么可能有‘欣然之状’?”我禁不住笑起来。前排那两个情侣受了惊扰,两副眼镜一齐转过来,愠怒地向我们瞄准。

  “咱们出去谈吧。”方丽华说。于是我们来到走廊。长长的走廊里空寂无人,两侧都是大大小小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此时一概关门熄灯。我们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响。

  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方丽华看着窗外随风狂摇的树枝,很沉静地说:

  “舒雁,我是认真的。我父亲这些话,写的不是他的一个梦境吗?伊丽莎白淹死的事情,我妈没给我爸说,怕他因为这事连带着想到我们母女在路上多么危险,回到北京以后又是多么艰难。我爸有点多愁善感,妈对他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爸一直以为伊丽莎白还跟我们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梦境……”

  我不明白一个梦境有什么好分析的,正想开口插话,被她摆摆手制止了。

  “还有‘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这句话,我妈一看就明白了:说的是爸爸以前住的老宅子。那宅子的东厢房和西厢房各挂着一条横幅。西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忠信’两个字,东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孝弟’。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他们经常在东厢房一起看书,聊天,那条横幅下面摆着个茶几,所以他们也经常‘在孝弟之下饮茶’。其实我们回北京后住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爸爸心里想着的还是老宅子——他对那里印象太深了,所以日思夜梦……”她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声音里有了几分急切,“舒雁,你能不能回忆起来,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封信的?”

  “让我想想吧……”我闭上眼睛,极力想要接上那天被打断的思绪。然而脑子里一片混沌,只有一个念头比较清晰:她父亲一定已经不在人世,否则她直接问父亲就可以了,用不着叫我回忆。

  “别着急,一时想不起来,以后慢慢想也可以。”她温存地说,带着一种善解人意的体贴。我心里就柔柔地荡了一下。

  “方丽华,你好像有些难过……是不是因为你父亲已经去世……”

  “不是这样……”她凄然一笑,显得楚楚动人。

  “总之我希望你不要难过,好吗?”

  沉默片刻之后,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将辫子“整理”一下,轻声说:“舒雁,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这些事情,我在学校里没对其它人讲过,但是我今天决定告诉你……”

  就这样,在那个北风呼啸的冬夜,在那个半明半暗的走廊端头,这个心爱的姑娘突然向我敞开了心中的秘密,从而改变了我和她的人生轨迹。

  父亲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方丽华的,因为她与父亲在嘉平离别的时候,还不到两岁。

  父亲本想同她们母女一道回北京(那时候叫北平)的,但被嘉华大学一个要好的朋友挽留下来了。那朋友在父亲任教的历史系当系主任。抗战胜利后,许多教师纷纷从大后方返回家乡,系里很缺教师,所以那朋友再三挽留她父亲继续任教一段时间,帮他一个忙,父亲却不过情面,便答应了。于是,她和母亲在1946年春天先回到北京,当时一家人谁都没想到这次分离竟然成了永别。

  回北京以后,母亲在一家医院当医生,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一封父亲从嘉平寄来的长信。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到了1949年夏天却发生了变化:有时很长时间收不到父亲的信,有时却一下子收到好几封——都是前些日子陆续寄出的,在路上积压下来,攒在一起了。最后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竟然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起初母亲并没觉得奇怪:当时北京已经解放,嘉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战争时期邮路不正常,几个月收不到信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嘉平解放以后,父亲还是没有信来,她母亲写了几封信寄过去,都没见到回信,就着急了。于是母亲给嘉华大学校方写了一封信,询问父亲的情况,后来接到一封盖有公章的回函,简短而明确地通知说,她父亲方步岳已在嘉平解放之前到台湾去了。

  母亲震惊至极。她根本不相信丈夫会去台湾。丈夫与她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至深,何况他是那样疼爱女儿,怎么会抛妻别女远走他乡呢?她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她想向医院请假,去一趟嘉平,把事情问清楚,但是当时西南地区没有铁路,从北京到嘉平的路途非常难走,何况,只要把请假的原因说出来,必然会背上一条“不相信组织”的罪名。因此母亲只是不断向嘉华大学写信,希望能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情况,但得到的回复始终还是那两句话。最后那边大概是烦了,干脆把信退了回来。

  之后的几年,母女二人是在期待中度过的,她们期待着亲人的音信有一天会突然出现。但是年复一年,什么也没有等来。到了1957年夏天,母亲得到一个到嘉平开会的机会,就带着女儿去了嘉平。开会期间,嘉华大学正在放暑假,母亲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保卫处长,听到的还是以前那个说法,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母亲想找丈夫那位当过系主任的朋友,然而他已经去世,只留下一个侄子,也在嘉华大学任教,却在外地出差。母亲又设法打听她在抗战时期认识的其他熟人,但这些人全都早已不在嘉平,因此母亲这次嘉平之行一无所获。

  回来后,母亲彻底死心了,开始相信丈夫的确是在台湾。不过这件事并没有给女儿的心灵带来多大的阴影。女儿自幼听母亲讲过许多父亲的往事,从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印象:父亲是个正直爱国清高自傲的知识分子,一辈子除了教书没有干过也干不来别的事情,所以他去台湾一定是接受了那边某所学校的教职,决不是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她在高中时期的入团申请书中,对于父亲的情况,就是这样写的。

  女儿从小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直到高中毕业,她的入团申请也未被批准。对此,有些同学感到意外,她却并不气馁。她想自己的家庭毕竟有“海外关系”,组织上多考验一段时间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她离开中学时,仍是那样朝气蓬勃。她才只有16岁,未来的道路还长得很。

  使她性格发生突变的,是高考结束后,一名要好的女同学对她私下说的一番话。那女同学毕业前是校团委委员,为了她以后能够顺利解决入团问题,才对她指点迷津。那同学说,她的入团申请之所以通不过,是因为她前后几次写的入团申请书中,对父亲的问题都没有讲实话。根据组织上掌握的情况,她的父亲不是普通的大学教师,而是“特嫌”!

  方丽华这才明白,为什么班主任老师总是叫她好好想一想,父亲的问题还有什么没写清楚。那天回家以后,她第一次跟母亲大哭大闹,质问母亲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她。母亲先是莫名其妙,后来听女儿说丈夫是“特嫌”,竟然昏厥过去了。

  原来母亲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说法!

  母亲大病一场,水米不进,只是反复对她说,组织上一定是搞错了!你爸爸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你爸爸对那些横行霸道的特务从来深恶痛绝,你爸爸怎么会是“特嫌”呢?不可能的!我绝不相信……

  女儿说,组织上怎么会搞错呢?妈妈你和他有几年时间不在一起,也许对他的情况不了解。

  母亲递给她一把钥匙,叫她打开床下那个黑皮箱自己看。黑皮箱装得满满的,全是父亲从嘉平寄来的信。看完这些信以后,女儿知道了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也相信了母亲的判断。于是她安慰母亲说,也许是我那个同学把情况搞错了。

  然而不久之后,那个同学的说法却得到了证实。

  那时母亲病体初愈,重新上班了,但仍有气无力,少言寡语。方丽华高考以后在家无事,便常去医院伴着母亲。一天母亲在急诊室值班,开了一张输液的处方,当护士把输液瓶挂上病人床头时,她发现那护士竟然把药拿错了。这个发现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医疗事故,却引起了一场灾难性的吵闹。那护士是医院人事科长的爱人,出了名的泼辣和强横,被母亲批评了几句,面子下不来,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你神气什么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男人是个什么东西?你男人方步岳,跑到台湾当特务去了!你还有脸在这儿神气……”

  这次是方丽华当场昏过去了。

  既然学校和医院两方面都这么说,父亲的“特嫌”显然是确凿无疑了。母女二人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然而两天以后,这两颗死寂的心灵又燃起了希望的火星。

  那天方丽华接到了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便去告诉母亲。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个中年人从里面出来,擦肩而过时,那人忽然把她叫住了:

  “姑娘,你是方步岳先生的女儿吧?”

  方丽华点点头,那人又悄声说:“请你告诉沈大夫,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

  方丽华霎时一阵头晕目眩,清醒过来时,那人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刻泪流满面,因为这人说的话,不仅证实丈夫如她猜想的那样根本没去台湾,同时还印证了她隐藏心中不忍说出的一种预感:丈夫早已不在人世了,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一直不来找她们母女?方丽华赶快安慰母亲说:妈,你别这样伤心,我相信爸爸一定还活着,他没来找咱们必定有他的原因,只是咱们不知道罢了。但是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人一定知道,咱们找到这人再打听一下,就全清楚了。方丽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认为这人是母亲的同事,两天前值班室那场风波闹得全院皆知,不少医生护士看她的眼神都有一种怜悯的成分,她想这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母亲想不起这人是谁,她就把他的模样形容了一番:三十七八岁,平头,身材偏瘦,鼻子旁边长着一颗瘤子,黄豆那么大,说话像个知识分子,似乎还带点江浙口音。母亲还是想不起来,但也认为这人是医院里的某个同事,而且一定是位领导同志,掌握着连人事科长老婆都不知底细的真实情况,为了安慰自己,才好心地透露给了女儿。

  连续几天方丽华都去医院找这个人,然而到处都没见到那张面孔。最后母亲直接去找了党支部书记。母亲没说有人告诉了女儿什么话,她担心这样说可能会给那位好心人造成不便,所以她只是说,既然组织上知道我爱人没有去台湾,更不是特务,能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也好让我们心里踏实一些。党支部书记立刻严肃起来,质问她想干什么?你丈夫明明跑到台湾去了,你还要组织上告诉你什么“真实情况”?你想翻案是不是?想向党和人民倒打一耙,是不是?母亲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再说什么了。当天下午医院党委又把她叫去,正式告诉她:你丈夫方步岳就是一名“特嫌”分子。同时严正警告她必须老老实实端正态度,不许乱说乱动到处打听什么“真实情况”,任何翻案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母女二人这才明白,那个“江浙口音”不是医院里的人,同时也想起他使用的是“方先生”这个过时的称呼,看来的确不像是“组织上”的口气,而像是父亲解放以前的一个朋友。她们觉得这个朋友对父亲后来的情况一定很熟悉,包括父亲家里的近况,否则他怎么可能在时隔多年,母亲辗转调动过几次工作单位以后,还知道到这家医院来找“沈大夫”,并且知道已经长大了的方丽华就是“方先生”的女儿?

  因此,他们对这人说的话深信不疑。特别是方丽华,她亲眼见到那人说话时有一种吐露肺腑者特有的神态,使她强烈地感觉到他说的是真话。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吧,对于父亲的生死之谜,方丽华不像母亲那样悲观。她总是幻想有天早晨睁开眼睛,会看到父亲回家来了。她有时甚至想,她们母女的情况,说不定就是父亲告诉这个朋友的。于是,寻找这个人就成了方丽华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还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她没法写入团申请书了。倒不是怕不能得到批准,她认为写入团申请书本是表明一种态度和心愿,这是不应以能否批准为转移的。然而她知道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不仅必须把父亲写成“特嫌”,还要按此规格写出对父亲的批判和认识。如果她相信父亲真的是那种人,当然可以并且应该这样写。问题在于她不相信。她觉得这样去写,无异于昧着良心去肆意诬蔑父亲,要是父亲有一天真的回来了,她将如何面对?她还觉得这样写也是对组织说假话,但是真心话又不能说,否则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她只能选择沉默和回避。她决定:在父亲的“特嫌”问题弄清楚之前,宁愿承受由此产生的种种误解和压力,也不写入团申请书。

  三年的时间在隐秘的等待和寻找中过去了,父亲没有等来,那个“江浙口音”也渺无踪影。正当希望渐渐熄灭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她在学校门前的汽车站意外地看见了“江浙口音”!那天的乘车追赶一无所获,但是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她又偶然得知这人姓徐,曾经在嘉平露过面……

  18

  夜已经很深,远远近近的窗户都不再发亮。走廊端头的暖气片逐渐降温。呼啸的风声也平息下来。四周万籁俱寂,方丽华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听你说了刘思秀和黎明的故事以后,就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告诉你的。”然后她轻轻笑了一下,“可是你把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说‘老徐’形迹可疑,是吧?”

  “是的。如果他是个可疑的人,那么他对我说话的动机也就令人怀疑,这一切就太可怕了……”

  我心里疼了一下:“都怪我,都怪我,害得你虚惊一场……”

  “不过你的话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想到了一个人,因为我父亲那位当过系主任的朋友就姓徐,叫徐先达……”

  “他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可是他的侄子还在呀,他的侄子也应当姓徐,对不对?”

  “你认为‘老徐’就是他的侄子?”

  “我没有绝对把握。但是那天你一说起‘老徐’,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人。因为母亲有一次曾经说过,父亲以前的熟人中,现在只剩下徐先达的这个侄子了,除了他,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对我说那些话。这个人我母亲没有见过,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不过父亲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这个人。那天回寝室以后,我把这事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很可能就是他,除了姓徐这一点外,还有几个地方也能对上号:你第一次见到‘老徐’是在嘉平,而徐先达的侄子就在嘉华大学工作,我想这就是我在北京很难找到他的原因。从年龄上推算,徐先达的侄子和我见到的那个人是差不多的。另外,我母亲说过,徐先达是江苏人,一家人都说江苏话,我想他的侄子说话也会带点江浙口音。这些想法当然只是我的推测,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亮,我终于有一个可以为她出力的机会了!

  “对呀!只要我寒假回嘉平的时候,到嘉平大学去见见徐先达的侄子,就知道他是不是咱们说的那个‘老徐’了!这事就交给我吧,我完全可以办好!”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不过在告诉你之前,我必须先取得母亲的同意。可是那天晚上母亲在医院值班,这事就没说,然后我对你们发生了误会,就不想跟母亲再提这事了,因为这事是不能托付给外人的……”

  “现在呢?”我急于知道我现在还算不算“外人”,“现在你跟母亲说了没有?”

  “说了。咱们和好以后,我看了你在颐和园拍的照片,肯定了照片上的‘老徐’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就跟母亲说了我的打算。可是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同意。自从医院党委找她谈过话以后,母亲一直很害怕,不许我跟任何人说我在打听父亲的消息,她怕别人知道了,又会说我们想翻案……”

  她怕冷似的颤抖一下,不往下说了。我这才发现钢窗张开了一条缝,一股冷风从窗缝溜了进来。冷冽的空气不知道自己承载的话语有多么沉重,轻快地从我们身边擦过,钻到走廊深处去了。我把窗户关严以后,方丽华苦涩地笑了一下:“可我今天我还是跟你说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她对我的信任深到了何种程度,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便颤动起来。于是产生了一种热切的冲动:“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利用寒假去找找这个人,好吗?这毕竟是一个现成的机会……”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寒假以前无论如何要说服母亲,让她写封信交给你带去。如果徐先达的侄子就是‘老徐’,我父亲的情况就可以搞清楚了。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徐’,那么你还可以去找找那位黎明老师,向他打听一下‘老徐’是谁……”

  “其实不用等到寒假,现在我就给黎明写信问一下,不好吗?”

  “这事我也想过,但是母亲不同意,她说这种白纸黑字的东西,落到别人手里更容易引起麻烦。所以我想,先不要惊动你的老师,这件事情,牵扯的人越少越好……”

  “没关系的。我在信中只问那个跟他一起喝茶的‘老徐’是谁,不说我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就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要不这样吧,我写好以后给你看看,你认为可以,我再寄出去,好不好?”

  “好……吧。”方丽华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也许咱们早晚需要找你这位老师了解情况。自从前天晚上,听母亲说了你写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些话的。想来想去,总觉得跟‘老徐’有关系。可是你跟‘老徐’并不熟悉,你熟悉的是这位老师,你注意到‘老徐’,是在你因为一个古怪的笔记本而跟踪这位老师的时候……”

  啪!——我听见脑海里清脆地响了一声。“笔记本”三个字像子弹一样划破了混沌的迷雾,一些久远的东西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我想起来了!”我兴奋得声音发抖,“这些话就是那个笔记本里面的!”

  “是吗?”方丽华狐疑地说,“你不会记错吧?”

  “应该不会错。因为这段话前面还有一些话,我们就是看了前面这些话,才对那本日记发生兴趣的。”

  “什么话?”

  我把那番话背了出来:“教会的财产?他怎么想出来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教会的财产?”方丽华满眼困惑,“这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怎么会这样写……”

  “我认为这些话根本不是你父亲写的。你还记得吧,我以前说过:写这本日记的人就住在我家里。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你父亲,你父亲应该住在嘉华大学嘛,怎么会住在我家……”

  “别忙别忙!”方丽华打断了我的话,“你家在嘉平什么地方?”

  “反修北路11号。”

  “反修北路?这是现在才有的街名吧?以前的老名字叫什么?”

  “以前叫友好北路。”

  “那就不对了。”她马上说,“我父亲解放前确实不住在嘉华大学,而是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不过不是在友好北路,是饮马街,你知道这条街吗?”

  我说我不知道这条街,但是我知道嘉平有条饮马河,我想饮马街可能是在饮马河那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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