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第二天午饭时，在食堂里遇到小左，我便问他要《祖国颂》的底稿。小左愣了一下，说：“印书记要去了。”
“哪个印书记？”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你们的辅导员印国祥嘛。国庆节以后，老王调到机械系去了，印国祥不是就当了咱们系的团总支书记吗？”
“喔——，”我想起来了，继而又问：“他把《祖国颂》要去干什么？”
小左面有难色，看了看周围拥挤的人群，吞吞吐吐地说咱们出去说吧。两人端着搪瓷饭盆来到食堂外面，找了个相对清静的墙根，模仿河南人就餐的姿势蹲了下来。小左苦笑着说：“系学生会的工作现在归印书记管了。他一接手，就说我们的节目内容有问题……”
“他也没具体说，只是把底稿要去了，还叫我写检查……”
“小左！”我一激动，手里的饭盆顿时倾斜，豆腐熬白菜连汤带水溢出来，撒了我一脚背，“这个检查你不要写！《祖国颂》是我写的，有问题也应该由我负责，跟你没有关系嘛……我今天就去找印国祥说清楚！”
“别别别！”小左手中的馒头一阵乱摇，“他根本不知道《祖国颂》是你写的，你何必自找麻烦，非要替我来写这个检查呢……”
“我倒不是想要替你写检查。”我说，“我还不知道《祖国颂》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检查怎么写？”
“就是嘛！”小左满脸委屈，“我也挺纳闷的。按理说，既然老王看了我们的节目都说很好，《祖国颂》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嘛……”
午饭以后我立刻去找印国祥。路上将《祖国颂》逐字逐句回忆了一遍，实在想不出哪句话有问题，于是百思不解。直到一年以后，学校里的政工干部在文革中分成几派，不遗余力地互相大揭老底，我们才明白了此事的个中奥妙。
奥妙就在于老王说的那句“很好”。
原来印国祥与老王一直面和心不和，只因老王是团总支书记，比他高半头，他不得不忍让三分。可是老王并不领情，临调走时还对人说印克思咋咋呼呼没水平，使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他接任团总支书记后的当务之急，便是从前任的工作中找点问题出来，以证明自己的有水平，以及老王的没水平！他想起老王曾经当众说过《祖国颂》“很好”，便将底稿要了去，并且迫不及待地叫小左写检查，以便将那“问题”板上钉钉。至于检查什么问题，由于他对《祖国颂》的内容毫无印象，自然无法当场明示。不过他知道，诗歌这类东西具有极大的“可分析性”，怎么分析都可以——既可以说它没有问题，也可以说它大有问题，因为问题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肯去挤，总是会有的。而当我走进他住的房间时，他已从海绵里挤出了水，胸中正激荡着复仇的快感，以及大张挞伐的豪情。
我还是按老习惯叫他老印。我说：“老印，听说你因为《祖国颂》的事情叫左爽之写检查，是吗？”
“是啊，怎么啦？”印国祥眼里闪过一丝警觉的神色。
我继续陪着笑脸：“其实《祖国颂》是我写的，跟小左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印国祥的眉头皱起来了，“他可不是这样说的啊。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我三言两语把事情说了一遍。印国祥听明白了，手捂茶缸子望着窗外，冷冷地说：“那你们两个都要深刻检查。”
我打算先将小左开脱了再说。“这事小左根本没有责任，他的检查是不是可以免了……”
“不行！他非检查不可！他现在是系学生会的部长了，工艺系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不写检查怎么行！而且，”印国祥把茶缸子一顿，“他还欺骗组织！我找他谈话的时候，他说这篇东西是他自己写的，千方百计包庇真正的……”
我很想知道在他看来我属于“真正的”什么，屏息敛气等着他说下去，然而他端起茶缸子喝了一口以后，却转换了话题：“左爽之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先说你的问题。你今天能够主动来承认错误，这个态度还是好的，不过你写的这篇《祖国颂》，问题也是严重的，可以说非常严重，这个问题你不能回避，必须深刻检查！”
“可是……”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我检查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他冷冷一笑，哗地拉开抽屉，拿出几张钉在一起的横格纸——正是我的手稿。他用两根手指拈起纸页翻看着，一面说：“你看你写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什么大江奔流啊，鲜花灿烂啊，什么春风啊，白云啊，雪山啊，蓝天啊……”
我以为他在这些蓝天白云中间发现了什么性质严重的用词不当之处，诚惶诚恐地等着他点出来。但他翻了一半就将诗稿朝旁边一扔，表示不屑一顾，然后带着痛心疾首的表情对我摇头：“通篇全是这些玩意儿！除了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那就是并没有什么不当之词了！我心头一松，对他的痛心疾首便更加莫名其妙了：“老印，我这是……这是歌颂祖国壮丽河山嘛，这有什么问题吗？”
“唉——”印国祥沉痛地叹了口气，以示语重心长，“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写，但是你只写这些东西，这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我给你归纳了十二个字，这就是——”他郑重地竖起食指，一字一顿地说，“只讲大好河山，不讲阶级斗争！”然后他两手一摊，眉宇之间露出一丝惬意，“这不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不禁大感委屈：“这算什么问题？《祖国颂》篇幅有限，我总不可能把什么都写进去吧？再说排练的时候老王看过，他也没说有什么问题嘛……”
“他？”印国祥猛地站起，“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吗？嗯？那我问你，资产阶级也歌颂壮丽河山，修正主义也歌颂壮丽河山，你这篇东西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目瞪口呆，印国祥立刻替我作了回答：“答案很清楚——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他一个急转身，迈开大步在房间里走起来，边走边说，“因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我见他扯到齐齐哈尔以北去了，试图进行分辨，然而为时已晚。印国祥已经激昂起来。他脚下越走越快，眼睛望着空气，手里打着激昂的手势，仿佛在同某个看不见的隐身人辩论，嘴里滔滔不绝密不透风越说越起劲，于是我就彻底丧失了说话的机会，只感到“印克思”这个绰号确实起得有水平。
他说：“而我们在这篇《祖国颂》里，同样看不到现实生活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看不到怎样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看不到千万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思想……”
他问自己：“这篇《祖国颂》颂的到底是什么？”
他回答自己：“事情很清楚，它颂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思想情调……”
他又问自己：“这种东西的出现，难道是偶然的吗？”
他立即断然否定：“不！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和苏修一唱一和，鼓吹的是一个调子……”
他提出了又一个问题：“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青年学生中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典型表现吗？”
他进一步补充：“……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种典型表现……”
他深刻地指出：“……归根结底是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怪……”
他上升到新的高度：“……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最后桌上的闹钟响了，印国祥想起我该去上课，才结束了与隐身人的论争，令我回去好好考虑，明天必须将检查交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图书馆里心乱如麻。一开始的初衷，是打算随便写篇检查应付一下，主要目的是想解脱小左的责任。提起笔来一想，才发现这个目的是无法达到的——无论我怎么写，印国祥都会用我的“问题”来追究小左。何况印国祥的逻辑我根本无法理解——他不是说《祖国颂》里面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是错误的，他说《祖国颂》的错误在于它里面没有什么什么东西。没有东西怎能算错误呢？所以我认为印国祥所说的那些“错误”都是子虚乌有。要是照他的调子来上纲，未免太歪曲事实，太违背良知。但是不照他的调子，又实在找不出还有什么“错误”可以上纲，如果硬要找的话，大概只能从语法错误、错别字和病句方面来考虑了。那天晚上我有了一个比较文化学领域的重要发现——中国的上纲与西方的黑色幽默原来是惊人的相似！
直到晚自习结束，我面前还是白纸一张。最后我把心一横，决定干脆不写了。管他的！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一把抓起那张白纸扯个粉碎。抬起眼睛寻找废纸篓的时候，看见方丽华吃惊地站在面前。
“舒雁，你怎么啦？”
“出去说吧。”
出来以后，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她听了有些担心：“舒雁，你跟辅导员这样硬顶，是要吃亏的。”
“这个我也知道。”我解释说，“其实今天晚上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写篇检查算了，可是没办法——这种违背良知的东西，我想写也写不出来……”
“是吗？”她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你怎么和我想得一模一样？”
“怎么？是不是也有人叫你写检查？”
“不是写检查，但是对我说来，也是个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这时已经到了应该分手的路口，她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好啦，我该回去啦，明儿见！”
她的笑容中有种苦涩的味道，我觉得心上被划了一下，便追问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告诉我吗？”
她已经朝9号楼的方向开始移步了，听见我的追问，又转过身来：“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顺便告诉你吧，省得以后你会吃惊。我进大学以来，从来没写过入团申请书。”
我的确吃了一惊，大概脸上也表露出来了，她黑白分明的眼睛嘲笑地闪了一下：“没想到我是这样一个落后分子吧？”
说完她一个转身，撇下我匆匆而去，瞬间就消失在迷蒙的夜色之中了。
8
“亲家母，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卢秋生哼着家乡的梆子戏走进寝室，正好听见杨永远向楼自清发难：“楼自清，老实交待，昨天晚上又梦见哪个女生了？”
楼自清知道杨永远是在诈他，面不改色心不跳：“胡说！本人一向遵守纪律，根本不可能做那种梦。”
“遵守纪律就不做梦啦？”谢天浩把眼镜向上一推，笑嘻嘻地说，“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句话太露骨了，楼自清怪叫一声，抄起晾衣架扑过去就打。谢天浩慌忙躲闪，情急之中将马克思的名言都说反了：“唉唉，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有话你好好说嘛……”
“那我就给你小子来个批判的武器。”楼自清说，“现在我讲个谢天浩的故事，大家想不想听？”
大家（当然不含谢天浩）立刻欢呼，连老实巴交的林先生也兴奋不已：“快讲快讲，一定是个谈乱爱的故事。”
林先生一口粤腔普通话，老是把“恋爱”说成“乱爱”，每次都令人捧腹。其实他的说法更接近班上的真实状况。本学期以来，因为临近毕业，许多人都蠢蠢欲动，各种“乱爱”故事便层出不穷。有些是确有其事，例如杨永远与刘文倩。有些则极不可信，例如林先生与尤春秀——他俩“乱爱”的可能性比贾府的焦大与林妹妹还要小。有些介于二者之间，例如关于我与“电气系女生”的各种版本。这些版本对于“电气系女生”说法不一，有人说还是以前来找我的那个，有人又说不是，双方争执不下，便要我“从实招来”。这种时候我从不接他们的话茬，静悄悄地躺在黑暗中一言不发。我心中那种感情太柔嫩了，经不起任何话语的触碰。
然而今天中午楼自清要讲的是别人的“乱爱故事”，所以我很没良心地跟着起哄。楼自清咳嗽一声便正式开讲：“话说一次寒假，谢天浩同学夹着一摞哲学书，回到农村老家……”
“我老家根本不是农村的！”谢天浩大声抗议，当即受到众人弹压，楼自清继续讲下去：“谢天浩的老爹是个老农民，见儿子回来，十分高兴，便杀了一只鸡……”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楼自清讲的并不是什么“乱爱故事”，而是近来流行的一个讽刺小品，讽刺的对象是个哲学系的大学生。那年头知识分子们创作了不少丑化自己的玩意儿，该小品便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楼自清为了寻开心，将哲学系大学生换成谢天浩了。
“……香喷喷的红烧鸡端上桌子时，谢天浩正在看他的哲学书。老爹说：儿子，快吃吧！谢天浩却说：爹，你说这碗里有几只鸡？他老爹说：当然是一只。谢天浩说：不对！你这是一般人的看法，按照哲学的观点，这里存在两只鸡——一只是具体的鸡，一直是抽象的鸡。他爹马上说：那就这样吧儿子，这两只鸡咱们一人吃一只，我吃那只具体的鸡，你呢……”
这时寝室的门开了，马兴旺走了进来，照例板着苦大仇深的面孔。
“你们在干什么？”
卢秋生正要答话，楼自清慌忙说：“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马兴旺用眼睛扫了一圈，然后对我说：“老印叫你下午去找他。”
我点点头。马兴旺冷笑一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这话本来是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答记者问的时候，针对国外敌对势力说的，马兴旺自从兴旺以后，特别喜欢引用，经常没头没脑地来上一通，还带着一种阴阳怪气的味道，好像在对谁盘马弯弓引而不发，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今天他针对的显然是我，看来这小子已经知道印国祥叫我写检查的事情。然而楼自清一听这话就变了脸色。马兴旺走后，大家（含谢天浩本人）催他把故事讲完，他却完全没了兴致，因为他对马兴旺这番话的印象太深刻了。
这事发生在一年以前，那时学校里开展学习解放军活动，内容之一就是每天起床后必须把被子叠成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干。寝室里其他人都办到了，只有楼自清拿他的被子毫无办法。他这床被子颇有来历，那被面据说还是他母亲当年的嫁妆，因为儿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母亲才将其从箱底隆重翻出，交给他带到了祖国的首都。麻烦在于那是一床很旧很绵软的软缎被面，楼自清费尽力气又挤又捏，好容易弄出一个直角，刚松手，那直角便柔柔地坍下来，又变成了平滑的圆弧。楼自清与被面展开了顽强的搏斗。他的表现完全符合领袖的教导：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气得要哭。于是我们一齐上阵，七手八脚摁住可恨的被子，用拳头捶，用手掌压，四面八方同时使劲，终于将它挤成豆腐干的形状。但是只要人一下来，那豆腐干就又变成一团不方不圆、既方又圆的东西。
马兴旺知道这事以后很开心，说是一床小小的被子说明了许多问题。我们都不明白“许多”二字从何谈起，因为马兴旺只说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事证明有些城市人比谁都笨，别说分不清韭菜麦苗，连自己的被子都不会叠！马兴旺说这话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每逢发现了“城市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新例证，总是这样高兴的。
“分不清韭菜麦苗”的楼自清带着新的紧迫感投入了战斗，然而被子依然不肯就范，于是在马兴旺嘴里，它“说明”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先后包括：个别人对待学习解放军的认识问题、态度问题、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抵触情绪问题、消极对抗问题……等等。楼自清本来就胆小，当了“个别人”以后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每晚熄灯以后我们都要安慰他一番。最后马兴旺终于升级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那天晚上楼自清躺在床上突然哭了。他说他总觉得有个东西悬在头上，随时都会落下来。他这话一出口，寝室里霎时静了一下，每个人呼吸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就是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大学生活的另一面。以前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校园只有欢声笑语，此刻我却意识到，在欢声笑语后面，还有一种阴森可怕的东西……
这时有人骂了一声“操！”然后我们一齐激愤起来，七嘴八舌地说小楼你别听马兴旺胡说八道，他讲的都是些105的话（在我们的语言里，“105的话”是屁的同义词）。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说，那个学期楼自清始终是度日如年，好容易熬到暑假，回家换了一床被子带来，成功地叠成豆腐干，才算去了心病。不过他对马兴旺从此心有余悸，有时甚至谈马色变。
因此楼自清恹恹地说还是上课去吧。他这样一说，大家也都兴味索然。卢秋生明白这都是他老乡造访的结果，满怀歉意但又无可奈何，就又哼起了梆子戏，意思还是要与亲家母拉拉知心话——他好像只会哼这两句。
那天傍晚他真的拉开了知心话，不过不是同亲家母，而是同我，因为他听说我与印国祥谈崩了。
我与印国祥的谈话只有五分钟。他问我检查写好没有？我说还没写。他问为什么不写？我知道应当委婉，可一着急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不想写，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印国祥身子一挺就僵住了，活像他叫我们必须时刻绷紧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你你你你说什么？你你你你再说一遍！我遵命重复一遍以后，弦缓过劲来了，便不再结巴，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你这种态度，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能继续当团支委！你如果不写检查，就写个辞职报告交来！到底是写检查还是写辞职报告，你要给我考虑清楚！我说写辞职报告。
“你当真要写辞职报告？”卢秋生火爆爆地问我。
“当真要写。”
“你个驴日的！毬都不懂！”卢秋生指着我的鼻子，很有家乡风味地大骂起来，“扯你娘的蛋！你个浑小子不要前途了？”
“我这个团支委本来就是多出来的，当不当有多大关系？就算我从来没当过嘛……”
“你知道个蛋！”卢秋生急得跺脚，“你他娘的要是真的从来没当过，倒好啦！你个浑小子是当了再辞职，这就要算跟组织闹对立，懂不懂？这事写进毕业鉴定，装进档案，你驴日的就要背一辈子黑锅，懂不懂？眼看要毕业了，人家别的团干部都在争取解决入党问题，你个浑小子倒好，非要写他娘的辞职报告！我看你是欠揍！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他娘的连这个都不懂？听俺一句话，这个报告千万写不得。给老印认个错，俺再帮你说说话，这事就过去了，中不中？浑小子你说话呀！”
浑小子说不中，辞职报告已经交上去了。
其实辞职报告那会儿还没写，是当天晚上才写好交给印国祥的。
9
交了辞职报告以后，浑小子算了一下时间，从当选到辞职正好一个月。
正好。浑小子从教学楼出来后，意识这么流了一下，然后发现自己正在向图书馆走。图书馆的铃声在响，下晚自习的人们络绎不绝地走出来，他在人流中看见了那个窈窕的身影，辞职引起的烦恼顿时烟消云散，于是兴冲冲地走上去，成功地与她“偶遇”了。
“方丽华，那天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没有啊！那天你又没有说什么叫我不高兴的话，你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应有的惊讶。”
“我不是惊讶，我只是不明白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现在还没有达到共青团员的标准，所以不应该写入团申请书，等我达到团员标准了，我自然会写的。”
她的话听起来有点像“打官腔”，但我想起卓娅芳说过她幼稚单纯，心想没准她真是这样想的，便说：“你不要把团员的标准看得高不可攀……”
“好啦好啦，有关的大道理，已经有人给我讲过一百遍了……”
我心里涌起一股醋意：“是不是赵军？”
这回是她表现出了应有的惊讶：“你怎么知道赵军？”
“卓娅芳告诉我的。”
“既然你知道赵军天天在给我上课，你就不必再讲什么大道理啦，否则咱们今后就一切免谈。”
“我不是要讲什么大道理！”我有点急了，“我只想说最后一句话，可能是句很庸俗的话，你听了也许会讨厌我……”
“你说！”
“你这样做，必然会使周围的人对你产生不好的看法，使你不得清净，你认为值得吗？”
然后我等着她反驳，她却笑了：“你这倒是句大实话。”
“所以我劝你还是把入团申请书写了……”
“看看，又来了，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听卓娅芳说你也是个团支委……”
“不是了，我已经辞职了。”
“辞职？”她带刺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你出什么事了？”
我把与印国祥的五分钟谈话告诉了她。她抿嘴一笑，又变成了我熟悉的那个方丽华：“瞧你！还说我呢，你自己不也跟我一样吗？我因为不写入团申请书，在班上显得很各色，引起了种种误解和压力，你因为一份检查，居然闹到辞职的地步，同样显得各色，同样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你不会后悔吗？”
说话间又到了应该分手的地方，我不想和她分手，便干笑着说，我这点压力算得了什么，我中学有位女老师，是个高干子女，因为放不下内心的感情，许多年来一直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连她家里都和她断绝了往来，那才叫真正的代价呢。
“是吗？你把这事给我讲一讲。”方丽华立刻来了兴趣。我正要开口，突然觉得背上有种被灼伤的感觉，扭头一看，那是赵军投来的一道雪亮的目光。
方丽华也看见赵军了，然而她像没看见似的，引着我拐弯走进小树林，连声催我赶快讲。月光下的树林一片蓝色的静谧，只有落叶在我们脚下发出嚓嚓的脆响。我将我和唐亚辉发现刘思秀那封情书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她，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往昔的梦幻。
方丽华被刘思秀感动了，因而替她着急起来：“人家这封信那么重要，你们怎么能够放在门缝里呢？要是落在别人手里，不就成了悲剧吗？”
我说这种悲剧并没有发生，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别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谈恋爱。后来黎明被下放到农村去当小学教师，刘思秀经常去看他，他们的关系才尽人皆知，于是各种压力接踵而来。但是去年暑假我回嘉平时，他们已经结婚了……
“你觉得她幸福吗？”
“是的。虽然他们的处境很艰难，而且分居两地，只有寒暑假才能团聚，可是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幸福的，特别是刘老师，性格都变得开朗多了……”
方丽华感慨万分：“真没想到，高干子女里面也有这样忘我的人……”
“高干子弟”这个字眼使我心里酸溜溜的，我忍不住说：“赵军不也是高干子弟吗？”
“可他压根儿不是这种人！”她脱口而出。我心头一喜，很希望她再谈谈对赵军的评价，然而她把矛头指向了我：“反正你们那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你们应该把她的情书直接交给那位男老师才对。”
我说我们当时没想这么多，只是不想让黎明知道我们跟踪过他。
“对了，你们干吗要跟踪人家？就因为他是右派吗？”
我说这事说来话长，我还是从头说起吧。然后我一边回忆一边告诉她，我们如何偶然发现了一本古怪的日记，唐亚辉如何一口咬定那里面的“黎明”就是那位右派老师，我们又是如何争论不休……
“那么到底是不是他？”方丽华忧心忡忡地问。
“当然不是。后来我们的政治老师章志伟在课堂上拿黎明来举例子，说黎明原本叫黎彼得，他们一家都是基督教，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怪名字，解放后他为了伪装进步，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明。这一来事情就清楚了，因为那本日记是解放前写的，那时黎明还叫黎彼得，所以日记里的‘黎明’不可能是他。”
“不是他就好。你们这位女老师太令人同情了……”方丽华松了口气，然后就露出嘲讽的笑容，“你们可真能胡思乱想，大概是侦探小说看得太多了吧？”
我承认的确看得很多，不过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课桌里出现了一封恐吓信，威胁我们不许跟踪黎明，否则必将后悔莫及。
“哟嗬！你们俩还真的成了福尔摩斯和华生啦，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遇上。那么请问华生先生，这事后来搞清楚了没有？”
“没有。不过可以肯定与黎明没有关系，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跟踪他，否则他那天晚上就不会继续到寒林寺去，把他写给刘老师的信放在老地方了。所以我们断定这封信是另一个人写的，这人形迹相当可疑，但是那以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立刻卡壳了。
“华生先生，怎么不说话啦？”她笑着问。
“方丽华，你还记得吗？国庆节前有一天，一个人在地质学院门口向我问路，后来你上车去追他，追上没有？”
方丽华猛地站住了。“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人？”
皎洁的月光下，我看见她乌黑的大眼睛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惊神色，猛然意识到那人可能与她很熟悉。我生怕自己的回答会把她吓着，迟疑着不知怎样开口。
“舒雁，这个人你认识，是不是？”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叫什么名字？”
“怎么？难道他不是你的熟人？”我纳闷地问道，她摇摇头，于是我放心了。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徐……”
“姓徐？”方丽华愣了一下，“你能肯定吗？”
“反正我们听见黎明叫他老徐……”
“老徐……”方丽华凝视着月色朦胧的远处，突然显得心事重重，过了一会儿，又说：“舒雁，你怎么认识这个人的？”
“他就是那个给我们写恐吓信的人……”
“什么？”她还是被我吓了一跳，“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没认错。那天我一看到他就觉得面熟，因为他这个地方，”我指了指鼻子左边，“有个肉瘤。”
方丽华想了一下，“看来就是他……可是，你说这人形迹可疑，你们有什么根据？”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使我困惑不解：“这个问题对你重要吗？”
她点点头：“很重要。不过你别管我心里怎么想。你把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我，一点也不要遗漏，好吗？”
我从我第一次发现“老徐”跟踪唐亚辉那天开始讲起。她低着头听得很专心，听完以后，立刻与我激烈地争辩起来：
“就算这个老徐真的曾经跟在你的同学后面走，可是大街上这样走的人多了，你凭什么说人家形迹可疑？”
“你没看见他脸上那种表情……”
“大街上什么表情没有？”她急切地打断我，“表情能说明什么？至于他跟你们那位黎明老师一起喝茶，就更不能算是形迹可疑了，你们不是自己也认为黎明老师没有问题吗？所以啊，我看你们什么确凿的根据也没有，只不过是些男孩子异想天开的幻觉！”
“但是那封信可不是幻觉……”
“可是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是他放在你课桌里的呀……”
“除了他，没有别人知道我们在跟踪黎明，不是他又是谁呢？”
“好啦好啦，咱俩别争啦！”她骤然冷静下来，“这么说吧，不管你们是不是幻觉，不管这个‘老徐’可疑不可疑，如果你再遇到他，一定问他要个联络地址，或者电话号码，然后告诉我，好吗？”
“好。不过，我总得跟他说个原因吧？”
“原因……”她迟疑一下，“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一定会告诉你……”
说这话的时候，她眼里忽然闪过一丝从未有过的娇羞神色，但当我定睛去看时，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