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 乡 往 事
张云仑1:多伦是座古城，其实也是座小城。城的东南方是一道道沙梁。一道道沙梁上长着一墩一墩的黄柳、山竹和沙蒿。每道沙梁中间都是一片平滩，平滩里红柳、绿草，水洼、野鸟，恬静一片。西北方却是起伏的丘岭。榛柴、蚂蚱腿，刺茉果和山杏，一坡坡，一沟沟，生气盎然。城边的东西两面，是两条大河，河水从南向北，流水哗哗，似乎时刻在唤醒古城人。啊，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儿时的我，曾多次寻觅多伦的真意而无解。后来才知道它的全称是多伦诺尔，是个蒙古名。大概是七个湖淖的意思。别看城小，而且土路土房的，可有说不尽的神奇故事。听老人们说，这里原本没有城市。建城的这块地方，虽然地势平坦，但有七个水眼。每个水眼都住着一个大金蟾，运气弄水，憋了七个大水泡子。自从康熙皇帝在水泡北边山上会盟内外蒙四十八家王爷，请高僧炼了七口神锅扣住了水眼，又在上面盖了七座庙，才镇住金蟾，压住水眼，建了城郭。那个僧人又跟康熙说，这里风水好，将来要出真龙天子，正宫娘娘。皇帝老儿怕人夺了江山，向僧人请教破法，僧人指点说：“这北山就是龙脉，须在此建一座宏大寺庙，方可破得”。于是康熙降旨拨银，建了汇宗寺。后来，雍正皇帝怕事不妥，又拨银建了善因寺。如此一座降龙，一座压凤，总算了了一番心事。一时间，多伦城里城外，盖庙成风，听说一百零八庙呢！庙多、神多、僧多，商号多，人多，买卖多，成了古城的一大特色。商贸交易额据史料记载竟然是日出斗银，日进斗金。对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不但是曾经，甚至现在，都令多伦人一次次在梦里追寻。小时候，每当听大人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总是瞪大双眼，静静地听，奇妙地想。想那庙宇的香火，想那市井的繁华，想那……当从想象中醒来，回到现实里，它所给人的，却是一片哀叹。
记得那年冬天，小城格外冷。西北风卷着雪花打在脸
上，像针扎刀刮。街上的积雪辗踏成冰，车轮压过，咯吱吱，咯吱吱地响。像是压在人们的身上，把每个人都压得蜷曲了。天气如此，也就罢了。人事逼凌，那才是难过的日子呢！守城的国民党军队传下话来，说解放军要攻城。于是，城门、栅子口到处设卡盘查。卖柴、卖牛粪的车进不来。偶尔特许进城，也是十几家分买一车。我的大舅住在城南不远的朝天洼，听说城里烧柴紧，给卡子的哨兵塞了几个钱，偷着给我家送了一车莜麦秸。哎，也不知让哪个狗日的告了，说大舅带进来解放军的探子。柴火充公不算，连大舅带父亲都被押进班房。连明带夜地审了三天，也没问出什么甜酸，取保放了。没柴烧不说，吃粮更紧，贵贱不好买。那时候，冬季取暖哪有炉子。所靠的不过是做饭时烧下的那点火，掏出来放在火盆里。正房还好，白天阳光照一照，可我家偏偏住的是西房，活像一个冰窖。
快过年了，风声不太紧了。卖年货，买年货的都涌进城里，小城顿添一时欢乐。我们一大帮破衫烂鞋的孩子，这挤挤，那看看，忘了寒冷与饥饿。
娘娘庙戏楼面西对着小城唯一的正街，不但戏台前有一块较大的空地，而且庙前高大的石阶上，地方也不小。于是赶车进城卖粉条、冻豆腐、猪羊牛肉的，卖山鸡、野兔、蕨菜的；摆小摊卖冻梨、山里红、瓜糖栗枣的；卖天地，灶王，财神、炮仗的等等，都挤在这里。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炮声混成一团。大人们说；“好过的年节，难过的日子”，可我们总盼着他们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买这买那。大人那时根本不给小孩子钱，可不也只有挤挤看看的份。我们挤进年画棚子，看那骑鱼的大娃娃，白娘子盗灵芝，刘海戏金蟾……听大人们指指点的解说。最后终究不觉有多大意思，又回到娘娘庙这片市场。看到卖粉条的牛车底下散落许多粉条头儿，就爬到车底下拣。别看是穷孩子，从小就知道偷人最丢人现眼，所以谁都不谋算着偷。拣是不丢人的，卖粉条的大声呵斥，也不过怕牛一走动，让车压着。拣得次数多了，自然积攒不少，想到可以吃到许多熬粉条，心里美滋滋的。
大年三十了，父亲母亲都老早地起来。先是忙活着蒸馒头，后是给神仙贴挂签和对联。我们家不知为什么供了那么多神。外屋后墙正面一个大木龛里是财神，山墙是张仙，锅台后是灶王，屋外窗南墙垛上是天帝。所以好一阵儿才贴完。接着又忙着给每个神仙上供，烧香。然后再贴门对。弄完了，母亲拿出半鞭小炮，叫大哥到院里去放。于是我和两个弟弟跑出去看大哥放炮。放完后，都争着拣地上没响的臭炮。然后一个一个地掰断，对着放在窗台上点燃一头露出的炮药，刺着另一头。我们管这叫“老头刺老婆”，很好玩的。
每逢快过年这几天，母亲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到人家去玩。怕我们嘴馋，吃人家给的东西。大年三十更不要说了，所以我们哥仨只好在家。随便吃罢早饭，跑到街上，这时满街家家都是红红的对联，五色的挂签儿，各式的灯笼。顿时，天也不象往常的天，地也不象往常的地，人也不象往常的人，透出说不清的异样，好像一下子赶走了一冬的严寒，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光明，温暖和希望。
大年过了。我们每人得到的两角压兜钱，被母亲收回去了。亲戚给的压岁钱，大人不许要。说没钱给外人孩子压岁钱，要了不好还礼。尽管如此，那时我还总盼过年。因为至少可以吃到饺子，豆包，果子和一些糖果，尽情在正月十五龙灯、狮子、高跷等等庙会的美妙中。
过大年，新春到。可大人们说；“打了春，别欢喜，还有四十天的冷天气。”天哪，难道真正的春天就那样遥远吗？2:古城庙多，因而有个雅号——喇嘛庙。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攻城，正好农历三月十五。所以说到多伦解放，老人们都说“三月十五打喇庙”。
多伦解放时，我们哥仨都小。解放军攻城那天，父亲怕国民党抓夫，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我们和母亲顶着毡子，坐在炕沿底下。哆里多唆地听那轰轰轰、呯呯呯的炮声和枪声。我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街上贴的那些画。那些画画的是张着血盆大嘴，露着利牙的怪物。它飞快地奔跑着，伸出尖尖的爪，正追着赶难以逃走的人们。据说，那就是解放军。哎呀，解放军要是进了城，说不定先把我吃了。想到这，腰也不敢直了。后来听不到枪炮声了，想着想着坐着睡着了。醒来后，发现我们哥仨都睡在炕上。这时天已亮了，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听他们正在院子里跟二爷、姑姑、姑父们说话。
过了两天，解放军、街道干部走家串户登记这，登记那。临了，送给父亲一件黄大衣，还给留下一些米面。我想，解放军一脸和气，国民党为啥画那些画？
那些日子，街道干部总是隔三差五地让大人们到街公所去开会。我们有时候也挤进去，听干部讲解放军，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做主出气的，后来，就经常听大人们说共产党好，毛主席是大救星。可就是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好是好，就怕占不长。说不定哪天老蒋再打回来。
到了秋天，街道干部宣传动员孩子们入学，我和哥哥一块上学了。进了学校，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认识了许多小朋友。老师教育我们不要听信谣言，要给家长宣传，及时报告造谣的；要相信共产党，热爱毛主席。这时我突然觉得长大了，懂了许多连父母都不知道的东西。
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和“一贯道”以及 “三反”运动开始了，不少藏匿的反革命头子，一贯道坛主、点传师，土匪头子被抓起来，判刑或枪崩。老乡们兴高采烈，安心生产生活，古城一片生机。不少过去为躲避兵匪祸乱搬进城里的农户，开始搬回农村种地务农。我家东菜园有些菜地，也就安心在城里住下来。母亲不愿住二爷家的两间西房，街长协助找了三间宽大的正房。这三间房之所以空着，听说屋里经常闹鬼，没人敢住。但母亲不怕，于是搬了进去。这里虽然靠城北头，离原来娘娘庙那不远，但毕竟有一段距离。不由得让我对娘娘庙产生深深的恋念。似乎离了很远很远。
那时候，我从会游戏时开始，就在娘娘庙前玩。这座庙，正好在大街的当中。它面街而立，庙前一码的大方石垒成宽阔高大的石基。高下里，比我这七八岁的孩子还高出一头。前面是粗大圆木支撑起来的高耸牌楼。那牌楼中间高大，两边低窄，一体而三，飞檐翘角。好像一只大鸟展动着翅膀，领着两只崽子在飞翔。沿石基正中石条铺成的台阶而上，登上石基仰头看去，才知道楼顶是用四楞的小木条，横横纵纵相互扣着摞起来的。而且，越摞越宽，搭椽上互，成了顶子。那些方木，椽头刻凿彩画，龙头虎脑，五色缤纷。耳听牌楼檐角下悬挂的小铁钟，在风吹动下叮当作响；看着牌楼后紧闭的两扇大门和像瞪圆一对大眼的小圆窗；想象庙里的那些神娘娘，好像牌楼每块木条的孔隙都住着神。我们一群孩子在牌楼下钻来钻去捉迷藏，每次不是小锅扣就是小铁栓站在我们横排的前头，数“破鞋片，踏拉拉；我出门，你看家。”再不就数“红布绿布，沙糖果露；有钱喝酒，没钱就走。”然后就藏呀抓呀地玩起来。有时候，我们兴致勃勃地登上庙对过街东大戏楼，在戏台上演戏玩。记得那次是老墩儿和金锁领着大家分成两伙，他俩当大王，拿着棍棒当刀枪，在戏台上打杀起来。大家兵对兵，将对将打得正热闹，谁知老墩儿飞起一脚向金锁踢去，却把烂鞋片踢了出去，正好飞落到台下摆摊老头儿的瓜籽筐里。老头儿抓起鞋子往台上打去，嘴里操爹日娘地大骂，吓得我们一溜烟地跑了。
好几天了，老墩都没找我们玩。听说是病了。记得小时候除了病，好像啥都不愁也不怕。我想，可别跟老墩似的。谁知怕啥来啥，我真的病了。这个病，每年都犯两三次。病起来，想吐吐不上来，想拉拉不出去。肚脐子周围拧着痛，胸口顶乎乎，难受得躺也不是，爬也不是。和每次一样，母亲找来两个老婆子，三个一伙把我按在炕上，让我撅起屁股，开始拿针挑“反气”。每一针挑在腚眼上，都让人钻心疼。挣扎不顶事，哭喊不管用。等挑完后，又把一瓣蘸了煤油的蒜塞进去，还逼我夹紧屁股，不让蒜瓣跑出来。可忍不大会就往外跑，拉泡稀，病好了。这种倒霉事，轻的时候是扎手趾、打胁巴，揪肚脐、喝枪药。重的时候就是挑。听老人说，这“反气”不能打针吃药，那样会死的。小城的孩子们，大多都受过这种罪。不得“反气”，有个头痛感冒，不是挤头皮，就是顶针刮、罐子拔。我想除了这些，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法？
病好了，我和小朋友们依旧陶醉在娘娘庙的游戏中。
现在，我们都大了，也上学了。再说，家家日子都很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除了学习都要起早贪晚帮家里做些活。游戏离我们很遥远了。不单是娘娘庙，连同高耸的三官庙亭，阴森的城皇庙和佛爷殿等等，也无暇光顾了。3:我家搬进新居，是个东西可以穿堂而过的两进大院。里院五间正房，四间南房，两间西房，两间东房。我家住了靠西的三间正房。东边两间住着一家姓李的，老头没有干的，老婆是个哑巴。整天领着两男一女三个孩子窜户要饭。东房也是住着姓李的，光棍爷俩除了要饭，还拣些大粪卖给菜农。西房住着姓韩的，没孩子，男人是个泥瓦匠。南房空敞着。外院三户，正房一个木工，一个瓦工。西房的姓周，俩大人仨孩子，也是一户要饭的。我就想那街长怎么给我们找了这么个地方，整天价跟要饭的打交道，心里很不舒服。母亲说：“这还多亏人家街长呢，又不要房银钱，上哪去找呢！”幸好，通过政府的安排，不兴要饭了。周、李两家的孩子，也进了学校。我们既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又是一个大院的邻居，成了要好的朋友。
我的父亲也没正式职业。夏天，跟着人家做点泥水活，秋天，去到农村打卖草；冬季到很远的山里打柴卖。这时，我又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七口人，生活自然困难。何况古城有个习俗，妇女是不能到外面去从事生产的。为生计，母亲只有没明没夜地做卖鞋，袜。说来也怪，我那时才十三岁，就为家庭生活而忧心，以致经常失眠。吃的、穿的、烧的不但萦回在大人的心里，也成了孩子们时刻关心的问题。星期天，我和同院的男孩子、前街近邻的同学，到六七里以外的沙坑子打柴。暑假一气背一个月，秋东季节，到农村庄稼地搂柴，拣牛粪。孩子们的戏嘻，也只有在劳动中自娱其乐。
我家前街邻居，有我两个同学，别看一个是镇长的儿子，一个是局长的儿子，可一点不娇气。暑假照样跟我们一起去背柴火。每次割的够背了，就开始在沙坑的水洼子里玩。局长的儿子是个口里人，捉蜻蜓是他的拿手戏。他教我们用一根细细的绳线，拴在一根棍上，然后大家合伙先抓一只，把它拴在线绳上，站在水洼里来回摇动。那些飞来飞去的蜻蜓见了，就跟绳上的蜻蜓来接尾。等它接住了，却把线绳拽回来，捉个正着。就这样，你分一个照此办理，我分一个如法炮制。功夫不长就能抓好多。玩够了，也就都放了。
我们开始吃拿的莜面窝头或锅饼。吃完了，捧那水洼里的水喝。那水洼沙底水清，可就是有细长的红色小虫，捧水时要加小心避开它。
这回大家算是运足了力气，背上柴火开始爬沙梁。这是背柴中的一大难关，每个人都是脚蹬手挠。炎热的天气，沉重的湿柴，通身的汗水，好像就要窒息！总算爬到顶了，足足地歇一阵，又开始长途跋涉，踏过平滩，穿过东菜园涉水过河。看到城里啦，似乎一下子轻快了许多。回到家里，听到母亲的表扬，感到无限的欣慰。
古城的东南西三面都有沙梁，唯有东沙梁的柴多路近。每道沙梁下一片平川，长满齐胸的红柳。可是砍得多了，近处渐渐地少了、矮了。我们只好往远去。多爬几道沙梁。有一次，我们爬过三道沙梁，等返回爬第二道沙梁时，在大家的帮助下，只有年龄最大的铁栓儿把柴背回。剩下的都扔在沙梁那边了。等我们快进城时，几乎每个家长都准备过河接我们。第二天，家里不让去。可是小朋友们却偷偷相约，还是都去了。这回只背不砍，总算把头天砍的背回来了。铁栓儿真够朋友，没他的柴也去，这下，大家更敬佩他了。
多伦有句俗话，说“一个风箱半拉儿。”一来生火做饭既快又省，二来粪沫子碎烂都能烧。于是，大家一商量，便一根扁担两只筐，挑起来到城西大仓前、大西山；到城东寄骨寺、小营盘拣牛、马、驴粪。干的挑回来，湿的放一处晒着。
我们在拣粪中有了新的乐趣。碰巧可以拣到黑蘑，白蘑、青腿子，香芯子。下过雨，在西大仓前的草滩上还可以拣许多地皮菜，听说那叫草木耳。歇息的时候，到善因寺去。看大殿房顶金黄闪光的琉璃瓦，抚摸光滑的汉白玉栏杆。登上汉白玉台阶，进大殿仰望屋顶的天花板。那一块块像地板砖的天花板上，彩画各种花纹或图形，美观极了。听说大殿原来是两层楼，分成许多间小房，可现在只有许多粗大红柱支撑的空堂。寺院内汉白玉石碑，不知被谁推倒砸坏，殿前两个钟鼓楼的大铁钟和鼓也不知去向，四周已经断壁残墙。老人说，庙里过去有好多佛像，好多宝贝，好多喇嘛。可惜都让匪兵，“老毛子”砸坏抢光，喇嘛也都跑光了。在寄骨寺，我们看庙前的碑文，虽然看不懂，可知道是王怀庆王大帅保护多伦城的事，听说在危急关头，他亲自点燃大炮，把退回来的自家士兵打死不少。那些士兵看后退也是死，就拼死往前，终于打退了来犯的敌人。我们扒着窗门的孔缝朝庙里张望。妈呀，牛头马面，小鬼判官，吓得头发一炸一炸的，谁也没敢进去，赶紧挑着粪逃走了。4:我已经十四岁了。还没放暑假，就再三跟母亲商量，放了假跟父亲去白城子干泥水活。母亲说活太累，你个子又小，不能去。父亲说十四了，还小。过去十四五岁当家立计过日子的多了。所以最终还是去了。
出发的那天，父亲他们赶了一个牛车，车上拉着行李和锅碗瓢勺。我和小雷子是小孩，可以坐车。大人们都空行，谁累了轮换着坐一坐。走到城北，听到路西西大仓锣鼓喧天，知道这是古城一年一度的六月十五庙会开始了。“要是多伦还是‘日进斗金’的时候就好了”，我想。可现在，一年唯一最热闹、最有趣的机会错过了。只好想象那些美妙的大戏，逗乐的小猴，神奇的戏法……
我带着一片怅惘，来到白城子。那是供销社盖的房。既然当小工，就得挑水和泥。小雷子我俩每天要挑三十多挑水。和好泥运到大工的跟前，递到垒的墙上去。不用说了，还要递土坯。一天下来，臂膀红肿，身子像散架。可每天天刚亮照样在大人的吆喝中挣扎而起。我天天盼着日落，太阳偏偏慢腾腾的。天好像比平日长了许多许多。开始压笆了。供销社给了一辆车拉水，好像轻了许多。往房上扔泥，小雷子和我都扔不了，安排到房顶锄泥。房子很陡，笆柴上净空子，扔上来的泥又在房沿边。虽说腰上磂着绳子，不至于掉下去。可总是胆胆怵怵。干了一会，习惯了，腰里系的绳子碍事，索性不顾大人的劝告解掉了。
离开学还有一天，父亲让我回家。我和小雷子一溜小跑回到城里，那感觉甭提多舒服了！
一月的阔别，似乎城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当母亲扒着我的头发看时，说虱子几乎一个挨一个的撅着屁股扎在头皮里，虮子在每根头发上连成串。埋怨我不洗，不梳。我想，每天累得臭死，晚上收了工，吃完饭天就黑了。劳累迷困得只能倒头便睡。可我并不解释。母亲就拿来脸盆和篦子让我蹲在那，接住盆子，开始篦虱子。虱子掉到盆里，砸得盆子崩崩响。各个都有麻籽粒子大。如此篦了洗，洗了篦。我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
开学报到，老师要假期作业。我就是一言不发。老师大发雷霆，我仍旧不说话，挨了一脚后跑回家。晚上，老师到家里来啦。母亲说明了原因，再三代我向老师道歉。我看他听后并没发火，而且面露同情和赞许，便恭恭敬敬地把老师送走。
我补做了假期作业，交了。
同学们听说我假期干活，一个假期挣了四十多元，比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都十分羡慕。以后的暑假，打柴拣粪的队伍拆帮了，都开始自找门路干活挣钱。不过，不管挣多少，都交给家长，最多要上一两块，看看电影。买本小儿书和学习用具。至于买点吃头，那可极少。5: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开始了。老师给我们讲“超英赶美，”“除四害，讲卫生，”昂首阔步迈向共产主义，……同学们入神地听着。向往着美好生活的早日到来。
街巷上，凡是能书写大标语的墙壁都写着响亮的口号：“老年赛黄忠，少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超英赶美奔向共产主义”，“除四害、讲卫生，大力开展爱国主义卫生运动”，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些很具体，也很有趣，比如“苦战一个月，炼钢一百吨”啦，“奋斗一昼夜，打雀一千只”啦，“全城总动员，一夜平倒大灰堆”啦。当时，我们这些少年罗成们都参加了这些具体活动。
拣粪，打柴，挣钱，被认为是一种自私，共产主义的激情激励着大家拣废铁，缸碴子，交公。父亲干活没时间拣，但是有定额必须交。我放学拣的，他要拿去顶任务。我说什么也不干，因为我不能在班里是个拉后腿的人。最后，只好把家里裂纹的小缸和一个破锅，还有铁锅撑子什么的砸砸交了。像父亲一样完成任务的还真不少，有的家因为砸锅弄铁打起来了。
高大的炼铁炉，就建在现在多伦宾馆后面的一个大院里。那些缸碴子和着粘土被抹在炉内，充当高温保护层。我不知究竟炼了多少铁，出了多少钢。反正庆贺的锣鼓轰动了全城。
有几天，学校不上课，专门完成打雀千万只的任务。几乎全城的街头巷尾和所有古庙的房上房下，都是学生们挥舞扫帚、枝条的身影。麻雀无处停歇，掉在地下捯气，被捉住摔死，任务完成，又是一片欢腾。
平倒大灰堆的战斗打响了。这个大灰堆，就在现今二道街的南边，像个小山，没有几十年、上百年是堆不成的。那天晚上，这一片大空场上架着好多汽灯，照得通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挥锨扬铲，果真不到天亮就把大灰堆平倒了。
我们一帮小朋友，对平倒大灰堆倒没有多大意思。可对那一夜的个人收获却特别欣喜。想不到拣了许多的骨头和碎铜烂铁。有卖三块的，有卖五块的。它可以让我们看许多场电影或买好几本小儿书—哇噻！
大跃进的狂涛越涌越猛，全城的街道都成立了公共食堂，不管是谁家，也不论大人小孩都到食堂“平摊粮米赛吃饭”，共产主义的生活开始了。可我总觉得食堂的饭不香。后来，竟没有一个人觉得能吃饱。每个人所求的也就不是香而是饱了。领饭时，谁都怕碗小吃亏。大家清一色手拎小底大口的粗磁大碗。人们把这种大碗叫“大穷端”。常言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勺荞面苦力，两勺熬土豆、大瓜、白菜，几乎一穷端，可我们这帮小子谁也不觉饱。
米面越来越少了，土豆也不多了。代之而起的是甜菜英子的稀糊糊，混着半勺莜面。学生嘛，干活的壮劳力才一勺饭呢！
人们的共产主义激情之火熄灭了，开始悄悄议论。有个胆大的人，在食堂里吵骂，结果被关了好长时间。
食堂终于解散了。在家里虽然吃得实惠一点，可还是吃不饱。到了一九六零年，市场上供给的东西，无论什么都少得可怜。手里拿上生活本，粮油供应证和供给票排长队，成了古城人的大事。不管孩子大人，每天总得有两个人分别排。我排队买菜，七口人才给半拉大面瓜。有些日子，牛羊加工厂屠宰，听说牛血羊血不要票，我和弟弟俩人去拼抢。一个羊的血分给两户，一头牛的供五六户。人们往往是不等你接完，就往上面插盆子。垂死的牛羊在拼命挣扎，使劲地蹬腿晃头。我们这些接血的，手上，脸上，衣服上弄得都是血。等端着盆子交了钱，从大门出来，个个都在血中露出笑容。
星期天了，我叫上弟弟，各背一个筐；下决心抢够一个星期吃的糖疙瘩渣子。尽管自觉去得很早，谁知等我们到了，西大仓前面的草滩上已有好多人了。因为不在供应，大家都想多抢点。看管人员发令开卖了，人们就一下子涌上渣子堆，拥拥挤挤地往筐里装。然后背到远处倒在草地上。接着，再装再倒，一直等到抢光了，各家开始把它摊开来晒晾。要知道，那渣子水淋淋的，不晾不晒光花钱多不算，往回运也是大事呢！
母亲把这些来之不易的渣子煮烂清洗，边用刀剁，边挑里面羊粪蛋儿，小石子。用它给我们打菜苦力，包莜面饺子。
冬季快到了，野菜没指望。街道统一给各户发了莜麦、荞麦秸杆面。哎呀，这东西掺在面里做出来的饭，苦涩涩，辣糊糊的，吃了它，很多人拉不出屎来。后来人们宁肯饿着也不吃它。
一切物资都紧张。请看那时的人均供应标准：
面月供25斤，重体力劳动者和中学生36斤，麻油月供2两。年节供肉0.5斤，平时不供或偶尔供2两。布年供2.5尺，棉花0.5斤，毛巾一条；肥皂月均一块……
如此而已。说起来可叹。然而，我亲眼见山东，河北隆化，围场等地的人们不断涌向多伦，照他们说，我们这还好过的多呢。
满城跃进之类的狂热口号消失了。换上了“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战胜困难。”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以前的黄忠，罗成，穆桂英们一个个面带菜色。整整三年过去了，国家调整了政策。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制订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粮棉和副食多起来，古城又生机一片。可好景不长，一场空前的劫难又开始了。在“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了了之后，一九六六年全面暴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时，我已经是工人了。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管是“破四旧，立四新”还是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理当积极地参加到“造反有理”的队伍当中去。我们跑到多伦剧团，把所有的旧戏服装运到空场一火焚之；冲进一座座古庙，砸碎那些神像、匾牌；去我从没去过的县政府，拧着县官们的胳膊，压低他们的头，脖子上再给他们挂上属名走资派×××的大牌子，让他们示众游街……
一九六八年，古城造反派之间开始所谓“保皇”和“造反”的斗争，从大字报的互相攻击到面对面的唇枪舌剑，最终在“文攻武卫”的口号鼓动下，以武斗解决问题。
那时，城里“梅花”派势单力薄。“工代会”人多势众。双方砖头瓦块以至持械的小型武斗，“梅花”都占下风。锡市“梅花”于是真枪实弹驱车南下多伦援助。六月二十八日清晨，锡市梅花占领多伦招待所。“工代会”虽然事前听到风声，埋设了地雷，准备了棍棒，但难敌真枪。时间不长，司令部便被“梅花”拿下。高音喇叭里传出头头“我们投降”的喊话。下午，一帮参战的“工代会”队员，被从大街上押送到招待所。
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束了，古城有七名工代会队员 “英勇”了。“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结束了，可那些“英勇”的人们却冤人冤魂冤渺渺，不明不白不了了。
古城年年严冬，年年逢春。可是春后总是令人难熬的四十天的冰冷。我突然想起电影里列宁说过的话——“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莫斯科人不相信眼泪”，古城人也不相信眼泪。他们正张开双臂，迎接真正的春天。
“四人帮”被打倒后，春的脚步加快了；改革的春风吹来了，真正的春天降临了。古城得意在“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意境中。
你看，古老的旧城得到改造。东西大仓前面的草滩上又建起了新城。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柏油路伸向远方。每当你漫步环城路和大街，欣赏路旁的绿树鲜花时，每当你游览娱乐广场，体验现代人的休闲时，每当你坐在餐桌旁品尝美味佳肴时，每当你……啊，我知道新的幸福生活开始了。人生苦短，路却漫漫。我们这些当年小城的孩子们，如今已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耳边响起的是孩子们爷爷奶奶的欢声呼唤。我想，孩子们迎春，老人们迎春，一切生命都在迎春。真正的春天来啦，我们虽然像一棵老树，但却发出新芽体味她的温暖。可爱的孩子们，你们可知真正春天的赐福与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