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法律和习惯离人类动物的实际行为是那样遥远，以至于很少有人会允许将其充分的性历史让法庭或甚至让他们的邻居和最好的朋友知道；而那些期待去发现他们性历史的人应该保证，这一记录决不会在同他们有关系的个体中变得为人所知。在研究中，每一个对象愿意贡献自己的性历史，是因为他在一个可信任的朋友或访谈开始时在一个调查者那里得到保证。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记录的保密，只有在这种保证的意图是诚实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实施过程中被破坏，它才是有作用的。如果在保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失败，那么其他人一旦知道了，就会拒绝贡献自己的性历史。在本研究中，对于保密的小心程度，可以说是没有其它任何关系到人类材料的计划所能超过的。
为了在这个研究中保守秘密，我们发展了密码的使用，所有的数据都用密码记录。在数据分析的任何阶段，密码都不会翻译成词语。每一个访谈者记忆密码，并不存在可以打开密码的钥匙。只有六个实际获取历史的人知道密码的一部分，而且仅仅四个人在写作本书时可以得到全部密码。在我们的实验室帮助做技术工作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密码。有些非性项目的常规表格由技术助手制作；但所有数据的实际处理，包括何勒内斯卡的打孔以及在IBM公司统计器中对它们的操作，都是由我们能获得性历史的人来进行的。在这一历时九年的调查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人进入特定个体历史的有用信息之中。
我们有必要保留每一个案性历史的身份，以便以后作补充调查，以便作历史的交叉核查，以便协调来自两个以上参加同一个性活动的人的数据（如在一般性活动中一个婚姻的一对配偶，或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伴侣）。身份识别是通过运用符号编码系列而得以实现的，这里也不存在开启密码的钥匙。代码是由有经验的密码专家帮助编制的，同时使用了几套装置让解码过程尽可能复杂化。根据密码专家的测定，除非一个人花费大量时间进入所有的个案历史和所有的文件，他想最终破译密码是不可能的。
在很大程度上，对材料的分析包括补充数据，总计进行的特定活动，制作年龄表格，制作频率表格，总计其它数据以及确定事实和因素的相关关系；作为分类学家，我们感兴趣的是人口整个部分的行为；没有料想的是，我们会碰上特殊个体的特殊历史是否公开发表的问题。这里我们应该作出保证，在可能辨认出它是某一个体历史的情况下，不让任何个案的性历史公布出来。我们可以解释这种出版方式的安全性，甚至对未受过教育的和智力低下的个体，并让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十分安全地贡献自己的性历史。
本计划中的个体性历史仅仅在我们这个调查班子的同事中进行讨论。他们甚至不同班子外的专业朋友谈论有关情况。在公开演讲或群体谈话中，我们决不运用特定的历史，虽然有些事例是从真实个案中综合而成的。甚至从地理上说，是那样遥远的个体进行的活动，看起来是无法辨认的，我们也不会去谈论他们；因为有些人在这个国家周游旅行，或许访谈者碰上的一些人是同那个遥远镇上的调查对象认识的。
很少有专业人士懂得什么是保守一个记录的绝对秘密。他们往往在专业团体中同任何人谈论一些个案情况，将专业秘密泄露出来。在这样的讨论中，往往有护士听到秘密后，很快将信息传播到外面，因而反过来，让那些得到严格保密承诺才给出历史的对象感到狼狈不堪。同法庭有联系的专业人士，由于承诺对记录保密而得到对象的供述，这样的事情是太经常了，但当这些数据被送往法庭时，这种保密性就遭到破坏。调查人类个案历史的学者经常将材料给研究生去研究，有时还把标有姓名的材料给整个班级的学生作考试资料用。很少有诊所的病历记录是用暗码写的，试图将病人姓名从明白写下的记录中分开的情况就更少。在许多社会福利机构，查看信用记录的非专业人员要比这一机构的专业人员多得多。在刑事机构，总有在押者被当作记录员使用，他们可以进入这个“秘密”记录；而有关信息则通过他们传播到整个在押者群体。在有些刑事机构里，在押者甚至比官员自己更多地了解这些记录的内容。经历过这些破坏保密事件的人们，自然不愿意再对任何专业人士贡献进一步的数据，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往往很难说服他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记录是可以保证不受侵犯的。
我们受到许多人的压力，他们渴望了解贡献性历史者的特定信息。丈夫和妻子往往希望了解他们配偶的有关数据，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信息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婚姻调节；但如果我们给出这样的信息，其他的丈夫和妻子可能就不愿意再给出他们的性历史。父母向我们询问他们孩子的情况；共同性活动中的伴侣往往想跟我们作交换：在给出他们的性历史的同时，要得到他们需要的秘密记录。我们让许多未能获得信息的人失望，同时他们对记录保密性的评价必然会提高，并因此愿意贡献他们自己的性历史，并让他们的朋友对这个计划发生兴趣。
在刑事和其它强制机构中，我们坚持一个不变的规则：没有在押者本人的授权，就不能将他的秘密传递给该机构的管理部门。只有在这些机构接受我们这一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才去那里进行调查。并没有哪个管理部门要求我们破坏这一规则。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觉得，如果某个在押者让管理部门更多地了解他的历史，会对他更有益处，于是我们建议这个对象这样做；如果他同意，我们帮助他进行这样的接触，但仅仅在他自愿这样做的情况下。
从法律上说，并没有谁授权给任何人去保守任何信息的秘密。但这里有惯例：法庭普遍认可一个牧师或医生有权利保守他们实施其专业责任时得到的秘密，但并没有成文法建立这样一种权利。如果我们被带到一个法庭面前，我们希望这样的先例将扩展到以人类性行为作为调查对象的科学家身上。如果所有层次的法庭都拒绝承认这样一种特权，除了破坏我们记录的完整性并承受由于法庭这种无视带来的后果外，将不会有任何可取之处。如果法律执行官员、法学家以及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人们希望科学能够帮助理解这样的难题，他们就必须承认，一个科学家有保守他的记录绝对秘密的权利；因为没有这个，他就不可能说服人们将自己的历史贡献给这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