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无意识不相信自己会死，它认为自己似乎是不朽的。我们称为无意识的东西是不知道否定的，死亡意味着否定，所以无意识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死。我们的许多本能都不相信死亡这件事。所谓英雄主义的秘密也就在这里。人们往往对英雄主义有一种概念化的解释：这是把某种抽象的普遍理想看得高于个体的生命。在我看来，来自本能冲动的英雄主义并没有形成这样清楚的动机，或者说，这种动机的形成只是为了消除人们行动时的犹豫不决，与无意识的方向是一致的。而对死亡的恐惧虽然是更为经常地支配着我们，这时却处于次要地位。这一恐惧感通常是犯罪感的产物。
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承认不认识的人和敌人的死亡，并且时刻希望他们死去，对此没有什么多想。这跟原始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当然，在实际行动上有一个重要区别：我们的无意识并没有去杀人，它只是想杀人。但是，在比较心理现实与客观现实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轻了心理现实的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搞清楚这一点具有深远意义。在无意识中，我们常常想把所有妨碍、开罪或伤害我们的人赶走。在对人发火时，我们常会这样喊道：“让魔鬼把你抓走！”实际上这是我们无意识中真正的死亡意愿，其意思是：“让他去死吧！”在无意识中，我们往往会为一点小事杀人，就像雅典时期的德拉克法律一样，对任何犯罪的惩罚只有一个：判处死刑。我们的无意识继承了德拉克法律，在它看来，对无所不能、独断专行的自我所作的任何贬损，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这样，如果只看无意识的愿望，我们跟原始人一样，是一伙杀人者。幸运的是，这些愿望没有原始社会时期那样强大的效力了，不然的话，在互相残酷的攻击中，人类早就灭亡了，即使是最优秀智慧的男人和最美丽可爱的女人也一样会消亡殆尽。
在原始人那里以及在我们的无意识中，一方面承认死亡会消灭生命，另一方面又否认死亡会达到这个目的，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冲突。这里说的是我们所爱的人——父母、丈夫或妻子、兄弟姊妹、孩子和朋友——的死亡。一方面，这些所爱的人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财产，我们自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不认识的人甚至是敌人。除了极少情况，我们同所爱的人的爱情中总会残留着一些敌意的痕迹，从而鼓动我们关于死亡的愿望。但这种心理矛盾冲突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在我们的心理和道德理论中反映出来，却表现在神经病人身上。通过对神经病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考察清楚正常人的精神生活。精神分析医生常常观察到病人表现出这样的症状：对亲友的关心太过分了，或者在所爱的人死去后，毫无理由怪罪于自己。在研究了这些病例后，精神分析医生对无意识中的死亡愿望、其强烈程度和意义会有较深入的了解。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自己可能有这样的感情会十分惊骇，不肯承认这种可能性，并因此而反对精神分析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其实只是一种误解。精神分析一点也没有否认我们的爱人之情，在其理论中也没有任何贬低它的东西。诚然，把爱和恨联系在一起是我们不太习惯的做法，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它让爱和恨成为一对孪生兄弟，让爱生动活跃并时刻提防着潜伏于其后的恨的攻击。如果说爱情可以像鲜花一样灿烂，那是因为我们对心中恨的冲动作出了反应。
总而言之，我们的无意识一方面不承认我们自己会死，另一方面却充满杀人的念头，盼望不认识的人去死。自人类原始时代以来，对于所爱的人之死，人们都会有一种分裂或矛盾的心理，但今天我们对于死亡已有一种文明化的态度，不同于原始时代。
我们很容易就看到，战争对于无意识的两重性造成影响。战争把文明的外表剥去，暴露出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战争迫使我们再次变成不相信自己死亡的英雄，而给外邦人加上“敌人”的标签，希望他们早点死去，或者把他们杀死。战争还告诉我们，要从所爱的人的尸体旁站起来。然而战争是无法消除的，只要各个民族生存境况不同，它们彼此强烈排斥，就必定会有战争发生。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顺从现实，让自己去适应战争？我们是否应该坦率地承认：如果以文明态度对待战争，在心理上我们再一次感到黔驴技穷，必须改变这种态度，必须正视现实？更好的做法是否应该是，在我们的观念中，给死亡以恰当的地位，让无意识对死亡的态度不再那样被压抑？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确实不能说我们有了多大进步，反而表明在有些方面我们已退回到过去，但这却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认清事情的真相，并因此感到生命又有了长久的意义。归根到底，让生命具有长久意义是一切生物的首要职责，但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是没有价值的。
这里我想起了一句名言：“要想和平，你就得准备战争。”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译为：“要想长生不老，你就得准备去死。”
——我们对目前战争和死亡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