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由于对神经病人患病原因中的性因素作系统的探究，我不得不让自己牺牲了越来越响亮的医生名声和越来越多的就诊病人，而获得的是许多新的事实，使我进一步坚定了对性因素重要性的信心。我曾经十分天真地在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学会（克拉夫．埃宾是该学会会长）上讲话，希望同行们能对我的发现感兴趣并承认它的价值，这样我为此付出的经济收入方面的代价就可以得到一定补偿。我认为自己的发现对科学事业具有普遍意义，同行们应该本着同样的精神来承认它。但是，我的沟通活动遭到冷落，我似乎生活在一个虚空的世界；人们传递过来的信息让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人如果主张性欲是神经病的一个病因，他就不能指望在沟通活动中得到公正的对待。于是我明白了，从这时起，正如黑波尔所说，我就成了那个“打破世界沉睡”的人，不可能得到任何客观宽容的对待。我越来越坚信自己观察和结论的普遍意义以及其准确性，对于自己作出的判断充满自信，在道德层面上具有极大的勇气，因此，对于这种遭遇能够安之若素。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有幸发现一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和联系，就应该坦然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
我对自己的未来作了这样的展望：由于采用了新的治疗方法，我实际上一直是卓有成就的，但在我的有生之年，学术界却始终对我不理不睬。几十年后，会有别的人在做跟我类似的事情，他们将得到承认，并把我当作一个必然遭到失败的先驱来看待，对我表示一定的尊重。而那时我像鲁宾逊。克卢索一样，在一个荒岛上快乐地生活。当我从现在的种种压力和忙乱中解脱出来时，回顾过去这些凄惨的岁月，却觉得它好似一个十分荣耀的英雄时代。我的“壮美的孤立”自有它的优势和魅力。我不须去读任何出版物，不必去听任何反对者的声音，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也不用担心被任何人排挤。我学会控制自己的冥思苦索，遵循导师沙可的谆谆教诲，那是我永不会忘的：“反复观察同一个东西，直到它自己出来说话。”我出书很难，但还是有机会，不过它的出版总是大大落后于我已经达到的认识。只要我不作较大努力，出版的事情就会被拖延下来，因为我并没有获得任何出版优先权。例如《梦的解析》是在1896年完成主要部分，但直到1899年夏秋之交才最后写完。《少女杜拉的故事》是1899年底完成的，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此外，我的论著从未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评论，或者即使偶尔被提及，那也是把它们当作嘲笑的对象，或者值得同情的误入歧途者。偶尔有一位同行在他的书中引证了我论著的一些内容，也十分简短，而且决不会有任何称赞的话，反而会使用像“偏执”、“极端”或“非常奇怪”这样的词语。一次，我在维也纳一个诊疗所讲授大学课程，其中一位助理医师要求听我的课，他听得很认真，但什么也不说。在听完最后一节课时，他提出要跟我谈谈。我们在外面边走边聊。他对我说，他根据其上司的意思，写了一本书，是反对我的观点的；现在他很后悔没有在写书前听我的课，如果那样的话，他写的东西就会大不相同。当时，在写书前，他确实在诊疗所问过是否应该先读一读《梦的解析》这本书。而人们对他的回答是，不必这样做，不须弄得这么麻烦。于是他就根据自己当时的理解，将我的理论构造与天主教的理论构造从本质上进行比较。可以想象到，以他那种拯救灵魂的观点，在其叙述中已经包含了对我理论的某种评价。这人最后说，由于这书已经付排，其中的任何观点都不可能改变了。我的同事认为，以后没有必要说明他已经改变了对精神分析的看法。但这人身为一个医学期刊的正式评论员，评论精神分析的发展却是这样轻率随意。
在那些年里，尽管我不在意自身利益，却有一种情况将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并非所有处于孤立的发现者都能遭遇到这种情况的。通常说来，这些发现者十分苦恼，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反而遭受厌恶，往往在精神上处于矛盾之中。而我却没有这种矛盾。精神分析理论使我能够理解我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它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说，在对病人作精神分析时，他们会由于自身情感的抵抗而无视我发现的事实，那么，这种抵抗也会出现在健康人身上，他们由于某种外部原因也会遭受压抑。因此，他们试图证明，完全可以在理性基础上反对我的观点，这是毫不奇怪的；实际上其最初的原因完全是情感方面的。同样的情况常常发生在病人身上。他们反对我的根据，从深处说也是站不住脚的。拿菲斯塔的话说，其原因是“林林总总”。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对病人必须施加一定压力，引导他们看清和克服自己的抵抗；而对于表面看起来是健康的人，我们就没有这样做的条件了。怎样迫使健康人用客观冷静的态度来看待自身的难题，是一个最好留待时间来解决的问题。在科学史上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有些命题在刚开始时造成一些矛盾，并没有得到证实，到后来却一一获得承认，尽管并没有谁再提出能够证实它的新根据。
因此，在我孤独地代表精神分析的岁月里，我从未指望过世界舆论会对我有特别的尊重，或者人们满足理性的要求时不带任何偏见。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