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和波伏瓦仍然同左派学生保持着联系。但这些年轻人自身也有很大变化。他们分化为不同的派别，彼此含有敌意，而且对《现代》杂志也就是萨特持一种批评态度。
１９７０年４月，一个名称为“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主办的报纸《人民事业报》两名主编先后被捕，他们来人找到萨特，请他出任主编。其实这家报纸对萨特并不友好，在此前不久刚刚发表过文章攻击萨特。
萨特没有计较这个，他对年轻人一向是大度的。而且这个组织的头头也对他说清楚了，他只是一个挂名主编，不管事，只是为了对付当局；有了事就让他出来扛着，因为他名气大，可以借此保护其他人。
萨特同意了。尽管他的政见同这些年轻人不完全相同，但他相信这个组织和这家报纸是革命的，是为普通老百姓说话的，他愿意被利用。
５月底，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去法庭，为《人民事业报》的两名前任主编作证。萨特说，他站在证人席上，而另两位主编却在被告席上，他感到十分愤慨；他要求释放这两个人。当记者和律师请萨特就“无产阶级左派”在这一天被取缔一事发表看法时，法庭禁止萨特作出回答。
最后这两个主编仍然被判有罪，一个监禁１年，一个监禁８个月，但《人民事业报》并没有按起诉人的要求被取缔，仍然保有合法性。
萨特任主编的《人民事业报》出版了第一期。警察包围了印刷厂，但报纸早已印好转移走了。警察要把厂长带走，但工人们把他截了下来。第二天，萨特和波伏瓦在波伏瓦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对这种违法行为提出抗议。
波伏瓦和米歇尔·莱里斯做发起人，成立了一个《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把那些支持这家报纸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但警察当局不承认。波伏瓦向法庭起诉，开始诉状被驳回，最后这个协会胜诉了，成为合法的组织。
与此同时，萨特同一些朋友发起成立“红色援助”组织，帮助那些因左派组织被取缔而带来的镇压狂潮中的受害者，同时联络那些非共产党的左派组织。
警察没有在印刷厂搜索到报纸，就逮捕了３０名卖《人民事业报》的报贩子，说他们企图重建非法组织“无产阶级左派”。为了抗议这种专制行为，萨特、波伏瓦和其他朋友一行１０人，来到大街上卖报。
来到闹市区，大约５点半钟，正是购物的高潮时间，人特别多。萨特他们从车上卸下一捆捆报纸和传单，每人拿了一摞，挤进人群，大声喊叫：“请看《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自由！”同时散发报纸。
萨特正喊得起劲，一个年轻警察走上前来，一把夺下他手中的报纸，并抓住萨特的胳臂。这时随行的大批记者赶快抢拍这个难得的镜头。这警察把萨特带向警察局，波伏瓦他们跟着一起走。
突然街上有人向那警察喊道：“你抓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轻警察连忙松了手，但萨特还是跟着他走。警察越走越快，萨特的朋友喊道：“不要让那小子跑了！”那小子终于跑了起来。于是萨特和朋友们转过身来，继续分发报纸。围观的人们被这一幕逗得笑了起来，他们纷纷索要报纸。没过多久，他们带来的报纸就分发一空。
电台对这个活动作了现场报道，萨特和波伏瓦从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卖报声，还有萨特向人们作解释的声音：“《人民事业报》没有被取缔，逮捕它的报贩是非法的！”报界也对此作了详细报道。
一星期后，萨特和波伏瓦他们又搞了一次卖报活动，这次人更多，有２０人参加。他们在大街上散发着报纸。大约一刻钟后，来了四、五个警察，随后离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开着警车回来了。他们要所有卖报的都上车，并声明：“你们不是被捕；带你们去是为了检查身分。”
到了警察局，所有的人都被叫了进去，只留下萨特。警察对他说：“萨特先生，你是自由的。”但过了不一会儿，萨特也被叫了进来。原来他看到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外面，又开始散发报纸，于是他们把他也带了进来。
警察们开始登记审查，他们问：“除了萨特先生，你们还有谁是知名人士？”
被审查者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都是知名人士！”
“你们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
“那是你太孤陋寡闻了！”
“好吧，那我也算是知名人士了！”问话的警官气急败坏地喊道。然后他把萨特和波伏瓦请到另一个房间，打算把他们放了，留下其他的人。他们拒绝了。
这一下警察全慌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其中一个喊道：“糟了，这事办糟了！”
显然他们得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释放萨特同时又扣下其他的人，萨特和波伏瓦的态度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一个小时后，来了一位高级警官，把萨特拉在一边说，半小时内将释放所有的人。萨特和波伏瓦明确表示，他们两人要最后离开。
当他们离开警察局走到街角时，被记者团团围住。萨特发表了讲话。他说：“我的目的不是希望自己被捕，而是让政府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况！”
法国和欧洲各大电视台、电台，法国各报刊都对这事作了报道，《法兰西晚报》还刊登了萨特和波伏瓦去警察局受审时关在警车栅栏里的照片。以后萨特、波伏瓦他们同当局还有一些遭遇战，当局仍在没收报纸，萨特他们仍在示威、抗议、散发报纸。最后，当局终于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终于能够在报亭公开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