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但萨特和波伏瓦不理解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对中国是关心的，１９５５年在中国呆了两个月，波伏瓦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他们对当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完全摸不着头脑。
１９６７年，他们接到中国驻法大使馆的邀请，在那里与大使馆的官员们共进午餐。这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喝威士忌，而是喝葡萄酒和米酒，因为前几天有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在大使馆门前示威，指责大使奢侈腐化。
在中国访问时，萨特和波伏瓦常常听到持续几小时但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讲话，而这次的情景让他们更加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官员几乎没有讲一句话，看来他们是不便取消几星期前发出的邀请，但又很不情愿款待客人。他们显得忧心忡忡。
到了第二天，萨特和波伏瓦才从别人那里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官员刚得到消息，新华社社长被免职，他们人人自危，哪里还顾得上招待客人？不久大使被召回国。
萨特和波伏瓦没有轻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判断。早在１９６６年，一些年轻的理论家打算开辟一个马克思主义专栏，但只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些年轻人尽管不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却对它表示无条件的支持。而萨特和波伏瓦则始终认为：在表态前必须了解一点实情。
他们认为，防止产生新的特权阶层，把权力下放到人民群众手里，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完美的人，这样的计划肯定是很好的，但他们不同意中国抱有的那种盲目的自信；此外中国对西方的看法具有一种教条式的天真，也让他们无法接受。在他们看来，所谓在中国一切都好的说法更是十分荒谬；他们没有必要为了支持中国而去编造一个的神话。
这两年来波伏瓦又出了两本书。她写了一本名为《美好景象》的小说，从一位已婚女子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她父亲还在世，还有一个１０岁的女儿。她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和窒息；通过她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这个世界的黑暗暴露无遗。
《美好景象》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出版，两三个月内畅销１２万册。许多批评家、几乎所有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说他们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就生活在书中描写的世界中，我们也感到被囚禁，落在一个圈套之中。”评论家还认为波伏瓦在小说文体和技巧上有所创新。也有评论者认为：“这只是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世界，这不是真正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１９６７年５月，波伏瓦完成了几个短篇小说，《被毁的女人》、《独白》、《负责的年龄》，分别描写了一个丈夫另有新欢的女人，一个对女儿自杀负有责任而又自欺的女人，一对无法忍受老年负担而最终分离的知识分子。小说的主题是两个：孤独与失败。
１９６８年１月，小说集以《被毁的女人》为书名出版，公众购买踊跃程度不下于《美好景象》。波伏瓦收到不少作家、学生和教师的来信，对她的构思表示完全理解，祝贺她再次有所创新。但评论界对这几个小说非议较多。
妹妹波佩蒂已经是个很有成就的画家了。她一直想为姐姐的作品画插图。《被毁的女人》篇幅适当，内容也让波佩蒂产生许多灵感。于是她为这部小说作了一批精美的插图，并由她们姊妹两人共同签名。
１９６７年假期，萨特和波伏瓦去威尼斯参加电影节。萨特很喜欢塞尔·罗莱根据他的小说《墙》改编的电影。他们观看了电影，演员都很棒，最出色的算演巴布洛的演员卡斯蒂罗。他小时就遭流放，在集中营度过童年，因此轻而易举地进入囚徒的角色。唯有片尾的处理让萨特有些担心：这在小说中不过１０行，是一个不很重要的文学设计，但在银幕上，它延续了很长时间，镜头似乎过于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