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见面是在1859年，也就是我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那一年，见面的地点和详细情况我都记不清了。以后我们也碰见过，但并不经常；也说说话，但说得不多。不过每次见面我们都要打招呼和握手。赫尔岑对我说，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印象不好，他指的是外在形象和行为举止。而我倒蛮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外表和举止的。
一天早晨，我在自己住房的门把手上看到一份传单，这种传单很多，我看到的这份算是其中最有水平的了。其标题是“给年轻一代的信”。我认为，再也没有比它更为荒诞和愚蠢的东西了。其内容充满煽动性，其形式也很可笑，只有那些要将年轻一代送进死亡陷阱的杀人者才写得出来。这一整天我都十分不快和烦闷。我早就同这些写传单的人分道扬镳了，也不认同他们的活动目的，我却为他们采用的方法之拙劣而惋惜：“他们怎能干得这样愚蠢和拙劣呢？”其实这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惋惜的并非是他们的失败。实际上我对写这传单的人一无所知，谁都不认识，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写的。我感到郁闷不快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我感到，这种现象并非某些互不相干的人做的几件蠢事。让我倍感压抑的是：虽然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3年，也认真观察过这种现象，直到这天早上发现这张传单，我才有了一个全新的意外发现：我从未想到一些人会无聊到这种程度。令人震惊的就是这种无聊的程度。到了下午，我突然决定去拜访车尔尼雪夫斯基。此前我从未去过他那里，也从未想过要去，正像他从未想过要来我这儿一样。
我记得大约是下午5点，我见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有他一个人在家，连佣人都不在，是他亲自出来开的门。他很高兴地接待着我，将我带到书房。
我拿出传单说：“这算怎么回事？”
他拿过传单看了一遍，大约看了10行字，微带笑意问道：“这又怎样呢？”
“难道他们一定要干这样可笑的蠢事吗？难道不能阻止他们干下去？”
他的回答给我很深的印象：“莫非你以为我跟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参加编写这种材料？”
我回答道：“我并不这样认为，甚至觉得不须向你说明这一点。但应该尽可能地阻止他们干下去。你的看法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分量的，他们不会不考虑到你的意见。”
“但这些人我谁都不认识。”
“我相信。但你根本不须认识他们并同他们面对面谈话。你只要在某个场合公开表达你对此事的否定意见即可，你的意见就会传到他们那里。”
“我的意见也许不会有什么作用。而且这种现象其实无关大局，也很难消除。”
“但是它既害了别人，又搞砸了事情。”
这时来了别的客人，我不记得是谁了。我就离开了。这里我应该说明的是，我们的谈话是十分诚恳的，我完全相信，车尔尼雪夫斯基跟这些写传单的人并不“一致”，直到现在我还相信这一点。我的感觉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我的访问还是很高兴的，几天后他来回访我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他在我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说实话，我很少见到比他更为亲切和善的人，因此，当时我就对某些人的印象感到惊讶：他们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性格古怪、难以接近。我感到他希望同我交往，因此很高兴。后来我又去过他那里一次，他也来看过我，不久由于某些原因，我不得不迁往莫斯科，在那里住了9个月，我和他刚刚开始的交往就这样中断了。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抓进监狱和流放，我一直没有搞清他的案情，直到现在还不清楚。
大约一年半后，我写了一篇幻想小说，是即兴之作，类似于果戈理的小说《鼻子》。这只是一个开玩笑的作品，带有戏谑的性质。我只写了第一部分，没有写完。以后有时间或许会完成它。不过现在我已经忘了它的内容，为了回忆的需要，我不得不找出来重读。小说第一部分《鳄鱼》1865年在《时代》杂志上发表，而《呼声报》发了一篇十分奇怪的评论文章。其中确切的话语因年代太久无法记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鳄鱼》的作者这样做一点意思也没有，这既不可能给他带来好的声誉，也不会得到其期盼的好处。”如此等等。后面还有一些虽不好懂但恶意明显的讽刺。我随意看了一下，什么也没看明白，只是感到文章十分歹毒，但不知道该文作者为什么对我有如此大的仇恨。这篇让人读不懂的短评并不会对我有何伤害，读者也会跟我一样不去理睬它。然而一星期后斯特拉霍夫对我说：“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看的吗？他们认为你的《鳄鱼》是讽刺车尔尼雪夫斯基流放这一事件，你在小说中嘲讽他。”尽管十分惊讶，我听了这话后并没有太在意：作品发表后各种猜测都会有。我认为这种看法太牵强，是极个别的，不会有人认可，因此完全可以不去管它。对此，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因为这种观点竟然生下根来，并流传开来；即使是凭空造谣，也会产生痕迹。
不过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写这个短评的人并不是在有意诽谤我，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不存在任何原因。我跟文坛的人几乎没有吵过架，至少没有激烈的争吵，我从事文学活动27年了，直到现在，这是第二次涉及个人的事情。因此，这一短评以及对我小说的无端猜测是愚蠢造成的，是某人本来对我就有成见，而且生性多疑，由此产生的愚蠢念头。我相信，这个“善于思考”的某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没有弄错，我的小说一定是在嘲讽不幸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还相信，即使我现在作出解释，也无法改变他的观点，无法洗清自己。正因为如此，这人才可以算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我的小说有什么嘲讽呢？据说鳄鱼代表西伯利亚，那位自信而浮躁的官员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被鳄鱼吞进肚子后还要对整个世界指手划脚。那个被他呼来唤去、毫无个性的朋友是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实际生活中的朋友。而官员那位漂亮而蠢笨的妻子是指……这实在是太肮脏可耻了，我都不愿意玷污自己的笔继续写下去。（然而这种说法却生下根来，很可能是最后一种暗讽才让其得以生根，对此我有确凿的证据。）
这就是说，有人认为，我这个以前的流放犯，对另一个“不幸的人”被流放感到幸灾乐祸，不仅这样，我还借机会用小说来诽谤他。但是，这里有什么证据呢？这是在暗讽吗？那么你可以列出任何一部作品，比如《狂人日记》、《上帝颂》、《尤利.米洛思拉夫斯基》以及菲特的诗歌，随便列举什么都行。我立即就可以根据你列出作品的前10行文字说明：这是对普法战争的讽刺，或者这是对演员戈波诺夫的诽谤，等等，总之，不管是对谁，只要你列出几行文字来就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以前，40年代，书报检查官是怎样审查稿件的：他们怀疑每一行文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有所指，是一种暗讽。最好让这些人从我的生活中找出事例，说明我是一个心肠歹毒的诽谤者，因此可能写出这种暗讽来。
这些人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就匆匆作出结论，恰恰说明他们思想之卑下、观点之无理、态度之粗暴。即使他们的无端猜测是出于幼稚，那也是不能原谅的。如果要说的话，那也是幼稚的卑劣，如此而已。
也许是我个人仇视车尔尼雪夫斯基？我在前面已经介绍了我和他之间十分愉快的短暂交往。有人会说，这还不足为凭，我是在暗中对他有敌意，那么就请他们把这种敌意的原因说出来；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原因。我相信，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机会的话，是会确认我对有关情况叙述的正确性的。我十分希望他有可能这样做，就像我对他的不幸遭遇抱着真心实意的同情一样。
也许我因观点不同而仇视他？为什么会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就没有以他的观点让我下不了台。完全可以做到既十分尊敬一个人，又跟其观点很不相同。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时代》杂志停刊前的一期（应该是最后一期），登载了一篇长文章，是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小说《怎么办》的。文章写得很好，是一位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人写的。该文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智慧和才华，热情地称赞了这部小说。在此前提下，该文也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某些不足和偏差。总之，该文是十分认真的，表现了对被评论者的充分尊重。如果我因为观点不同就仇视车尔尼雪夫斯基，肯定不会在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来表达对他的尊重。实际上，《时代》的编辑不是别人，正是我本人。
也许我之所以发表这样歹毒的暗讽，是为了从上层那里得到某些好处？但是，我在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向上层献媚的举动，也就是出卖自己在文学上的人格？我认为，即使那些作此猜测的人，尽管十分幼稚，也不会真的这样想。如果只是从这一点来诽谤我，这种流言不会生下根来。
至于有人责备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家里的情况进行了暗讽，我要重说一遍：由于对方的谣言过于污秽，为了不让自己受到玷污，我根本不愿意作任何“辩解”。
——作家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