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和波伏瓦现在已经适应了这种铺天盖地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样铺天盖地的敌意。名声也好，敌意也好，都是客观现实，都是无法回避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他们认识到，应该自觉地让自己自由的主体性同客观境况结合起来。
他们面临着一个机会。革命民主同盟希望萨特参加进来，担任一个重要职务。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把那些不愿同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力量联合在一起，争取建立一个独立于两个集团之外的欧洲。它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和中立。这很对萨特的意思。
波伏瓦担心萨特会在这种活动中浪费自己的时间。萨特认为，既然他已经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介入”的口号，就不应该在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又躲得远远的。他决定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胡塞，以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写过一些小说和论文。他同萨特有过交往。
１９４８年２月，在欧洲，反共情绪和对战争的紧张感空前激化。在法国，人们都在谈论俄国入侵的可能。这时萨特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同胡塞和他的战友站在一起。３月１０日，他作了一个演讲，进一步阐发了“战争可以避免”的见解。
萨特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动。他的想法是，他可以也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社会。既然现在他已经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无视自己的这种境况。战前那种孤独的个人之梦是永远逝去了，他不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体。
现在萨特完成了一个新剧本《肮脏的手》。最开始是托洛茨基被刺事件触发他写作的灵感。波伏瓦在纽约时结识了一个朋友，他曾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这位朋友告诉波伏瓦，一个刺客是如何想方设法成为托洛茨基的秘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他生活在一座戒备森严的住宅里，最后刺杀了托洛茨基。
萨特虚构了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为了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愿意担当刺客的角色。但他时时处于道德的焦虑之中，总想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己理想的纯洁性。同他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用任何手段。
这个剧本的名称，萨特一直在《激情之罪》和《肮脏的手》之间犹豫不决。前者是因为剧中涉及到男女之爱，本来年轻人雨果已经被领导人贺德雷说服，不再想杀他，但看到贺德雷因激情同雨果妻子捷西卡亲嘴，就向他开了枪。而后者指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不弄脏自己的手。显然，后一个剧名要深刻得多。
这个戏剧仍然由西蒙娜·贝里奥所接受。万达扮演女主角捷西卡。雨果最后选定由佩里埃扮演。首演非常成功，演员们都演得不错。佩里埃的雨果尤其演绝了，正如维托尔当年演加尔散那样，好象这个角色只能是这个样子。
萨特当时不在场，他为革命民主同盟去一个共济会支部作演讲。演出结束时，人们纷纷走到波伏瓦的包厢同她握手，向她也就是向萨特表示祝贺。他们赞不绝口道：“真出色！演绝了！”
观众的反应十分热烈，但大都同情雨果，好象他是残酷政治斗争的受害者。这个效果有些出乎萨特的预料。他的本意不在于评判谁是谁非。如果说他有倾向性的话，他更倾向于贺德雷。他后来说：“如果我要做一个革命者，我就是贺德雷。”
评论界的反应更加使他感到意外。共产党评论家对《肮脏的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定这是一个反共的戏剧。他们说：“萨特为了几张钞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把最后一点尊严和正直都出卖了！”
资产阶级评论家看到共产党反对，他们就拼命喝彩，说这个剧反映了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真相。这同样是出于政治目的。一个美国人未经萨特同意，擅自改编这个剧，给它加上反苏的色彩，起名为《红手套》在纽约上演。萨特提出严重抗议。
萨特的意图不是要写一出政治剧，而是想揭示在历史转变时期，道德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纯洁与肮脏、个人与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肮脏的手》实际上是一出悲剧。剧中人物都是悲剧人物，尤其是雨果，他类似于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这样的角色。他的悲剧既是命运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由于萨特这时的政治态度，他超然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而保持独立，他写的东西不可能不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激烈反对，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政治立场的批判。即使他写这个剧本时确实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他们也会从中嗅出强烈的反共气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