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已经知道，我哥哥4年前创办了一个刊物，我给他帮忙。我写的《死屋手记》获得好评，因此，我也恢复了作家的声誉。在办刊物的过程中，我哥哥欠了很大一笔债，后来开始偿还。然而在1863年5月，由于一篇文章，这个刊物被查禁了。这篇文章本来是充满爱国主义的，却被认为是反政府和反社会的、具有煽动性。该文的作者也有过错，有的地方思虑太细反而容易招致误解。不久问题搞清楚了，但刊物已被停办。此后我哥哥的业务一落千丈，失去信誉，无法支付大笔债务。后来他又想了很多办法，获得批准继续出版刊物，不过刊物改名为《时代》，1864年2月底才批下来。第一期已经无法在3月20日前出版。也就是说，订阅期刊的时间早已过去。按照惯例，读者只会在每年的12月、1月和2月订阅期刊。原来的刊物停办时，我们没有跟原来的订户结算，还要补给他们缺的那几期刊物，于是通知他们：寄6个卢布订阅《时代》一年（1964年）。除了寄来6个卢布的老订户，《时代》没有任何新订户，我哥哥只有赔老本来出版这个刊物。他就这样完全累垮了。他不断地借债，身体越来越差。但我不在他身边，我在莫斯科照护处于病危状态的妻子。你在信中对我亲爱哥哥的去世表示深深的同情，但你还不知道，我的不幸不仅止于此。另一个爱我而我也深爱的人，也就是我的妻子，已经在莫斯科去世。她是前一年因肺病而去莫斯科居住的，随后不久，我也去了莫斯科。1864年一整个冬天，我都守护在她的病床边，没有离开过她。她于4月16日去世。临终时她头脑清醒，在要最后问候的人中就有你。亲爱的朋友，我在此转达她的问候。请你带着美好的回忆为她祈祷。亲爱的朋友，她很爱我，我也十分爱她，但我们的生活却充满了不幸。待见面后我再详谈这一切吧。现在我要说的是，尽管她的性格有些怪异，为人多疑，耽于幻想，有时候有点病态，我们仍然不能不相爱，甚至于越是感到痛苦，我们就越是难以分开。这看起来很奇怪，但事情就是这样的。她是我这一生中见到的最为纯洁、高贵、仁厚的女性。有整整一年时间，我看到她一直濒临死亡边缘，为此痛苦万分，她去世后我仍然无法抑制地处于这种悲痛状态，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如此空虚。现在又过去了一年，我仍然是这样，精神状态毫无好转。将她安葬后，我到了彼得堡，到我哥哥那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然而仅仅过了3个月，他也去世了，发病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开始时似乎还不太重，但突然就恶化了，3天后就去世了。
突然一下子，我成了孤儿，我感到十分恐惧。我的生活被分裂成两部分：一种是已经历过的部分，我所有的生活目的都在那里；另一种是未来的生活，我一无所知，感到陌生，感到不可解，特别是生活中没有了这两位亲人，他们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我感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失去任何价值。我很难设想去建立一些新的关系、开始新的生活，甚至这种想法都让我厌恶。我深切感受到：这两位亲人是没人可以取代的，在这世上我只爱他们两人，我不会得到新的爱情，也不应该得到它。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冷酷，那样空虚。3月前我收到你的信，其中充满对过去的回忆，充满亲切的感情，我的心情悲痛莫名，无法表达。
哥哥去世后留下的钱只有300卢布，都花在他的葬礼上了。他还欠下25000卢布的债，其中10000卢布没到偿还期，暂时还不会给他的家属产生麻烦，而另外15000卢布已经到期，必须马上支付。你也许会问，既然如此，他拿什么来出版下半年的6期刊物呢？（他是1864年7月去世。）他靠的是自己的信誉，他在出版界有很高的信誉，此外，他靠借钱来维持刊物的运转，这种方式在出版界也是很盛行的。但一旦去世，他的刊物的信誉就不存在了。要继续出这6期刊物，至少需要18000卢布，再加上要偿还的15000卢布，一共需要33000卢布，才能够让刊物支持到年底，接上新一年的刊物征订。我哥哥家属身上可以说是一文不名，已经到了沿街要饭的地步。他们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他们，我的嫂嫂和侄儿，就在我身边，期待着我来解救他们。我是那样爱我的哥哥，能够不管不顾他的家属吗？我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第一种办法，将刊物停办，将刊物和相关物品（它们多少值一些钱）交给债主处理，我的责任只是负担哥哥家属的生活。我通过自己的工作、写小说来养活他们。第二种办法，设法借钱来把刊物继续办下去。遗憾的是，我没有采取第一种办法，而是选择了第二种，也就是把刊物继续办下去。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一些朋友和原先的同事都主张这样做。
作出决定后，我去了莫斯科，我的姨妈十分富有，年纪也很大了，她曾在遗嘱中留给我10000卢布，我去向她要了这笔钱，然后回到彼得堡继续办刊物。这时情况变得很糟糕：期刊检查机构一直拖着，迟迟没有把刊物批下来，因此，7月号的刊物直到8月底才出版。但读者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对刊物延期深表不满。期刊检查机构还不同意把我的名字印在刊物上，无论是作为主编还是出版者都不许。我得加快速度，于是同时在3个印刷厂印制刊物，这就加大了成本，也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刊物的编辑只有我一人，我得看清样，同作者联系，对付检查机构，还得修改文章、筹措钱款，有时熬通宵，一直工作到早上6点，平时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我终于让刊物走上正轨，但为时已晚。1864年11月28日，我出版了9月号的刊物，而到1865年2月13日，我已经出到第二年1月号的刊物了，也就是说，平均每期刊物的编辑时间只有16天，而内容多达35个印张，你能够想象吗？这要求我付出多么巨大的精力！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类似苦役的艰苦工作状况下，我无法进行自己的创作，没有在刊物上发表任何东西，读者根本就看不到我的名字，不仅在外地，即便在彼得堡，也无人知晓我在主编这个刊物。
我的朋友，如果能够还清债务并让我拥有写作的自由，即使要我再去服几年苦役，我也是心甘情愿的。现在为了对付穷困，我不得不在匆匆忙忙之中写东西。也许写的小说还可以吸引读者，但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由于穷困、为了金钱而写作，这就把我给毁掉了。
以上我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你了，但最主要的一点却没有写清楚，这就是我的精神活动，几乎没有反映出来。然而在信中只能是这样了。我不善于写信，特别不会恰当地描写自己的情况。这也难怪：我们分别已有多年，其中可谓岁月沧桑。
——给弗兰格尔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