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期间我去了海牙，为了看我的朋友维特根斯坦。战争前我就在剑桥同他相识。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人，父亲十分富有。他原来想当一个工程师，因此去了曼彻斯特。他在攻读数学时对数学原理产生兴趣，就了解有哪些人在研究这一问题。有人提起了我，于是他在三一学院住下来。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天才，感情丰富，思想深刻，性格激烈，孑然独立。他有一种天真的本性，就我所知，除了穆尔之外，无人可比。一次我带着他参加一个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研讨会，我对那些参加会议的人一视同仁，都很客气，尽管他们的情况各别。而当我和他离开会场时，他气愤异常，痛斥我没有去骂这些人是蠢材和败类。他自己的生活没有规律，但具有一种很强的人格魅力。他平时几乎只吃牛奶和蔬菜，我常常想：“太可怜了！哪怕偶尔吃一块牛排也是好的。”他往往在半夜三更来找我，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在我的房间走来走去，能够一直走3个小时，不说一句话，而表情烦躁异常。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是在思考逻辑问题呢，还是思考你自己的罪孽？”他的回答是：“两者都有。”然后继续来回走着。我不想暗示他早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状态，一旦离开我这儿，很可能会去自杀。在来剑桥的第一个学期行将结束时，他问我：“你认为我是一个傻瓜吗？”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问？”他回答：“如果我是一个傻瓜，我就去考飞机驾驶员；如果我不是，我就当一个哲学家。”我说：“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傻瓜，但在假期里若能就你感兴趣的哲学题目写一篇论文，我看了之后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开学时把他完成的论文给了我。我刚刚看了一个开头，就知道他是一个天才；我让他相信自己不应该去当一个飞行员。1914年初，他来我这儿，情绪十分激动地说：“我要离开剑桥，要马上离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姐夫来伦敦了，他离我这么近，我受不了。”于是他去了挪威。在这之前我曾问穆尔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他回答：“人不错。”我问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因为他对我的课似乎无法理解，而以前没有谁是这样的。”
战争开始后，维特根斯坦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刚开始的几个月我还能给他写信，也能收到他的回信，但后来这种通信就被中断了，我无法知晓他的情况。直到停战一个月后，我才收到他的一封信，是从蒙特卡西诺寄来的。信中说，在停战几天后，他被意大利人俘虏，幸好随身带着手稿，还能继续写作；在上战场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希望我能够读一读。像他这样的人，在思考逻辑问题时如果正在吃鸡蛋，就会连蛋壳一起给吞下去。他把这书的手稿寄给我，这就是后来以《逻辑哲学论》为名出版的那本书。我觉得应该在一个中立国同他见面来讨论这本书，于是我们决定在海牙相见。他正要成行时，却遇到一个未曾料想的麻烦。战争爆发前他父亲将所有的财产转移到荷兰，因此保住了自己的富有。正在停战之时，他父亲去世了，他继承了父亲的大部分财产；但他认为，财产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是毫无必要的负担，于是将这笔遗产全部送给他的哥哥和姊妹；结果现在要从维也纳到海牙，他连买车票的钱也没有；但他出于自尊心又不肯接受我的资助。最后解决这一麻烦的办法是，他把自己在剑桥的家具和书籍卖给我，获得的钱充作路费。我按照为他保管家具的商行出的价钱买下它们。实际上其价值要大大超过估的价，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占便宜的一次交易。维特根斯坦来到海牙，我们呆了一个星期，对他的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
维特根斯坦既是一个逻辑学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前线时，他同俄国人有着友好交往，对他们称赞有加。他对我说，一次在加利西亚的一个村子闲逛，在一个书店里找到一本托尔斯泰论福音的书。有一段时间他对宗教持十分虔诚的态度，以至于认为我的行为太坏而要断绝交往。为了维持生活，他去奥地利一个名叫特拉德波的村子教小学。他在给我的信中说：“特拉德波的人很坏。”我回信说：“所有的人都很坏。”他又回信说：“即使这样，特拉德波的人更坏一些。”我又回信说，从逻辑上看，这是一个不通的说法。不过他的看法有其自己的理由：当地农民不肯给他牛奶喝，因为他教给孩子们的算术题不能用来数钱。这段时间他想必很吃了一些苦，不过由于性格孤傲，他几乎从不提及。最后他的姐姐要盖一栋住宅，请他当设计师，这样才让他有几年可以衣食无忧了。再后来他回到剑桥当研究员。在与人交往时，维特根斯坦往往让人觉得古怪，难以相处。怀特海曾跟我谈到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他的情况。那是开始喝下午茶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被请进客厅，但他仿佛没有看到怀特海太太似的，没有跟她打招呼，而是在客厅里来回走，一言不发，最后突然说了一句：“一个判断有两个终端，就是ａ对ｂ。”怀特海说：“当时我问他ａ和ｂ是指什么，也许我的问话不很恰当，他勃然大怒地回答：‘ａ和ｂ是不可定义的。＇”
跟所有那些杰出人物一样，维特根斯坦也有自己的弱点。1922年，他的神秘主义情结发展到顶点，他竭力要说服我，与其做一个聪明者，还不如做一个善良者。我发现他很怕黄蜂，也怕虱子、臭虫等。我们在因斯布鲁克住了一晚，床上有虱子和臭虫，第二天他就不肯再住了。我在俄国和中国旅行，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因此完全可以忍受；而他就不行，即使他坚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这些小小的虫子还是让他一点都不能忍受。尽管有这样的小弱点，他给人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自传
（黄忠晶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