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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自述(六十七、伦理信念和伦理情感的来源)

  伦理学跟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其基本材料不是知觉,而是情感。对此我们应该作正确理解,也就是说,这并非指我们拥有情感这一事实。我们拥有情感是一个科学事实,跟其它事实一样,我们通过科学方法、通过知觉就可以认识它。然而一个伦理判断却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是表达了某种希望或恐惧、某种意愿或厌恶、某种热爱或憎恨,尽管往往采用较为隐蔽的形式。它本来应该是用祈使句或命令句来表达,而不应该以陈述句表达。圣经说:“爱你周围的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一个被国际冲突所困扰的现代人会说:“所有的人都应该互相友爱。”这些都是伦理意义的话,尽管其句式有的像在陈述事实,但我们无法证实或证伪它。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纯粹的物质性的宇宙,充满没有任何感觉的物质,这样就可以清楚看到伦理学情感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一个宇宙就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既没有正当的事情,也没有不正当的事情。据《创世纪》说,上帝在还没有完全创造出生命之前,就“已经看到宇宙是善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善也许是上帝对于自己创造激情的思考,或者是某种生物感觉到自己适合在这个无生命的世界上生存。假设太阳跟其它星球相碰撞,地球化为一团气,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的存在为善,就会说,这一场灾难是恶的;如果这场灾难是发生在一个没有生命的星球,那就既谈不上善,也说不上恶,只是很有意思而已。因此,跟伦理学相联系的生命,并不是生物化学家探究的作为物质过程的生命,而是作为幸福和不幸的生命、充满希望和产生恐惧的生命,以及只是认定这个现实世界而遑论其它的生命。

  现在我们知道了,情感和愿望具有基本的伦理意义,但还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是否存在着伦理学知识?“你不应该杀人”,这是命令句;而“谋杀是有罪的”,似乎是一个陈述句,好像是在强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幸福”,这是祈使句;而“幸福是善的”却跟“苏格拉底是不死的”一个句型,属于陈述句。这是对语法的错误运用呢,还是由于在伦理学中,跟在科学中一样,有着对和错呢?如果我说尼禄是一个坏人,这就像我说他是一个皇帝一样,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呢,还是另一个意思,即“尼禄这家伙,阿呸”?这样的问题并不简单,也无法简单回答。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伦理判断的主观性问题。如果我说牡蛎很好吃,而你说它让人恶心,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表明自己的嗜好,无须再去争论。然而当纳粹申言拷打犹太人是善的行为,而我们认为这是恶行时,这就不是关乎个人喜好问题,我们甚至愿意为这一信念去战斗和作出牺牲,而对于牡蛎就不会这样。无论怎样论证这两种情况有多么相似,大多数人仍然感到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虽然他们很难说出这种不同来。这种感觉虽然不明确,却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伦理判断都是主观的。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希望和意愿构成伦理学的基本内容,而这两者又是主观的东西,那么伦理学中的一切都应该是主观的。但这一论证并不是确凿无疑的。科学的基本材料是个体知觉,它们要比我们所想像的具有更多的主观性,但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却是客观的、非个人的。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的知觉有其共同点。在伦理学中也可能有类似的通往客观性的途径,也就是说,由于大多数人的希望和意愿具有共同点,我们就有可能由个体伦理学进入政治学;实际上政治学和伦理学是很难截然分开的。

  在我们已知的人类社会里,即使最原始的时代,也有着伦理信念和伦理情感。人们会称赞一些行为,指责一些行为;有些行为得到社会奖励,另一些行为则会受到惩罚。在人们看来,有些行为可以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财富,而另一些行为则会带来灾难。这样的信念有些来自理性,但在原始时代,它们大都是迷信信仰,并且产生禁律,尽管其中也有后来理性证明为正确的东西。

  道德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禁忌。例如,据说某些东西,特别是属于部落首领的东西具有“超自然力量”,谁触摸它,谁就会死。有些东西是贡献给神的,并且只能由巫师来操作。有些食物是可以食用的,另一些则绝对不能食用。有些个体只有经过净化才纯洁的,这特别是指那些沾染过血的人,不仅是杀人者,还包括生小孩和来月经的女人。部落的大多数人不能跟本部落的异性结婚。这些禁忌一旦被打破,就可能给破坏者带来灾难,也会给整个部落带来灾难,只有通过净化仪式才可能消除这种灾难。

  一直到现代文明社会,仍然延续着这种禁忌道德,其深入的程度要超出我们许多人的想象。毕达哥拉斯派禁止吃豆子,而恩培多克勒不让人去嚼月桂树叶。印度教徒无法想象作为人怎么可以去吃牛肉;而伊斯兰教徒和正统犹太人是绝对不会吃猪肉的。英国传教士圣奥古斯丁给教皇格列高利写信询问,头一天晚上发生性关系的已婚夫妻第二天是否可以进教堂;教皇的回答是,只有经过洗礼仪式后才可以进去。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有一条法律,我想它在形式上仍然保留着,规定一个男人在星期日亲吻妻子是违法的。1916年,一位苏格兰牧师给报纸写信说,我们之所以没有抵抗住德国人的进攻,关键在于政府鼓励人们在星期日种植马铃薯。这些观念只有通过禁忌才能说明其正确性。

  伦理情感和伦理戒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不同于禁忌的来源,也就是平等互利,或者是社会里的互相妥协。这种道德不靠迷信、不靠宗教,只是来自一种宁静生活的愿望。如果我想获得土豆,有可能在夜晚去邻家菜地里偷一些,而对方作为报复,也可能偷我苹果树上的苹果。这样,我和邻人都不得不整夜守卫着以防被掠夺。这样大家都不胜其烦,最后我们发现,如果彼此都能尊重对方的财产权,就不必这样麻烦了。这种道德也许在最初要借助禁忌和宗教的力量,但它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下来,是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至少是希望这样。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道德在立法、行政和个体道德等方面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没有造成跟宗教或禁忌有关的强烈恐惧感和敬畏感。

  很明显的是,作为平等互利的伦理学很难跟政治学完全区别开来,因此不同于那种服从上帝意志或个人良心的个体伦理学伦理学理论应该思考:这两种道德体系的关系如何,它们各自的范围是什么。一位艺术家宁可饿肚子也要创作一件优秀作品,这就具有一种伦理价值,尽管这里不涉及公正问题。因此,我认为,伦理学不可能是完全社会性的。伦理情感的每一种来源,无论其刚开始是怎样粗浅,最后都能对文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种,否则我们的伦理学就会是片面和不充分的。

  ——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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