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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辈子(九、我要去工作)

  这个小煤矿根本就没有职工宿舍。老黄就在离矿最近的村子徐家湾租了一间房。现在一切都得靠我自己,用湖北话来说是“烧火带引伢,一抹带十杂”。我带着两个孩子,一个还在吃奶,只有几个月大,一个两岁多。我还得自己上山砍柴烧,这里都是烧柴,但没有人卖。我到村后的小山上去砍些小树和茅草,放在那里晒干后捆好挑回。这些苦我都能吃,唯独害怕碰上蛇,所以每次上山都是胆战心惊的。

  老黄除了回来吃三餐饭,晚上要到九十点钟才回家,是一点忙都帮不上。他说,矿里的情况很让人担心,他负责全矿技术,关系到职工安危;这个矿非常落后,照明用的是油灯,弄不好会发生瓦斯爆炸,是要死人的。他接手以后,首先解决通风问题,再就是照明改油灯为矿灯,确保安全生产。这里的地质结构比较复杂,煤层变化很多,他得经常下井观察并作记录,为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把握找到煤层去向;尽管十分劳累,他是干劲十足,因为终于学有所用了。看到他这样专注于工作,我也就不好再多诉苦,一切都由自己默默承受。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老家来了3个人,他的三哥、王景太表哥和景太哥的儿子,要他帮助他们找工作。那时候他确实无能为力。景太哥的儿子可以到矿上去当拖水工,景太哥自己留下来开荒种地,他三哥只好回家去了。

  这时矿里发生一个重大案件:3200万工资款放在保险箱里不翼而飞。最后公安局抓捕了出纳小张,认定他是罪犯。小张也住在徐家湾,平时经常见到他,以我的了解,不太可能是他偷的。此时他妻子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来找我,哭着说她丈夫是冤枉的;她家在武汉,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昨天托人买了点米,想用这米换作钱,买张车票回家;但别人都不敢要,看我能不能买下来。她这种孤立无助的境况我很能理解,充满同情。我心想,米也不是贼赃,怕什么,就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三反、五反”时抓到了真正的盗款者,小张才被平反。我听到这消息后觉得自己帮对了人。不过这以后小张再也没有回矿工作。

  几个月后,我们觉得这里离矿还是远了一点。当时有些职工在矿里的空地上搭建了茅草房。其中有一家要搬走,出售自己的房,我们就买下了。这里有人挑着柴火来卖,我不用上山砍柴,更主要的是不用怕蛇了。但我就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吗?报上招收工作人员的新闻比比皆是,我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工作,并不需要去托人、求人。但两个孩子怎么办呢?最后我唯一可以请求帮助的是母亲。我写信给母亲谈了自己的困难状况,她毫不犹豫地答应来帮我。这样,1950年冬,她来到我这个茅草屋的家。母爱真是伟大,母亲的恩情是我永生难忘的。

  一天夜晚,北风大起,雪花飞扬。狂风把我们住的茅草屋吹翻在地,半夜里我们不得不扶老携幼去投奔一个同事家,那是一间土墙瓦房,大风无法撼动。他们见我们这样狼狈,很热情地让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风雪停了,我们赶紧把屋顶扎好,继续居住。这样时间慢慢拖到1951年,招工的信息越来越少。跟老黄谈起我工作的事,他总说孩子太小,需要我照应,外婆一个人忙不过来,等等。

  这段时间政府接管煤矿的负责人先后换了两任,老黄跟他们相处得比较融洽。他现在能够搞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才能。他的工资也在提高,开始是60元,后来增加到80元。我们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们感到自己就像翻身农奴一样,对共产党充满感谢。

  母亲来后,老二也慢慢长大。我和母亲商量,打算去武汉找工作。她是有求必应,答应帮我打理一切家务。那时招工单位已经不像解放初期那样多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武昌造船厂招收记录员的广告,文化程度高中毕业,录取与否须通过考试。那时我已是饥不择食,只要有个工作就不错了,也不多加考虑就决定去应试。老黄好像不很赞同,他说,你搞这样的工作是不是太委屈你了。第二天我还是去参加了考试。过了几天接到录用通知,1952年元月1日报到。

  我被安排在人事科搞统计工作。单位为我们这批新人办了一个培训班,负责培训的几个人都是经验丰富、很有水平的老同志。通过培训,我感到受益匪浅,为今后的工作打下扎实基础。正式上班后,发现人事科的统计并不复杂。科长待人很好,几个同事都很容易共事,相处融洽。刚上班时工资36元,三个月转正后升到46元。我的舒畅心情是从来未有的。我是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感到新社会一切都是美好的。两个月后,我托同事在离厂不远的保安街找了一处住房,把全家老小都搬到武昌。

  搬家那天不是星期天,我还在上班。(我从来不因个人私事请假。)下班后回到家,老黄和母亲告诉我,儿子不见了。他们到处都找了,没有找到。我很着急;想了想说,我到派出所看看。到派出所,一进门,就见他坐在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向民警同志道了谢,把他带回家。那时他四岁多,刚从农村来。后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出了新家的门往前走,上了大街,再往前走又上了一个大街,再往回走就不知道家在哪里了。他哭了起来,警察叔叔问他住哪里也不知道,警察就把他带回派出所了。现在想来,那时社会治安的情况还好,如果是现在,被人趁机拐走的可能性就很大。想到为搬家可能失去一个儿子,不禁让人后怕。保安街的房子太小,经同事介绍,我们又搬到张之洞路86号,离厂不远,一幢三层楼房。那里是前后两大间,堂屋共用,屋前屋后还有庭院。我们占了一楼靠右的两间房。

  上班不久后,“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我也成了“打虎队”队员,每天斗争贪污犯,开会开得很晚。那时我已怀了老三,同志们照顾我,到了9点多钟就叫我回家,他们继续开会。这时工业厅决定结束建昌煤矿,老黄也调回武汉到省工业厅,由于领导信任,担任应城石膏矿和建昌煤矿合并在一起的打虎队队长。有时出来调查材料,他可以回家住一夜。我们就交谈各自的情况。武昌造船厂是武汉四大重点厂之一,市里很重视,派有工作组指导运动,不准打人,不准搞逼供信。老黄说,他们那里有几个年轻人喜欢打人,他说了几次,他们还要反他的右倾。我说,还是应该实事求是。他同意我的看法,并说,主要是搞调查,弄清事实真相。有些人怕挨打就胡说一通,如煤矿有个姓杨的销售股长,打虎队员第一次问他偷卖了多少煤,他的回答是两吨;第二次逼问他,交代说还有5吨。只要交代说有,就不挨打。经过调查,他说的全是假的。他只有一次处理过一点煤渣,卖的钱大家买桃子吃了。不过建昌煤矿这次也破获了一起大案,就是前面提到的3200万工资款被盗。盗款人是原建昌煤矿团委书记罗某。他将赃款交给自己的表妹,以她的名字分别存在武汉各小钱庄。在人证、物证面前他只得认罪。

  在反贪污之后是反官僚主义。造船厂的书记姓汪,第一次大会作检查没有通过,第二次再作检查。他的妻子姓米,是下属船体工厂的厂长,为人谦和,十分能干,同群众的关系特别好。在这一期间,她的处境就十分尴尬。这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夫妻两人可以在一地工作,却不要在同一个单位,否则会互相影响,不太好。没想到以后我自己却未能坚持这个原则,遭遇到的不仅是尴尬,而是十分严酷的局面。

  “三反”运动结束时,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检查,看看是否有损害公共利益的事实。我参加工作才几个月,怎么想也想不出我在什么地方占过公家便宜。后来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向木工师傅要过几颗钉子。钉子也是国家财产,就是几颗钉子我也不应该要。为此我作了书面检讨。现在说起来这算是一个大笑话,不过对我一生来说是受益匪浅;以后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会去占国家的便宜。

  “三反”结束后,老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调到黄石市源华煤矿任区长,这时工资提高到100元左右。不久又调到利华煤矿任工程处副主任。这两个煤矿是不同的单位,但井下是相通的,通风系统非常乱。源华进风,经过利华出风,对利华的通风非常不利。老黄重新部署了利华的通风系统,与源华各不相扰,解决了这个安全上的重大问题。

  不久源华煤矿因工人吸烟将井筒烧着,造成重大火灾,死亡职工达15人之多,还有部分职工未能出井,情况十分危急。利华这边,井下调度室来电话说,许多职工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因在井下去源华那边营救,生命也危在旦夕。留在地面上的只有孙矿长和老黄。他那天支气管扩张病发作,在咯血,请假躺在床上。在这紧急时刻,孙矿长别无他法,赶快跑去找他。他不顾自己的病,立即起床,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对孙矿长说,井筒既已着火且火势凶猛,以后修复井筒势在必行,即使再加大火势也不会造成更大损失;现在只有采取反风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危急问题。反风就是将原来由源华进风、利华出风改为由利华进风、源华出风。这样,新鲜空气通过工作面最后经源华井筒将废风排除,才能挽救井下60多名职工的生命。反风以后,源华井筒火势加大,指挥救火的人员打电话询问利华是怎么回事,孙矿长将情况作了汇报,并请示是否需要继续这样做。最后指挥部经过研究答复同意。反风后,井下的人逐渐恢复健康状态,陆续出井。其中源华的刘建君书记和老黄拥抱在一起,流下了眼泪。以后召开了一个两矿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大会,对这次事故作了分析,大家一致肯定反风的做法。在这一事件中,老黄充分展示了他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临危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就像战场上一个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军人。

  我仍然在武昌造船厂,8月1日生了第三个孩子。满月后去厂里上班,人事科通知我调往船体工厂搞统计工作。我欣然前往,因为生产统计比人事统计复杂得多,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那里的同事大都二十多岁,大家很谈得来,相处很融洽。当时武昌造船厂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宣布要办成万人厂,还有苏联专家来厂援助,办有俄语培训班,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学习。这一切对我来说十分新鲜,十分美好。尽管我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仍然参加了早上的俄语培训班。由于我各方面都很努力,不久就入了团,1953年工资加到56元。

  这时母亲因为要照顾妹妹的孩子回四川去了,我只得请保姆照料三个孩子。保姆人还挺好,家务活全包了,但孩子生病她没法管。下班后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就得赶紧送医院,看病、打针、拿药,晚上还得喂水喂药、冷敷,抱着孩子睡。孩子睡着了我才能闭上眼打打瞌睡,哭了就拍一拍、哄一哄。就这样迷迷糊糊过一夜,第二天嘱咐一下保姆按时给孩子喂药,就急忙赶去上班,从未因孩子的病请过假。当时的想法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好的工作,只有竭尽全力去做,才对得起他们,无论什么困难都应该自己去克服。一次大概是流感,几个孩子接连发烧,大约有一个星期我都是这样度过的,也没有请一天假。

  一天下班回家,看见老大趴在桌上,摸他的头滚烫,心中一惊,给保姆说了一声,背起他直奔医院而去。医生检查后说,他是出麻疹,并已转成肺炎,得赶紧送到住院部。办完住院手续住下后,护士说:“你回去吧,这里有我们照护,不需要家属陪伴。”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我就放心回家了。这是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张之洞路上,离我们厂很近,离家也不远。下班路过时我可以去看看他。不久他的病痊愈了。他很听话,住院期间从不吵闹,护士都很喜欢他。走的时候他还跟她们亲热告别。

  大约8、9月份,利华煤矿结束,职工们等待分配,有的人也可以另找工作。他二哥给他联系去西北大学任教。他同我商量,还要我同他一起去黄石市看看。那时黄石市初建,一切都比武汉差。而我在武船一切都很满意,住房条件也不错,离厂又近,张之洞路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都有,将来孩子上学也很方便。听说最近还要挑选一批高中生去上海船专学习,我有望参加。我怎么舍得离开呢?如果他去西北大学,寒暑假还可回家团聚。最后商量的结果,两人一致同意,他去西北大学,我留在武汉。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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