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位时自己注意生活简朴，尽量做到不劳烦百姓，不扰民。但作为一国君主，仅仅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让各级官吏都做到不扰民、不害民、不劳烦百姓，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对于侵农扰民的不良官吏，孙权是坚决打击的。他下诏书说：“近来百姓纳税和服役太多，连年有水、旱灾，收成减少，而有些不良官吏侵占农时，使人民挨饿受穷。从现在起，督军和郡守都要认真追查官吏的非法行为，对于那些正当农时以徭役侵扰百姓的，都要向我揭发报告。”
君王同百姓的关系，大都是间接的。他的意志，他对百姓的态度，主要通过各级官吏的活动体现出来。他主要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管好这些当官的，特别是当大官的，使他们忠实地执行自己的指令。
孙权说的厉行法治，实行严刑峻法，不仅仅只是针对老百姓，更多的内容是针对各级官吏。如违法奔丧者大辟，就是指的现任官吏，而百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孙权采取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各项法令的制定也以此为根据。侵占农时、以徭役扰民就是非法行为，就是犯罪。这样来执行法令，是对于为官者的严厉，也是对于百姓的宽松和保护，应该受到百姓的欢迎。
正因为如此，尽管孙权晚年有过一些严重失误，如任用奸人吕壹，致使百官遭诬陷，冤案大起；又如因太子废立问题而枉杀和流徙大臣，政局受损，但这都只是在君王和官吏这一层次上的冲突和矛盾，并未对百姓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因此吴国国势还是稳固的。
君王、官吏、百姓，形成一种有趣的“三怕”局面和关系。百姓怕官吏，官吏怕君王，君王怕百姓。如此周而复始，相互制约。
百姓当然是怕官吏的，因为这些父母官直接掌握着他们的生死予夺大权；但不一定怕皇帝。所谓“天高皇帝远”，皇帝还直接管不到他们的头上来。
官吏当然是怕皇帝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皇帝手中操着对官吏的生杀予夺大权。所以当官的见了皇帝总是诚惶诚恐。
皇帝怕百姓，这是因为“君非民不立”。百姓如同水，皇帝如同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当然，怕百姓的皇帝必须是像孙权这样明于君民关系道理的。如果是稀里糊涂的昏君，就不一定怕百姓，但他也不会久长。
看来这个“三怕”的根子，或者说最有主观能动性的一环，还在君王身上。君王以百姓为本，约束官吏，就可能形成三者关系良好循环的局面，达到天下大治；不然，君王、官吏都不以百姓为意，苛政猛于虎，这个国家也就难以维持下去了。
君王、官吏、百姓，一个意味深长的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