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今天下午我讲话的主要目的，是为非暴力和平抵抗辩护，它是防止核战争的一种方法。许多人认为这种方法达不到目的，还有些人从道德原则上反对这种方法。他们也承认，在下述情况下，非暴力和平抵抗应该说是正当的：即当法律要求一个人去做他认为是邪恶的事情时，例如，他本着自己的良心而拒绝服兵役。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抵抗之范围所及，又有所不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和平抵抗是指，让人们知晓这个世界面临的种种危险，劝说他们加入抵抗的行列，反对现在世界上许多强大国家的政府疯狂准备核战争的行为。我承认，除非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很难证明作为一种宣传方法的和平抵抗是正当的，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防止核战争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了。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如果目前许多大国不彻底改变它们的政策，那么十年之后，在座的各位都可能不再存在。这并不是因为你们的境况比其他人更为危险，而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反对我们的人会说：“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可以限于采用一般性的政治宣传方式呢？”我们之所以不能限于这种方式，是因为，如果只是这样做，就很难甚至完全不可能让人们知晓一些十分重要的事实。所有的大型报刊都对我们持反对态度。电视台和电台能够让我们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的机会也是非常少的。而那些反对我们的政客会被媒体充分报道，那些支持我们的人则被媒体称之为神经病患者，或者说成是对某位政客有个人恩怨。正是由于我们的观点和理由很难为人们所知晓，我们才不得不采取某种不合法的做法。由于我们的非法行动具有某种吸引眼球的新闻价值，有些媒体就会予以报道，偶尔也会有一家报刊让我们说说要这样做的理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2月18日的示威活动，不但得到世界各地的广泛报道，而且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要求我们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并把它刊登出来，而以前它们都是拒绝这样做的。我认为，通过媒体而传播的示威者形象是十分严肃的，根本不像以前报纸所说的那样是在“胡搅蛮缠”；人们看了这些示威者的照片，就再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我们的活动不过是一种歇斯底里情绪的大爆发，反而会认真考虑我们的观点和理由。
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是靠胁迫而不是靠说服来达到目的。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胁迫什么人；如果真有那样强大的力量，我们也就没有必要采取目前的做法了。威尔斯登主教说，非暴力和平抵抗是少数人强迫多数人服从。我认为这是一个最牵强、最荒谬的说法。始终不使用暴力并且手无寸铁的少数人，怎么可能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大众身上？要知道，大众这种对核威胁的冷谈态度是受到统治者支持的。这位主教接着指责道，我们采取的办法可能导致无政府或独裁状态，就像俄国共产党人和德国纳粹分子所做的那样。但他们的方法并不是非暴力的，而我们采用的方法，只有通过说服才能获得成功。
反对者还有两个常用的理由。一个是：和平抵抗会使那些本来可能支持的人转而采取反对态度。另一个是：和平抵抗造成反对核战争运动内部的矛盾。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指望所有反对核武器的人都采用非暴力和平抵抗的方式。我认为，非暴力和平抵抗组织和不采取和平抵抗方式的组织应该同时存在，而不同个性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参加。我不相信一个非暴力和平抵抗组织的存在，就会妨碍不采取这一方式的组织的活动。有些人以讨厌极端行动来为自己不参加反对核战争组织辩解，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无论怎样他们都会裹足不前的。实际上我们这个运动已经吸引并且还会吸引许多原先持冷谈态度的人。
至于反对核战争运动内部的矛盾，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并不是必然存在的。这些组织目标一致而采取的方式不同，它们应该和平相处。实际上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例如，我就十分佩服“禁止核武器运动”组织的种种活动，并希望它的活动更有成效。我也认为，非暴力和平抵抗运动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对新闻媒体而言，特别具有新奇感。
不少反对者说，和平抵抗也许在不民主的地方是正当的，而在人人都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它就失去了这种正当性。我认为，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实际上，在每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都有跟我们类似的运动。在美国，这样的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在加拿大，这样的运动差一点就取得了执政地位。在日本，这一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参加者十分执着。我们以二十一岁以下的人为例，他们没有选举权，如果政府不顾他们的意愿而任意胡为，就是把他们全都杀掉，他们也没有任何合法渠道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利益。再如，一个名为民主的国家，其社会舆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那些重要的报刊都属于有钱或有权的人掌控，而电视台和电台也万万不敢跟政府对着干。而那些专家学者也是不敢说实话的，因为那样就会丢掉饭碗。
因此，社会舆论是完全为有钱有势者服务的。那些既无权又无势的人除了采用我们这种为统治者所抨击的方式外，根本没有可能制止这种一边倒的倾向。现在每一个大的国家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运转机器，其功能不仅是向公众隐瞒事情真相，还向政府隐瞒这一点。每一个政府都喜欢那些拍马溜须的专家，要听的就是他们的意见。那些对公众有着重要影响的人其实对核战争问题是十分无知的，这种无知又慢慢影响到人民大众，最后成了人民的普遍无知。我们的示威抗议活动就是针对这种人为的无知状况而发。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强烈感受到，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如此之邪恶，以至于我们甘愿为消除它们而作出牺牲。过去我们总认为希特勒邪恶，因为他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而肯尼迪、麦克米伦和其他东西方国家领导人所实行的政策不仅可能杀死所有的犹太人，还会杀死其余所有的人，因此我认为，他们要比希特勒更加邪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概念，任何一个稍有人性的人都无法容忍它的存在。对于一个正在策划屠杀全人类的政府，我拒绝服从。我要尽可能地以任何一种有效的非暴力方式来反对这样的政府。我呼吁你们所有人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我们不能服从这些刽子手，他们是邪恶的、令人憎恨的，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人，我们有责任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反对他们。
——自传
（黄忠晶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