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出版商寄来新出的《曙光》，已经到了一年最炎热的７月。尼采在威尼斯呆不住了，他又开始寻觅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以避开酷热的侵害。他来到恩加丁山谷，在漫游中偶然发现了一个小镇西尔斯－玛丽亚。尼采一眼就看中了它，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山谷之地。
尼采写信给加斯特，让朋友分享自己的喜悦：“今年我得到了两个同我密不可分的东西：这就是您的音乐和这个地方。我把这看作是一种恩赐。这里不是瑞士，不是雷科阿罗，而是大不相同的具有许多南方特色的地方。要寻找类似的地方我必须到太平洋边的墨西哥高原去。那里当然有热带植物界。但现在我就想呆在这西尔斯·玛丽亚。”
尼采找了一个离街较远、通往森林的地方，租了一间农舍作住房。这房子有树木和其它房屋遮蔽，十分阴凉，可以不让他的眼睛遭受亮光的伤害。房间很简陋，但租金也很便宜，特别是平常几乎没有人来这里。吃饭就在隔壁的小饭馆。这一切都适合于尼采想象中的隐居生活。
他常常去湖边和树林里长时间散步，万籁俱寂，空无一人。整个世界仿佛只有他存在；他可以直接同大自然对话。渐渐地，尼采发现自己产生着一种不同于在热那亚写《曙光》的情绪，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强烈激情。
写《曙光》时尼采心情很单纯，很轻松，带着生命恢复过来后的适意和些许怠倦。这时即使是那些十分严肃沉重的话题，他也仍能以轻松安详的态度对待之，不会在心中形成大波大澜。总之，无论这时他的实际生活环境有多么不舒适，病后的身体有多么虚弱，他在精神上总是充满一种平静的喜悦，并在这喜悦中完成了这本书。
而现在他仍然充满着喜悦，但心境的平静被打破了，轻松和安适的状态没有了。他发现自己的胸中涌动着一种无法遏止的激情，似乎有一股外在的神秘的力量逼迫着他去发现一个非同寻常的秘密。
这给予他强烈的刺激和兴奋，让他一刻不停地处于激烈紧张的思考当中，正如一个大音乐家正在构思他作品中最高潮的乐章：必须反复思索，必须反复吟哦，必须最终找到那个神秘启示的最佳显现！
正当尼采进入这种如痴似迷状态的时候，他收到好朋友保罗·雷的来信，保罗·雷读了他的《曙光》后十分赞赏，因此希望来西尔斯－玛丽亚看望他。本来这是一个好消息，保罗·雷是第一个对他的新书作出良好反应的人。但尼采现在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搅他，哪怕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行。他的精神活动已经到了最为紧张的关口，仿佛已经捕捉到了什么，但仍然没有把握住任何明确的东西，他现在需要绝对的孤独来作最后的搏击。
于是他给妹妹写了封信，说明情况：“我无法狠下心打电报叫他不要来。可是如果他来了，我肯定会把他当做一个敌人，因为他打扰了我在恩加丁夏季的工作。也就是说，现在我完全陷入工作之中，工作成了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有那些从内心深处喷涌出来的思潮包围着我，正在这时，要是有一个人来到这里──这可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而且要是我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孤独，我一定会长久地离开欧洲，我发誓！我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可浪费了。”
伊丽莎白在保罗·雷来这里之前向他转告了尼采的意思，使他取消了这次拜访，避免了两个好朋友尴尬相处的局面发生。
８月，一天尼采跟往常一样，正在西尔瓦普拉纳湖边的林中散步，当他走到一块如金字塔般兀然屹立的巨石旁站定时，突然，仿佛艺术家来了灵感，他一下子获得了那个苦苦求索的思想：永恒轮回！于是尼采立刻在纸条上写下这一思想，还写下“距人和时间的彼岸６０００英尺”的字样。
这个思想对他的精神状况影响之巨大，使他难于独自承受。他仿佛被自己的发现吓住了，不是高兴，而是害怕。他写信给加斯特描述了此时的心情：
“各种思想都在我内心的地平线上升出来了，多么可怕的思想啊！我对这些想法没有丝毫怀疑。我再也不去谈它了，希望保持一种坚定的平静，哎呀，我的朋友，各种预感不时穿越我的心田，我觉得自己似乎正在过一种非常危险的生活，因为我身上的各种器官那么容易一下子垮掉！感情的强烈使我战栗和大笑──曾经有两次，我不得不为一种可笑的原因呆在房间里；我的眼睛发炎了，为什么？因为我在散步时哭得太多了；不是激动的泪水，而是喜悦的泪水；我唱着、说着各种蠢话，因为我的内心充满了新的思想，我一定要把它奉献给人们。”
尼采这种在精神活动领域里如痴如狂的着迷状态在他今后的日子还重复出现过多次。它使尼采欲罢不能、大喜大悲，真正可以说是进入了酒神状态。但这对于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这种状态下，尼采并非只有喜悦而无痛苦，而是大痛苦与大欢欣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一起。这种状态的反复出现是否是导致他精神最后完全崩溃的原因？我们还不能肯定。但从尼采自己的表述看，几乎每一次，他在精神上都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使他感受到面临崩溃的危险。显然，这种过于强烈的精神活动对于他本来就有病的大脑是不利的。
９月，恩加丁山谷的气温已经变得很低了，这里常是阴天而且多雪。现在的尼采如同候鸟一样，必须时时根据气候的变化迁移自己的居地，不能随意旅游，更不可能长期安居在某一固定的地方。１０月初，他离开西尔斯－玛丽亚来到热那亚。
随着天气的变坏尼采的心情也开始恶化。他自己十分看重的《曙光》，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没有人给予评论，仿佛它并不存在似的。老朋友布克哈特似乎是出于礼貌，回了一封含含糊糊的信：“在读您书中某些章节时，我发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老人，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洛德在收到这书后没有任何表示，而他的意见是尼采最为重视的。１０月下旬，尼采给洛德写了一封信，表面上的意思是，不要洛德出于礼貌而给他回信：
“亲爱的朋友，毫无疑问，某种令人为难的情况使您耽误了写信。我十分真诚地恳求您，别给我写信！这样我们俩的感情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想到自己在把一本书赠送给一位朋友的同时，还附带给他施加了某种压力，我就无法忍受。一本书有什么大不了的！未竟的事业才更重要──要不然，我还活下去干什么呢？现在气候恶劣，我病得不轻。”
实际上，他是很想听听这个老朋友的意见的。他越是说不要对方来信，就越是盼望着对方有所表示。否则他就根本用不着写这封信。但洛德仍然没有任何回音。
洛德也好，布克哈特也好，其他许多人也好，他们都属于德国学术界的圈子，对于尼采这种完全超越了学术性的作品的确是无法理解的。尼采指望他们能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公允的评价，不免有些强人之所难。
随着尼采思想和文风的骤变，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在出版时不是历经艰难的，而出版后几乎总是无人问津。尼采在德国几乎找不到一个知音。这更加加剧了尼采的孤独感，特别地，也逐渐加深了他对德国人、德国、德国民族的蔑视而常常采取攻击态度。
到了１１月，热那亚的天气晴朗起来，尼采的身体状态也跟着好转，精神也有所恢复。他有时去剧院欣赏歌剧。一天晚上，他在不经意间听了法国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顿时兴奋无比，认为是发现了天才，这时比才还没有什么名气。
尼采在给加斯特的信中兴奋地写道：“好哇，亲爱的朋友，又一个可喜的发现：乔治·比才（可他是谁呢）的歌剧《卡门》！它和梅里美的小说一样优雅有力，时而让人伤感。他是一个没有被瓦格纳引入歧途的真正的法国天才，一个柏辽兹的信徒。我认为《卡门》几乎是现存歌剧中最出色的一部。只要我们还活着，它会一直保存在欧洲所有剧院的保留节目中。”看来作为音乐欣赏家的尼采是很有眼光的，《卡门》的确可以称为天才之作。
这年冬天尼采一次又一次地去剧院欣赏《卡门》，完全被它迷住了。在以后几年里，只要有机会，他就去听《卡门》，总共听了不下２０遍。在一篇专论瓦格纳音乐的长文章《瓦格纳事件》里，他还专门把比才与瓦格纳相比，指出比才才是真正的音乐家，而瓦格纳不过是一个戏子。这虽然只是一家之言，足见他对比才音乐喜爱之深。
现在尼采又开始处于一种创作激情之中，有些类似去年写《曙光》的心情，但比那时更深沉一些。夏天在西尔斯－玛丽亚所体会到令人战栗、疯狂甚至毁灭的精神激情并没有在尼采身上完全消失，只是潜伏起来，等待再一次腾起的机会。
总的来说，尼采此时的心境是欢快而平和的。他又开始写一本新书，定名为《快乐的科学》。此前他已经陆陆续续完成了许多片断，现在他加紧工作，到１８８２年２月，完成这书的写作。
《快乐的科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文字风格上都可以看成是《曙光》的续篇。它也是由警句、格言、随感、短论等等构成书的主体，序言和附录还有许多首诗歌。深刻的内容寓于一种亲切明快的形式之中；对过去传统的彻底否定却融合在对人生充分肯定的态度之中，不引起任何消极之感；严肃认真的探讨表现为轻松的戏谑；……总之，科学这个似乎与感情无缘的东西在尼采那里变得“快乐”起来。这正是他在这本书中所要体现的对于人生的根本态度。
显然，前不久震撼他心灵的发现“永恒轮回”，虽然这时还没有思想成熟，还不是这一本书的主旋律，但不可能不在这书中有所反映。他在序言中说：“‘前面已经无路，只有充满寒意的无底深渊和寂静。’──你错了！离开那条极为称意的路吧！考验已经面临，让冷静的双眼明亮起来！你若恐惧，则必失落。”
在“附录”的诗中他表述自己的心情说：“新世界将一切新的东西展现在我眼前，正午时空静止若死；只有你那恐惧的眼望着我，多么可怕的无限！”
他希望自己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如何对待呢？我们所有的理想和志向，都被“永恒轮回”之轮辗得粉碎；沮丧的人哀叹道：“这是厄运啊！”而看似疯傻实则大彻大悟的人却说：“这是游戏！”面对这永恒轮回的残酷而伟大的现实，人类唯一可以采取的态度就是游戏这个人生和世界！
尼采这时已经不再笼统地认为艺术可以拯救感受人生痛苦的人。他分析说，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苦于生命过剩的痛苦者，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另一种是苦于生命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自我解脱，或者迷醉、痉挛、麻痹、疯狂。
生命最丰裕者，酒神式的人，不但能直视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欢欣于可怕的行为本身以及一切破坏、瓦解和否定；在他身上，丑恶荒唐的事情好象也是许可的，由于生殖力的过剩，简直能够把一切沙漠造就成果实累累的良田。他所需要的是一种酒神悲观主义。
相反，生命最贫乏者，在思想和行动上大多需要温柔、平和、善良，可能的话还需要一个上帝，它是病人的上帝，一个救世主；同样也需要逻辑，需要对人生的抽象理解──因为逻辑使人平静，提供信任感。他需要某种抵御恐怖的温室，需要一种浪漫悲观主义。它与前者同名悲观主义，性质却迥然相异。
继续《曙光》的思考，这本书中有较多的篇幅是关涉到基督教和道德问题。对于上帝已死的反应，尼采说：“我们这些哲学家和自由人深深感到自己像是被一个新生的太阳（‘旧日上帝已死’的佳音）所照耀，心中交织着感激、惊喜、预感和期待之情。”
尼采同时看到，对于欧洲大陆的大多数人来说，目前似乎仍然需要基督教。因为信仰仍然存在。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反驳神学的教义千百次，而一旦他需要时，却又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它为“真实的”。对于缺乏意志的人而言，最渴望、最需求的莫过于信仰了。一个人越是不知道应该如何下命令，就越是迫切渴望着接受命令，而且是坚决的命令，这正是基督教兴起和迅速扩张的原因。
尼采指出：“基督徒要揭发这个世界之丑恶与败坏的决心，已经造成这个世界的丑恶与败坏。”他对基督教原罪的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最坏的人是“那个老是要使别人感到羞耻的人”也就是上帝和基督；最具人性的行为就是使人不感到羞耻；而自由的保证是不再对自己感到羞耻。
他说：“善与恶都是上帝的偏见。”他反驳了一个在根本上有错误的道德理论，即所谓善就是保护人类的，所谓恶就是不利于人类的。事实上恶的刺激对人类也有保存维护作用，其影响跟善一样，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尼采谈到为什么欧洲人难以摆脱那种虚伪的奴隶道德：这是因为欧洲人已经变成一种“有病而且跛足的动物”，是畸形的、不完整的，虚弱的，具有群居动物的平庸、忧虑和懒惰的特性，因此他们需要用道德来粉饰和伪装自己，掩盖自己的真面目。
在虚伪道德中尼采攻击最力的仍然是“同情”，他把它当成最大的危险。他说：“我们身受的最深痛苦，别人几乎无法了解与相信。只要我们被当做受苦人看待，我们的痛苦就会沦为肤浅。同情的施惠者比敌人更能贬损我们的价值和意志。实际上快乐和不快乐是一对孪生兄弟。真正的救助是自助。”
在《欢乐的科学》中尼采还谈到他的爱情观，“我不承认在爱情方面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平等这回事。女人理解的爱是灵与肉完全奉献，不问动机，毫无保留，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折不扣的忠诚，男人是女人的一切。而男人对女人不是这样的。否则男人一定会沦为奴隶。而女人却因此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女人。如果双方都为爱情而牺牲自我，很可能造成可怕的空虚。女人的爱必有贞洁，而贞洁不是男人必备的操守。”显然，这里已经表现出尼采一直就有的对于女性的偏见。
尼采还说：“父子之间的体谅往往胜过母女之间。”其实，父子之情对他来说是很朦胧的，而母女之情他作为局外人又怎能体会？所以这类判断较多地是出自一种想当然，也属于偏见。
在对女人的态度上，尼采表现出某种病态：“当我们深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一想起所有令人讨厌的自然机能，便不由得对自然怀有一种恨意。”看来尼采对于女人的爱只能停留在浪漫的想象中，一旦与现实的女人接触，这种爱就转化为恨。
由此他还联想到人生：“人生原本是一场春梦。女人最大的影响和魅力，用哲学家的话来讲，就是一种不让接近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书中，尼采已经提出了他的那个最响亮的口号：“我相信：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他又进一步解说道：“在我们的眼前，有另一个更奇特、诱人而危险的理想，将一切庄严、美好、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玩弄于股掌之上，好象是这些东西的打油诗，不过或许真正严肃的一切才刚刚揭开序幕。”
在与读者沟通的问题上，尼采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观点：我们写东西不只要让人理解，同时更要让人无法理解。无疑的，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它不希望被“任何人”所理解。他的书是要选择读者的，真正能够理解他的，只会是少数人。
尼采始终希望读者对他说的一切独立思考，不要盲从。他说：“你要成为你自己。是的，我不希望人们跟我学步，而希望每个人都能走在他自己的前面──就像我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超越自己。“超人”的思想在这里已经被初步提出。
在《快乐的科学》第４卷最后一节，尼采写道：“当查拉图斯特拉３０岁的时候，便离家到山上去。在那里１０年，他从来没为精神苦闷或孤独而烦恼过，相反地，他生活得十分愉快。但是，最后他改变了主意。……”这其实就是尼采另一本书的开头。在那本书中，尼采把自己的创作生命推向了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