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瓦格纳全家迁移到拜洛特以后，尼采同瓦格纳的关系慢慢地起了变化，渐渐疏远，最后彻底破裂而分手。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２日，尼采到拜洛特参加音乐节大剧院的奠基典礼。２０００人汇集在一起，恰巧暴雨骤至，场面煞是壮观。这时富有激情的尼采十分感奋，充满为瓦格纳的事业而战斗的热情。
半年以后，时近圣诞节，瓦格纳邀请尼采到拜洛特过圣诞节，尼采以工作繁忙、身体不好为由谢绝了。这一年他回瑙姆堡过了新年。瓦格纳很不高兴，科西玛在信中责问说：“是布克哈特让您留在巴塞尔吧！”尼采回信作了解释。
但是真正的想法他当然不会对瓦格纳夫妇讲，恐怕有些因素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不想在拜洛特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工作忙、身体差这都是实情，但不足以阻挡他去拜洛特的步伐。根本原因在于这时他在心理和感情上已经起了变化：他不希望同瓦格纳显得过于亲密，而那种狂热的崇拜和敬爱也消解了许多。
主要是一个思想基础问题。他俩紧密结合的基础是叔本华哲学，瓦格纳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叔本华主义者，而尼采现在已经对这位精神之父产生怀疑，发现他在许多地方同自己的“酒神哲学”背道而驰；虽然还没有全盘否定叔本华，但已经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予以重新审视。那么他同瓦格纳的关系，也就连带地受到影响：瓦格纳的音乐未必就是他想象中德国精神的复兴。
拜洛特与巴塞尔的空间距离减少了他们经常密切来往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拜洛特现在的气氛与托里普森迥异。那里是闹哄哄一片做大事情的景象，瓦格纳的门徒如云，人来人往如同潮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托里普森那种小家庭的融洽和亲密，至少尼采是这样感受的。
尼采在友谊的追求中有一种近乎女性化的独占或专一的要求，现在他发现瓦格纳似乎已经成了大众的情人，他就不想再掺合进去。不过这些精神因素他自己未必十分清楚。
要完全脱离一个类似父亲的人，对尼采是困难的，他也没有这种打算。在１８７３年２月给戈斯多夫的信中，尼采好象是在为自己作辩护：“很难想象有谁比我在重大问题上更忠于瓦格纳了，但是我必须在一些细小的次要的问题上保持一定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频繁的个人交往对比我来说是必要的，甚至有利于健康的。”这是他此时的真心话──适当的疏远一点。
为了消除圣诞节拒邀对瓦格纳带来的不快，尼采在复活节同洛德一起去了拜洛特。尼采这时正在写《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一书，他把书稿带了去，准备同瓦格纳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这或许会沟通他们之间已经开始阻塞的交流渠道。但大大咧咧的瓦格纳却不顾及尼采的愿望，把话题转到他近来唯一担忧的问题：建成音乐节大剧院的资金奇缺，而公众没有兴趣支持这项事业。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交流，尼采感到失望。
不过尼采还是关注着瓦格纳的事业。所以当瓦格纳请他起草一份《告德国人民书》、呼吁人们向拜洛特大剧院捐款时，尼采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下了很大工夫起草这个稿子，自以为写得不错。
１０月底尼采来到拜洛特，向瓦格纳协会的代表们朗读这篇稿子，结果先是一片令人尴尬的沉默，然后是不少人发表意见反对，认为它过于激烈。尼采本来就不适于向“人民”讲话。虽然瓦格纳对这个稿子很欣赏，代表们还是决定另拟一个温和的稿子取而代之。最后，解决瓦格纳经济危机的，不是什么告人民书，而是他的支持者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资助。
第二年，尼采同瓦格纳之间，不仅关系在渐渐疏远，而且开始发生直接冲突。
５月２２日，瓦格纳的生日，尼采写去一封生日贺信，瓦格纳立即回信，特别邀请他来拜洛特住几天，尼采再次谢绝了，他正在阿尔卑斯山一个村子完成关于叔本华的那本书。
戈斯多夫获悉这个情况，劝尼采去一下，尼采的回信充满着恼怒：“亲爱的朋友，──您哪来的这种奇怪想法，竟以威胁的手段强迫我在今年夏天去拜洛特？我们都知道瓦格纳生性多疑，我觉得再引起他的怀疑是不明智的；此外，请想一想，我还有自己的工作，而他们老是和我这病弱的身体过不去。事实上，无论是谁，要想把任何束缚强加于我都是不对的！”
７月底，尼采再次收到瓦格纳的邀请。这次他去了，同妹妹一起。有大半年没见面，瓦格纳夫妇十分高兴见到他。而尼采似乎是带着气而来的，他一直是沉默寡言。而且他似乎是要故意惹瓦格纳生气，想找个什么理由干一架。
尼采带去一本自己非常欣赏的勃拉姆斯的乐谱，这是一、两个月前在巴塞尔听了他的演奏后买的。而勃拉姆斯是瓦格纳在音乐门派方面的死对头。在到达的当天晚上，尼采就把它放在钢琴上很显眼的地方，乐谱用很鲜艳的红封面装订过，瓦格纳一进来就看到了它。他无疑明白尼采的意思，但克制住自己，做出一副什么也没有看到的样子，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尼采又把这乐谱放到钢琴上，重复了他的挑衅行动。这次瓦格纳忍耐不住了，向尼采大发雷霆，恶语相加，然后一下子冲了出去，把房门摔得砰然作响。
在外面他碰上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向她讲起了这事。讲着讲着，他突然笑了起来：他认识到自己为这样的小事大发脾气是有些失态；尼采的举动的确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而自己的反应也太好笑的，像小孩子似的。当天晚上，他又找到尼采，两人重归于好。
从瓦格纳这边看，可能没有把这当多大回事。他想这是尼采作为年轻人一时弄的恶作剧，不一定是真正冲着自己来的，也不一定有恶意。他并没有发现尼采精神活动的巨大变化。忙碌于自己辉煌事业的人对于情感方面的东西不是那样敏感的，何况内向的尼采现在已经不会向瓦格纳轻易表露自己的心曲了。
这年年底，瓦格纳再次向尼采发出邀请，并对他很糟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表示真切的担心和关怀：“我的意思是说您应该结婚，或者去写一出歌剧，这两者的效果都差不多。但我认为结婚更好一些。我们这里有一个房间，就是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曾启用过，这是专门为您准备和布置的：我们认为您会来这里度过整个暑假，──可是从冬天开始起你就非常慎重地向我们宣布，你已经决定在瑞士一座非常峻峭而偏僻的山上过暑假！这听起来不正像是对我们可能发出的邀请的婉言谢绝吗？我们也许会对您有所帮助，您为什么要十分坚决地回绝呢？只有一个人知道尼采这个朋友的怪癖！我不再对你说什么了，因为这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哎，我的天啦！娶一个富有的妻子吧！哎，为什么戈斯多夫不是一个女性呢！结婚，然后去旅行……”
瓦格纳的信读来是让人感动的。看来他对尼采一点都没有见外，是真心诚意地关心着他，真心诚意地邀请他来拜洛特，仍然像在托里普森那样，把他当作自家人。但是尼采还是没有接受瓦格纳的邀请，圣诞节是在瑙姆堡过的，第二年暑期也没有去拜洛特。待到他再见瓦格纳时，当中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了。
对于瓦格纳也许是不在意的事情，尼采却很当回事──本来这就是他挑起来的。应该说，这时尼采的心态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他不仅仅是希望适当疏远瓦格纳，而且同瓦格纳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甚至在音乐上──这恐怕是现在唯一维系他和瓦格纳关系的东西──尼采也逐渐失去陶醉于其中的激情。他发现瓦格纳的歌剧中表演或做戏的成份要大大地多于音乐，而且能够引发观众激情的东西实际上有如给病人加上的一剂鸦片，而这是尼采越来越不喜欢的。相反地，现在尼采在音乐口味上又开始回到原先的传统上去了，所以他对勃拉姆斯的喜爱并非偶然，他把这位音乐家的乐谱摆在钢琴显眼处，也并不是什么恶作剧，而是认真地表明了自己的一种态度。
但是要同瓦格纳一刀两断，尼采这时还下不了决心。这个已经形成的友谊对他毕竟是特别重要的。他只是尽量避免同瓦格纳多接触，以免引起剧烈冲突，希望时间的力量能够帮助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１８７５年１月，科西玛·瓦格纳写信给尼采，告诉他瓦格纳打算出外旅行一段时间，询问可不可以让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在这期间来拜洛特帮忙管理家务和照看孩子。尼采立即同意了。这可以作为一种补偿，使自己屡次拒绝邀请不去拜洛特的行为获得原谅，同时又不须去做自己不想干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何况伊丽莎白也是一个瓦格纳的崇拜者，她很愿意去拜洛特。这事对大家都好。
尼采开始写《瓦格纳在拜洛特》一书，这是为下一年拜洛特音乐节而写的。到１０月他已经完成前８章。由于身体状况恶化，也由于思想的进一步变化，尼采把它搁置起来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最终完成这部书稿，７月，在音乐节前，《瓦格纳在拜洛特》出版。
尼采寄了两册给瓦格纳。由于自己思想的重大变化在这书中有明显的反映，他不知道瓦格纳会对它有什么看法。他自己很明白，这本表面上是为祝贺拜洛特音乐节而写的书，实际上已经不是为瓦格纳摇旗呐喊，而是在瓦格纳的名字下写着尼采自己。他在信中说：“这次我完全不能预测，您本人将怎样对待这些阐述。”
但尼采的担心是多余的。正处于繁忙工作之中的瓦格纳根本没有注意到尼采观点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注意到尼采在赞扬的外表下──这是由于原先友谊的惰性而不得不如此──隐含的批评。他在回信中说：“朋友！您的书是太了不起了！──您怎么会对我有这样深入的了解呢？──快来吧，从排演到公演都住在这里吧！”这样的反应恐怕是让尼采哭笑不得。
尼采在７月底来到拜洛特。这是他不得不来的，已经有将近两年时间没有来这里了，除非他打算完全断绝关系，像这样重大的活动他不能不参加。
可是只呆了几天，他就无法忍受了，在给妹妹的信中诉苦道：“我很想离开这里，再呆下去就太愚蠢了。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等待着这些没完没了的音乐晚会，可我还呆在那儿。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根本就不该来看第一场演出；我要离开，不论去哪儿，只要能离开就行，这里的一切都无法忍受。”
这时他的健康状况也变得坏了起来，他就以这个为借口，在第一次总排演之前从拜洛特逃到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后来在妹妹的要求下他勉强回到拜洛特参加《莱茵河黄金》的首场公演，但其它几场演出他都没有参加。
正是在拜洛特期间，尼采下定了决心，同瓦格纳一刀两断。而且不仅仅是同瓦格纳，也是同过去的“我”一刀两断。
拜洛特给了他一种大梦方醒的奇特感受。虽然还不到两年，这次他在同瓦格纳的接触中几乎认不出这个曾经是那么熟悉的人了。托里普森时代连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甚至连拜洛特大剧院奠基典礼上的那种昂扬激奋的气氛也荡然无存。
尼采感到，甚至连瓦格纳这个人也像不存在了似的。这里只有一个按照德国公众的要求扮演瓦格纳的人，瓦格纳已经被他的崇拜者完全压倒了！
他感到自己同瓦格纳之间隔着很厚很厚一堵墙，彼此完全无法沟通。尽管瓦格纳仍然热情地接待了他，仍然亲切地同他谈这谈那，拜洛特的气氛仍然让他无法忍受。这是另一个世界，是他不应该参与其中的世界，完全的陌生，完全的不了解，他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
极度的困惑和努力想搞清楚一些重大问题的欲望使他不由自主地逃离了这个地方，来到一个僻静的乡村，躲进大森林之中。在这里，在孤独寂寞之中，默默反思。他发现，自己此刻面临着的决断，不仅仅是同瓦格纳的关系问题。
问题在于自身。他发现许多年来，自己已经是误入歧途，丧失了本性：大学期间，舍己从人，皈依了叔本华，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我。后来当巴塞尔大学教授，这也是一个根本的失误；“教授”同“瓦格纳”这个名称的性质完全是一样的。这些年来，他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精神的营养越来越枯竭，把精力都花费在废纸般的所谓学问上面，至今还没有彻底摆脱出来。一个语言学家的生涯，一个违背自己本能和压抑自己天赋的活动，它是受制于“一个人一生终得选择一个他胜任的职业”这种传统思想的产物。这种做法同用瓦格纳的所谓艺术来麻醉自己有什么两样呢？
这几年虽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误入歧途，但由于惰性，由于所谓的义务感而不能自拔。叔本华、瓦格纳，学者生涯，……这些早就应该扔进废纸篓的东西仍然没有完全抛掉。现在到了该作出彻底决断的时候了。
尼采逃离拜洛特这段时间，精神活动有如害了一场大病，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蜕皮”的过程：昨日之我已死，今日之我诞生。这当然是痛苦的。烦躁，痛悔，无地自容，……其对于心灵震撼之强烈，唯有看叔本华的《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那次可以相比，但比那次深刻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年长了１０多岁，更因为这次精神的骤变是没有任何外在偶像帮助的，完全是一种自我解放或解脱。
拜洛特成了尼采向瓦格纳最终告别的地方。他们在这之后还有一次见面，那是这年秋季在索伦特。尼采应玛尔维达之邀到了那里；由于巧合，瓦格纳全家从１０月５日到１１月５日也在索伦特度假。尼采无法避免同瓦格纳见面，但这种见面对于尼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瓦格纳似乎还没有觉察到尼采的冷淡，在他即将离开索伦特的前几天，散步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尼采谈到他刚刚上演的《帕西法尔》，谈到它的基督教主题。尼采冷冰冰地听着，一句话不说，最后突然告辞，很快消失在暮色之中。历时８年、对尼采一生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两人从此再没有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