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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月儿圆(45)

  二分场管四、五、六、七,四个连队。我在的学校归四连管,我来教四年级。我的前任是位齐市女青年,是选送的工农兵大学生去齐师范读书。听说跟连长关系绝铁,连长年年送,直到这次送走为止。

  不久,七连的修配厂也搬到二分场了。朱叔家也搬来了。

  在二分场,我又遇到了小范。她从三九六的学校也调到了二分场。听说她和那里的老师弄得关系不好。

  开始,我们学校的老师、会计、办公室的人员都住在一个小宿舍里。在这里我认识了出纳小尹。她是齐市青年,非常纯朴善良的一个女孩子,字也写得相当好。她也用一个好朋友桂英在派出所工作,也是齐市的,后来我们三个都比较要好。

  农场的教育永远不会和社会上的一样。因为这里的干部都是土皇上,天高皇帝远,什么政策法令,他们都可以不管。他们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他们的孩子更是霸王,谁也不敢惹。知青在这里,不敢得罪他们,不敢说,只会哄,出身不好的老师,精的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部家的孩子在各个班级也都当干部。班级乱,成绩差,则说老师教得不行,说换就换下来。管严了,孩子回家说老师的坏话,老师就丢工作的危险。所以,在农场,教学分讲究方法,批评学生也要注意措辞,要让学生既信服你,又敬畏你。不能叫人找出丝毫差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好在工人的孩子都老实听话,可工人的孩子和家长说你再好也没有用。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说违心的话,去做违心的事。我不管你是干部家的还是工人家的,一律平等。批评干部家孩子的“头儿”,一定抓住他的错,有理有据,说得他服服的,一下子弄老实,加上我教课确实有吸引力,他们爱听爱学,我又负责,每个学都认真辅导,一个不放弃,班级的纪律、成绩迅速变样。

  一天小尹对我说,大金牙在办公室对四连队长说:“新来的孙老师有两下子,把我家的‘小五一’弄住了。”大金牙原来是赶大车的车老板儿,一个字不识,知青来了,他会农活儿,当了连长带领知青干活儿,没想到干好了。这个人相当能说,说看不识字,开会一讲几个小时不带重复了。他家八个孩子,“小五一”就是他最小的儿子,整个二分场的孩子头儿,无人敢惹。我把他弄住了,他她一帮八旗子弟也都老实了,我的工作也顺溜多了。

  学校里有一位上海知青女老师,姓陈,老初二,她爸是上海有名的大资家。她妈听说是他家的家庭教师,后来做了她爸的不知第几个小老婆。解放后施行一夫一妻,她爸选择了与原配生活,她妈带着自己新生的一男两女住在一栋花园洋房里,靠定息生活。文革开始后,定算也不给了,她下乡了,她哥留城了,她姐在北京工作了。她妈被安置在街道上班,洋房也上交了,另安置了公房。小陈的头脑就不一般。她穿衣服,里面穿的是新的丝棉驼绒一类当时都极少见极少听说的衣服,外面却罩上普通的旧衣服。我们和她正相反。她在大田干了几年,娇弱的资本家小姐也吃了苦。看看没有出路,一年探亲假回上海,她买了一台手风琴,利用假期找老师教,整天学,手指打键子都打肿了,练得手磨出了茧子。探亲假后就带着手风琴回到农场。当时农场的学校音乐课都是弱项,没有专门老师。分场马上就把她从大田调到了学校。在那个年代,我们谁会有那个头脑、有那个财力去实施这样的计划呢?她结并的都是有用的知青家世都不一般。每年探亲假回来,她都会带回一些消息,一些政治动向,几乎都很准。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她考走了。

  七三年,大批退场的职工涌入农场,也要求恢复工作。后来不知是上面的精神还是农场的决定,听说要安排一批。听到消息,我连夜给爸写了一封信,让大弟来农场试试,看能不能脱离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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