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场管四、五、六、七，四个连队。我在的学校归四连管，我来教四年级。我的前任是位齐市女青年，是选送的工农兵大学生去齐师范读书。听说跟连长关系绝铁，连长年年送，直到这次送走为止。
不久，七连的修配厂也搬到二分场了。朱叔家也搬来了。
在二分场，我又遇到了小范。她从三九六的学校也调到了二分场。听说她和那里的老师弄得关系不好。
开始，我们学校的老师、会计、办公室的人员都住在一个小宿舍里。在这里我认识了出纳小尹。她是齐市青年，非常纯朴善良的一个女孩子，字也写得相当好。她也用一个好朋友桂英在派出所工作，也是齐市的，后来我们三个都比较要好。
农场的教育永远不会和社会上的一样。因为这里的干部都是土皇上，天高皇帝远，什么政策法令，他们都可以不管。他们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他们的孩子更是霸王，谁也不敢惹。知青在这里，不敢得罪他们，不敢说，只会哄，出身不好的老师，精的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部家的孩子在各个班级也都当干部。班级乱，成绩差，则说老师教得不行，说换就换下来。管严了，孩子回家说老师的坏话，老师就丢工作的危险。所以，在农场，教学分讲究方法，批评学生也要注意措辞，要让学生既信服你，又敬畏你。不能叫人找出丝毫差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好在工人的孩子都老实听话，可工人的孩子和家长说你再好也没有用。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说违心的话，去做违心的事。我不管你是干部家的还是工人家的，一律平等。批评干部家孩子的“头儿”，一定抓住他的错，有理有据，说得他服服的，一下子弄老实，加上我教课确实有吸引力，他们爱听爱学，我又负责，每个学都认真辅导，一个不放弃，班级的纪律、成绩迅速变样。
一天小尹对我说，大金牙在办公室对四连队长说：“新来的孙老师有两下子，把我家的‘小五一’弄住了。”大金牙原来是赶大车的车老板儿，一个字不识，知青来了，他会农活儿，当了连长带领知青干活儿，没想到干好了。这个人相当能说，说看不识字，开会一讲几个小时不带重复了。他家八个孩子，“小五一”就是他最小的儿子，整个二分场的孩子头儿，无人敢惹。我把他弄住了，他她一帮八旗子弟也都老实了，我的工作也顺溜多了。
学校里有一位上海知青女老师，姓陈，老初二，她爸是上海有名的大资家。她妈听说是他家的家庭教师，后来做了她爸的不知第几个小老婆。解放后施行一夫一妻，她爸选择了与原配生活，她妈带着自己新生的一男两女住在一栋花园洋房里，靠定息生活。文革开始后，定算也不给了，她下乡了，她哥留城了，她姐在北京工作了。她妈被安置在街道上班，洋房也上交了，另安置了公房。小陈的头脑就不一般。她穿衣服，里面穿的是新的丝棉驼绒一类当时都极少见极少听说的衣服，外面却罩上普通的旧衣服。我们和她正相反。她在大田干了几年，娇弱的资本家小姐也吃了苦。看看没有出路，一年探亲假回上海，她买了一台手风琴，利用假期找老师教，整天学，手指打键子都打肿了，练得手磨出了茧子。探亲假后就带着手风琴回到农场。当时农场的学校音乐课都是弱项，没有专门老师。分场马上就把她从大田调到了学校。在那个年代，我们谁会有那个头脑、有那个财力去实施这样的计划呢？她结并的都是有用的知青家世都不一般。每年探亲假回来，她都会带回一些消息，一些政治动向，几乎都很准。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她考走了。
七三年，大批退场的职工涌入农场，也要求恢复工作。后来不知是上面的精神还是农场的决定，听说要安排一批。听到消息，我连夜给爸写了一封信，让大弟来农场试试，看能不能脱离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