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全国落实政策已经快结束了，农场还不见动静，我同学说我应该亲自来找，他们不会主动到你家来为你主动落实政策的。我觉得这话有理，我决定亲自走一趟。
走的时候，我带了棉衣、行李，当时想，就是办不成，我也不回这个家了。我买了直达龙镇的票，19。8元。在大连大姑家，我跟大姑家大表哥讲了我的打算。大表哥是爸一直吹捧和给我们树立的榜样，从小在心中就有地位。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是铁路医院的大夫。大表哥只对我说到那里找找过去的同志朋友们帮忙，说以后会报答他们之类的话。临走大姑大表哥没给我一分钱，也没给一两粮票。
我到了辽阳，六姑见我坚决要办这件事，她又给了我10元钱，10斤全国粮票，嘱咐我别跟人闹僵，不行早点回来。
到了沈阳，二舅妈又给了我10元钱，给我拿了15斤粮票，告诉我有事儿来信。还说，抓住理，不用怕。
我到了龙镇农场，住在第一招待所。短短四年，物是人非。农场到处都是知识青年，好在大部分干部还在。我去了政工组，他们让我去找劳资科。我进了劳资科，一看，主抓日常工作的是石干事。他是个老人儿，以前就认识。我和他打了招呼。石干事很客气，说我的事他们都知道了。
“不是让你等吗？你怎么来了？”
我说：“全国落实政策都结束了，咱们农场还没有动静，我不能再这么无限期的等下去了。”
石干事说：“咱们农场新党委都没有成立，一切工作都不能进行，谁也解决不了。”
说话间又有几个从德都来的退场职工。他们都认为当初不合理，也来找恢复工作的事。石干事把他们一个个打发走了，说：“你看见了，找的人多了，当时这是上级的指示，不是我们一个农场的事，谁也解决不了。”
我说：“我和他们情况不一样，他们不管强迫也好，自愿也好，当初还是办了退职手续，拿了退职金。而我，没办手续，没拿一分钱退职金，我仍然是该场的职工，我就应该正常上班。”
石干事不说话了，又去给别人办其它的事。我就一直机会再和他讲。直到下班锁门，才一起出来。我一连去了好几天，也没有结果。
我到龙镇后，给朱叔、彭老师、李指导员、老舅，还有我的几个同学都去了信，告诉他们我来了。
在场部，看到了一些过去的老人儿，中心校的熊老师在那当主任，我把来往的信件都寄到他那里再转给我。我的行李也寄放在他家。在场部我还见到了另一个朋友，友和，他当时已调到场部公安局，见了我很热情，还打听了一下爸的情况。
一天中午，三分场原来的李管理员来场部办事，还带着他的大儿子，一起来招待所看我了。他的大儿子和我是同学，但不同班。李管理员一直对我很好。在农场时，爸去地方粮票他都不给，我去，每次都行。
又过了两天，彭老师来了。那时他刚刚结婚，在招待所，他问了我的情况，给我扔下5元钱5斤粮票就走了。
我接着又去劳资料找石干事。一天，石干事说：“你的问题确实特殊，农场又没办法现在解决。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拿着它去大连教育局，让他们给你就地安排。”我同意了，他让我第二天去取。第二天，我一进劳资科，石干事边和别人说话处理事，边把一个信封递给我。信封上写着“大连教育局负责同志收”的字样，下面是农场劳资科的落款，还盖了农场的封印。我回到招待所，准备拿东西回去。这时我那个老家江苏的同学从北安良种场来了，他当时已通过一些人际关系，在北安良种场干了临时工。他听了我介绍的情况，看了信皮，帮我分析。他说：“你就这样回去，有把握吗？”如果大连那边不行，你不白来一趟吗？”他一句话点醒了我。那怎么办？我说：“邮回去。让家里面人拿它去办。办好了你再回去，不行你再找。”我觉得这样稳妥。于是我把信连同我给大表哥的信，用挂号寄了回去。信中我让大表哥去大连教育局办一看，我等结果。
我同学坐晚车回去了，临走，给我留下10元钱，5斤地方粮票。
当时，农场传言，省里要来工作组了，帮农场打基础、建基层，成立新党委。我同学临走时说，他觉得我的事能成。
趁着等信的空隙，我顺了趟三分场，现在划为七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