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目标是一间废弃的工厂，这间厂房当时还是土坯房，主人不明，至少对我和大锤来说不明，但里面留存了不少机器和各种金属部件。我和大锤在白天装做捉迷藏在厂房附近熟悉地形以掩人耳目，后来事实证明这一自作聪明的行为实在是愚蠢至极。我们在没有人经过的时候卸开工厂破门的一块木板进去查看有多少东西可以转移。本着科学说话的态度，我拿来了吸铁石检验哪些零件是金属的，以防晚上黑灯瞎火不好辨别，结果发现都是金属的。
那天中午回到家，对于即将开展的行动，心情激动不安。吃了饭去找大锤商讨具体细节，大锤正在吃辣条。我问大锤：“你还记的品德课本上怎么说的吗？你说我们这算盗窃吗？”
“ 当然不算，”大锤说，“工厂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地方，里面的东西本来就是人民的。我们要同养尊处优的资本家明争暗斗，把人民的东西拿回来还给人民……你说我们不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吗？”
“是，”我说，“当然是。”
那一刻，我再次被大锤深深的折服，他不仅有文学家的修养，而且有政治家的天赋。与此同时，在大锤的鼓舞下，我觉得自己突然老成稳重了，我觉得当时的我就像电影的侠盗罗宾汉一样，对，就是他。
晚上吃完饭，母亲去洗衣服，父亲坐在客厅看电视。我也哼着歌坐下来看，心里想的全是2个小时后我将身处的那个漆黑的工厂以及之后会发生的一系列惊险的情节，至于电视演的什么完全不知道。我和大锤约好9点行动，这个时间我们经过了充分论证，主要考虑到时间太早路上行人比较多，时间太晚不回家会被家人察觉。
大约8点多一点的时候我做出要上厕所的样子来到了外面，溜了出去。
我们按既定路线走偏僻小路来到废弃工厂处，工厂对面是公路，不过车不多，行人稀少，我和大锤从工厂前的草地一侧匍匐进入，拆开破门木板，弓身爬入。
我们打算速战速决，不料我和大锤在搜集物件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奇形怪状的零件，并每次都忍不住呼叫对方从工厂车间另一角跑过来给对方看，并对该零件的重量、形状互加评论：
“这应该值不少钱吧？”
更要命的是，大锤突然对厂房中间一台巨大的机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剖析它的运作原理，这样我们就没有及时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东西太多太重，拿不走。
我灵机一动。第二天早上，我赶在父母之前起床，那意味着这个镇子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还在沉睡中，另外的百分之一就是我和大锤。
我蹬了爷爷的三轮车，大锤从家里找了两只口袋，我们再次赶往工厂，把收好的家伙们装进口袋，拖上三轮车，骑回家里，藏进木屋，大功告成。
那天在学校，我和大锤瞌睡不断，迫于班主任朴大脸无孔不入的监视，不敢公然入睡。虽然十分痛苦，但一想到马上就要有钱了，心里痛并快乐着。
另一方面，我和大锤决定尽快出手，但要事先打听好现今废铁回收价格以卖个好价钱，这意味着必须要等收废品的经过我家门口。过了两天，收废品的仍然没来，我和大锤认为一定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错过了。大锤收废觉得收废品的见我们是孩子一定会坑我们，现在我们急需用钱，不如托个靠谱的人帮忙，在收废品的经过时帮我们叫住并把“货”卖掉。
当时我们刚从藏“货”的木屋出来，大锤看到了我爷爷正微笑地摇着蒲扇在门口乘凉，于是想到了“收买”这个词。
“答应事后分他一笔。”大锤说。
我起先不是很赞同大锤的建议，但是我被极有可能会发生的向收废品的人解释这些奇形怪状金属物件的来源和与其讨价还价的种种画面吓住了，最后觉得让一个大人来完成这些应该会省掉很多麻烦。
于是我徘徊着走向爷爷，大锤在一旁侧眼观察，爷爷在用蒲扇驱赶蚊子。这个老人曾经在我只有扫把杆高的时候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暴跳如雷，在他的晚年里却以一副宽容的面孔以及睿智的沉默赢得了他作为长者应得的尊重。从我有记忆起，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交流屈指可数，此时我感到十分难以开口，甚至难过向一个女生借铅笔。然而爷爷惯有的微笑鼓励了我。
我发出一声低吟，连我自己都听不清。
爷爷以为是蚊子作祟，又猛地挥了一下蒲扇。
“能不能帮我卖点东西。”
爷爷突然发现我不知何时站在了旁边正在跟他说话，突如其来的茫然和一点点惊讶使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不见了，我的勇气瞬间丧失了。
“我想让你帮我卖点东西，就在小屋里，一些废品。”
爷爷点了点头。
我认为这次谈话成功了，我跟大锤说没什么问题。
一整个下午，我和大锤都激动不已，期待回家就能看到像水一样哗啦哗啦的钱。我们对站在讲台上的朴桂芬投以痴呆的表情，以掩饰发生在我们脑壳后面的那些兴奋而秘密的思维。
事情并没有像期待的一样发展，我和大锤放学回家后发现爷爷依然淡定地坐在门口乘凉，对于我们的惊讶表情无动于衷。
大锤怀疑我没有交代清楚，我认为大锤过于心急，最好的解释是那天下午爷爷并没有看到收废品的经过，因此我们应该再耐心等一天。
当天晚上，爷爷突然在我经过门口的时候问我：
“那些铁家伙，哪里的？”
“捡来的”我说。
“有个厂子搬迁，很多人都去捡东西。”我补充道。
爷爷点了点头，“应该值不少钱。”他微笑着说。
我不置可否，迅速从爷爷身边逃开了，我把这个证据告诉大锤以表示爷爷听清楚了我的交代。大锤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他相信我，他只是有些担心。
“等好消息吧。”我说。
我明白大锤担心什么，因为第二天他的担心就成了现实。当时我放学回来发现木屋里的“货”仍然丝毫未动，爷爷不知所踪，于是我回到房间看书，等父母回家做饭。
过了一会，父母回来了。母亲去了厨房做饭，父亲朝我的所在走过来，这个从不主动聊天的男人突然和我分享他的见闻说：“今天上午镇上来了个警车。”
“记得后街上的那个老工厂吗，里面的东西被偷了。”父亲缓缓的说，“有人说失窃那天看到两个不知谁家的孩子在那附近逗留过，警察在门口发现了脚印，确实是两个孩子的。”
在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依然保持看书的姿态，仿佛对这些新闻没有多大兴趣，这很贴合我平时既不喜欢打听消息也不向别人暴露自己在信息方面的劣势的表现，因此我此刻的无动于衷合情合理。
“嗯，”我说，“警车还在吗？”
“不在了，警察说需要回去调查……你在看什么书？”
“福尔摩斯探案。”
那天下午我早早去了学校，把这个可怕消息告诉了大锤。大锤吃了一惊，问我，你爷爷把东西卖了没，我说还没。
“销赃，”他说，“赶紧销赃。”
整个下午，我和大锤魂不附体，坐在最后一排的中间瑟瑟发抖。我们对当前局势做出的判断是，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小镇，家家户户，包括班上的同学们都知道有两个少年盗窃了一家工厂。警方带走了证据进行研究，马上就要揭晓答案了。
那个下午，所有人的举止突然变得异常诡异，品德课老师在讲到青少年如何远离犯罪时要求全班齐声朗读“拒绝贪婪，严惩犯罪”，句句铿锵，我和大锤听得心惊肉跳；班主任朴桂芬在巡逻时不断向我和大锤投来异样的目光，坐在我前排的两个女生在课间的时候有意地向前挪了挪凳子。
放学回家我和大锤直奔木屋，拖出盛放着各种金属物件的麻袋，一股脑抛进了家门前的小河里。
第二天周六，我和大锤取消了一切娱乐活动，在家躲避风声。我们像两个发高烧的病人，瑟瑟发抖地钻到被子里去，在监狱断送人生的臆想中饱受煎熬，唯一离开被窝的动机就是下床撒尿。
这种焦虑消散于周一。两天内，父亲没有再提警车的事，回学校之后发现周围的人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我和大锤心照不宣。中午我去找大锤，大锤已经爬出被子看电视了。
然而当天下午最后一节班会前，朴桂芬的狗腿子，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兼文艺委员王白亮突然在课前宣布，班会的时候班主任要说一件很严肃很重要的事，事关班级的每个人。这迅速营造起了紧张的气氛，并把我和大锤一下子打入了冰窖。
毫无疑问，朴桂芬率先得到了消息：警方已经破获真凶，那两个贼就是他们班的陆浩飞和王大锤，她显然不会放过这个说教的机会，马上就要对全班公开这个案例并当众开除我们了。
“今天我有个很严肃的事要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严肃对待。”朴桂芬说，“一年一度的红歌会又要来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准备合唱比赛了。”
几年后的一天，当我和肖鹏下半身浸在河水中，战战兢兢地走上一条真正的凶险之路时，才明白原来过往的很多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后来你会遭遇更多的惊险，而在这之前，只是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我和肖鹏在浅滩处下水，随着清凉的河水漫过大腿，我感觉自己的小鸟缩成了一个球，在缓缓拖动河水走出几步后，踩到了一堆硬邦邦的东西。
肖鹏在我前面，河水已经漫过了他的腰，他现在的感觉应该和我一样，那就是把最重要的部位和一条小命都交代给河公爷爷了。
肖鹏问：“怎么了？”
“我踩到了点东西。”我说，“好多年前的东西。”
我在后来的很多时候发现，真相总是晚于现实的需要到来，而在真相出现的那一刻，我却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真相了，或者说我只是在等待一个结局。就像我发誓要为某人报仇，但是当我查明凶手时，凶手已经不在人世。那些需要真相的人看不到了，那些我想要证明给他们看的人也都带着他们以为的真相进入了坟墓，我可悲他们的无知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但更可悲我一厢情愿的追求，到头只是为了证明给一堆白骨看。
我的父亲和祖父，这两个我在我的童年里从未见过他们彼此交流的沉默寡言的男人，却联合起来以一个成功的谎言阻止了他们的后代走上一条犯罪之路。那时我的爷爷已经不在人世，我在河床上踩到那堆金属的一刹那恍然醒悟，事实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警车，大锤想到收买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想到了出卖，有收买就会有出卖。
如果我还有机会把这个事实告诉大锤，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
也许他也会觉得就像这一生中数不清的真相一样，到最后都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