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星 著
二十三 恶缘丁振西
秋收的忙碌过后，便迎来了冬的闲适，忙碌了一年的农民，终于看到了丰收的果实，冬闲便过得安然踏实了。当寒风把最后的秋叶肆意侵淫后，剩下的便是光秃秃的树干。大自然的季节变化与生命的更新何其相似，萧杀过后，必然是春意盎然。
1977年的冬天，迎来了我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年，我和刘津安被谢河公社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当时，我从大队党支部书记丁振西手中接过那张奖状时，心里是漠然的，似乎根本没把那张薄薄的纸片当回事，但就是那张我不以为然的纸片，在关键时刻，竟成为我人生经历中至关重要的护身符，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也是丁振西官场生涯的一大败笔。
在我们4个知青中，丁振西最赏识的是刘津安，我只是刘津安的一个替补，刘毅和李仁则次之。这样的排列，似乎是必然的。
刘津安是户长，体力又好，活干得确实比我们三个人都强，加上他为人处事老成干练，得到丁支书的赏识也就理所当然。
论出勤率，我和刘津安差不多，刘毅和李仁则比我们要少。我的出勤率虽高，但干活不行，力气又小。因此，丁支书认为只有刘津安是好样的，我们三个都不咋样。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老天开眼，丁支书竟会把那张劳模奖状也给了我，这与他对我的认知是自相矛盾的。用现在的目光审视，我以为他并非真的认为我好，而是不想放弃那仅有的两个劳模指标。
当时公社给大队两个知青劳模名额，如果你放弃少报一个，那这个名额就要拨给其他大队，这对他来说，决无光彩可言。别的大队，为了多争一个知青劳模名额，都争得脸红脖子粗，凭他的个性，他才不会放弃这两个知青劳模名额呢。于是矮子里拔长子，我便沾了光。若按他的想法，只需一个名额给刘津安即可，否则便不会有以后的事情发生。
1977年的冬季征兵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姗姗来临了，按照当年丁振西定下的规矩，以出勤率统计，只有我和刘津安符合报名条件，而可怜的刘毅和李仁，竟然连报名的资格也被剥夺了。于是，我和刘津安都顺利地报了名。
其实，按丁支书当时的想法，他只想送刘津安一个人去当兵，而我只不过是个陪衬而已。他当时想，我长的那么瘦弱，体检肯定通不过，即便能通过，他最终掌握着政审的生杀大权，没有他在政审表上签字盖章，要想离开丁家湾大队，谈何容易。
如果说缘分有善缘和恶缘之分的话，丁崇文与我就是一个善缘，而丁振西自然就是一个恶缘了。
丁振西在丁家湾大队是说一不二的土霸王，他说的话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虽然大队干部和村民们对他的很多做法颇有意见，但人们是敢怒不敢言。在丁家湾，他就是皇帝，他可以一手遮天，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他抗衡。
丁振西对于我，就是个恶缘。当年，我曾给《陕西青年》杂志社投过一篇稿子，不料竟被贵刊拟录用了。当时能在一家省级刊物上发表文章是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有时一篇文章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样的先例不胜枚举，而这样难得的天赐良机恰恰就被丁振西给毁灭了。
丁支书收到《陕西青年》杂志社对我拟发表文章的政审函，他没有跟副书记及其他支委商量，就直接在政审函上签署了“此人政治表现有问题，不同意发表”的政审意见，并盖上了中国共产党谢河公社丁家湾大队支部委员会的鲜红大印。尽管副书记和其他支委有看法，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当时，《陕西青年》的总编对我的文章非常赏识，曾打算文章发表后，先借掉我去西安，但终因我的政审不合格而放弃了。
那年，我还不满18岁，一个18岁的少年文学梦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得知这一消息，我只能默默地跑到知青屋后面的山坡上痛哭了一场，然后把这一无奈和痛苦深深埋藏的心底，没对任何人说过，甚至是我的父母。现在看来，这一沉默是对的，否则，我非但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反而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以至结怨，这样的话，我就连这次当兵报名的资格也会被剥夺，更不会把那张劳模奖状发给我。而这张劳模奖状，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救命符。
记得当时参军时的体格检查是在文川中学进行的，谁也没有料到，体格健壮的刘津安在军检的最后关头被刷了下来，而我却顺利过关了。
正当我准备离开文川中学返回知青屋时，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邹星，你等一等。
那是一个十分标准的普通话，似乎是纯正的北京腔，与当地千篇一律的乡音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回头一看，一下怔住了，那不是给我们体格检查最后进行总检的军医吗？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叫我干什么？难道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完了，这下可彻底完了。
只见他笑吟吟地走到我跟前，问：你是谢河公社哪个大队的？
丁家湾大队。我紧张地问：怎么啦？
他没有回答我，随即从前胸的口袋里拔出一支笔，记了下来。好了，你回去吧。
我感到很纳闷，不知道总检军医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问我是哪个大队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