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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与大臣

  

  慈禧与大臣

  屈指数来晚清的名臣名将对国家有重大贡献、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又与慈禧有关的人就那几个: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人。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是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他是道光、咸丰、和慈安这三个人的时代的臣子,跟慈禧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是慈禧却有整饬吏治、重用汉臣的名声在外,这是怎么回事呢。

  慈禧熟悉一些历史典故,当她检查同治小皇帝的阅读课本时,发现了明朝时,张居正专门给小万历皇帝绘画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历史课本《帝鉴图说》,慈禧如获至宝,本应给小孩看的图书,她落下,自己看。

  她一定知道春秋时子罕的故事,宋国的国君手下有个臣子叫子罕,子罕对国君说:国君啊,咱们统治人民不就是两柄吗,“赏”和“罚”。百姓都喜欢“赏”不喜欢“罚”要不这么着吧,大家喜欢的“赏”这个权力你掌握,那个“罚”人家不喜欢的权力,得罪人的事我做。宋国国君一听这人够哥们儿,得罪人的事他去做,我专做好事。国君管“赏”,子罕管“罚”。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官员和老百姓固然盼望“赏”,他们更加害怕“罚”。结果这些人都投靠子罕,成了子罕的死党,都听子罕的话。一年以后子罕把这个诸侯干掉了。

  慈禧和慈安两个在处理事情时,总是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得罪人的事情慈禧做。每当慈安的工作出现瑕疵,受到抨击的时候,慈禧立刻站出来:

  “这事是我做的,崇厚与俄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没有签好,崇厚是我派出的,我跟他说过,可他不听。”实际上,崇厚与俄国签约之时,慈禧已经处于被软禁状况,哪里轮得到她派他出。她有什么资格派崇厚。

  “天津教案发生后是我让曾国藩向洋人道歉,与慈安太后不相干。”这样做一方面她可以巴结讨好慈安,另一方面对大臣又可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也许在曾国藩看来,慈禧还算得上是个仗义的人、敢于担当。所以,在慈安杀安德海的时候,曾国藩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丁宝桢)真豪杰也!”表面上看是赞同杀安德海。但又说“吾目疾已数月”他留了一手,让慈禧可以理解为:真轮到他去杀的时候,或许他会以眼睛看不见为借口推脱。

  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凌晨,天津知府刘杰带领当地百姓与设在望海楼的天主教堂发生激烈冲突,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爆发。

  天津教案缘于天津望海楼的育婴堂里有多名中国婴儿,因为感染突发性的传染病而致死,当时不明真相的中国老百姓就围攻教堂。在这个过程中,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非常蛮横的进行干预,最后丰大业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了,并且还有十多名传教士也在这个事件中被打死,并火烧了望海楼教堂。三天后英法舰队直逼大沽口集结示威,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抗议,要求将相关官员处死。事关重大,慈安将全部寄托放在当时在任的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身上,希望他能迅速将事态平息,然而,身为礼学大家的曾国藩对外交手段并不擅长。加上他凡是认真、倔强,和洋人的几番周旋竟无计可施,只得决定斩杀20多个所谓“闹事”民众,将直接责任人:天津知府、知县充军流放。一厢情愿的希望尽快了结此事。岂料如此一来舆论哗然,软弱、辱国等罪名纷至沓来。弄得他本人也觉得内心愧疚于神明、身外对不起公众舆论。而后他病了。又因两江总督马新贻离奇遇刺案件,清廷把曾国藩调回了这个湘淮系盘根错节的根据地。

  天津教案的结论是:按照慈禧皇太后的旨意,醇王奕翾和年迈体弱的曾国藩向洋人屈膝求和,二十多个无辜者的尸体躺在天津的法场上。把斩杀20多个所谓“闹事”民众的事情,和软弱、辱国等罪名都给了慈禧,说是她的旨意。实际上与她有何相干。

  是慈安派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而不是慈禧,这话有证依据吗?应该是有的,其一: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指慈安)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这里说的曾文正就是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

  其二:当时是慈安当家,“赏”和“罚”还有“大举措”都由慈安决定。“当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

  那会儿的清廷最高统治层大家彼此相处甚是默契,表面上看一团和气,和谐的不得了。慈安在世时,不好的事情是慈禧干的,慈安死后,好的事情也归纳到了慈禧的名下,给我们感觉慈禧一直都在独揽朝政,我们普遍都认为慈禧统治了中国47年,近半个世纪。但是仔细想想:她的统治只能是从1881年开始算到1908年她死去结束,27年间,她统治中国27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最丧权辱国的27年。仅仅27年她就把个国家弄成那样,辛亏不是47年。

  1861年咸丰时代结束到1881年慈安去世,这20年间是慈安统治中国,慈禧在这期间只配敲敲边鼓,是个配角儿。

  把1861年--1881年和1881年--1908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个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不是同一个人的统治风格。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操作。

  1861年--1881年:即安内、又攘外。

  1881年--1908年:打败仗,签不平等条约,又恢复到了咸丰、道光年间屈辱的光景。

  曾国藩死在慈安之前,死时清廷辍朝哀悼,他算是善始善终。对于他个人而言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如果曾国藩是在慈禧独揽大权的时期任职,他和刘铭传、左宗棠这些人的命运一样,会被慈禧气得吐血而亡。他们这些人一边在外卖命的拼死地打仗,慈禧却一边与列强签定卖国条约。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

  清廷曾经有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1871年沙皇俄国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4年,日本借口自己属国琉球岛的渔民被杀,派遣刚刚练成的新式陆军入侵台湾。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告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坚决主张放弃新疆,强调“海防”的重要;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坚决主张收复新疆。

  当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上奏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而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却说:“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左宗棠此时虽坐镇西北,但他对于大清朝的国防形势了如指掌,因此他说,“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古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在这场朝廷大辩论中,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台湾被日本入侵之时,强调“海防”的重要不无道理,但是,他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强调了“海防”而忽视了“塞防”,以至于忽视了整个中华民族利益。

  当时,朝廷上下大都支持李鸿章的“海防”观点,只有大学士文祥和湖南巡抚王文韶二人支持左宗棠的“塞防”主张,堪称少数派。清廷在关键时刻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使左宗棠得以率兵西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左宗棠率军打败了安集延国的入侵者,消除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的毒瘤,收复新疆所有失地,并正式在新疆建省,保持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有效的防御了沙俄的侵略和扩张。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慈禧独揽大权时期,她会赞成少数派,采纳正确建议吗?历史在十多年后继续重演,发生了中法战争,十年之后,慈禧一个人独揽大权的时候,仍然是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主的两个人之间的争论,慈禧却选择听取投降派李鸿章的建议,向法国投降。从这一点来看,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与慈禧无关,尽管正史记载:主持这场大辩论的是垂帘听政的慈禧皇太后。实际上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慈安。

  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是他真的觉得“海防”重要?从他的人品方面来推测,他强调“海防”的重要,因为他是北洋大臣,海防归他管辖。假如:他和左宗棠换个位子,他管辖塞防,会如何?估计他会主张放弃台湾,强调“塞防”的重要。从国家利益来讲,国家当然应该采取“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政策。在国家的大的利益面前与他个人的蝇头小利之间,他宁愿选择个人的蝇头小利,这人多么自私。如果朝廷接纳他的建议只重视海防,他可以高度集权、军费自然也不成问题。

  军费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时,李鸿章就拿军费说事儿,为给慈禧建造颐和园清廷挪用了海军军费,但是,这并不表明北洋水师缺少银子花,北洋水师的军舰的建造几乎是用银子堆积起来,没少花钱。海军军费并不像李鸿章所说的相去甚远。虽然户部没有拨付北洋舰队增添速射炮所需要的六十万两白银,但实际上,海军之前筹集的经费,还有存放在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的二百六十万两的巨额储备丝毫未动。李鸿章像个守财奴,敛财、守财,抱着财死。

  如果李鸿章和左宗棠换个位子,由他守塞防,那么他会打败仗,以签不平等条约收场,就如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样。

  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晚清的重臣,他们从同治初年起就一直有很深的矛盾,直到左宗棠去世,这种矛盾也没有结束。

  由于中法战争,两人更是闹得不可开交。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中法战争: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最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签订之时,法国茹费理内阁已经倒台,法国内部已经乱作一团,到后来连法国方面在这次战争中的海军统帅孤拔也战死了;而左宗棠正在水陆两路大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李鸿章对慈禧说:“趁着现在仗打赢了,这时候签约对我方有利。”

  慈禧居然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慈安的时代,清廷绝不会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收复新疆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只有慈禧,她不具备采纳正确建议的识别能力,才会认为李鸿章说的有道理。)李鸿章似乎是一个对签不平等条约十分感兴趣的人,大概私底下有回扣吧(他的确与俄国存在这种丑陋、肮脏的交易,后来被曝光)。只要有签不平等条约的机会他就跃跃欲试,他天生就是个签卖国条约的奴才。

  于是在这一年的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战争的结果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左宗棠听到消息后,头晕眼花、饮食锐减、身体羸瘦、咳血时发。十天以后他向朝廷奏报请求解甲归田,对那个政府他失望透了。7月28日左宗棠再次请求解除自己的钦差之职。

  1885年9月5日73岁的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临终前他口授,由他的儿子代笔给慈禧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申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在信中,左宗棠再没有提到什么“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之类的话,李鸿章是慈禧身边的红人,这些话说也无益。他只说自己:这次与越南的战争,真是决定中国强弱的一大关键的一场战争。我督师南下,未能大规模武力征伐、扬我国威,遗恨终身,到死不能瞑目。

  慈禧收到这封信也一定被感动了,是人都会被感动。但除了感动之外,更多的是原谅了左宗棠。原谅了以前左宗棠对她的不敬。人:要的不就是个尊重吗。慈禧突然感觉自己很伟大,一个从来不拿眼角看她的有名的大臣,如今临死之前愿意向她哭诉。她的虚荣心这会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左宗棠死后,清廷发布上谕:着际加赠太傅,加恩谥号于文襄。后世的左文襄公因此得名。

  如果反向思维,左宗棠给慈禧的信是这样写:你这个败家子儿、国家由你这种人掌权不灭亡才怪……。

  难道他不想这样说吗!他当然想痛痛快快骂她以泄心中愤恨。骂了会怎样呢,毋庸置疑他会死无葬身之地。这样看来,左宗棠最后名至实归不是因为血战沙场、拼死保卫边疆的原因。倒是因为他给慈禧写了使人感动的、前思后想、反复斟酌、经过艺术处理的那封信在起决定作用。

  那么左宗棠是不是常给慈禧写信呢,即使给她写信是不是以这样悲凉的语气说话呢,如果是,他不会等到死的时候才写吧。如果真想给慈禧写信,也不需要别人代笔,不至于连笔都拿不起吧。反正那封信不是左宗棠亲笔所写,是由他的儿子代笔。

  左宗棠是那种在家生闷气的人吗,以他的性格,有可能他是大骂的:这个败家子儿、这场战争可以决定中国强弱。仗还没打败,她就投降了。这个孬种。这个咸丰的下贱的小老婆。国家由这种人掌权不灭亡才怪……。

  左宗棠的儿子急了:老爹啊!你知不知道这些话要是传出去我们全家会被害死的,人家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我们满门抄斩!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人们对于理解这个人,梁启超著名的大作《李鸿章传》被引用得最多,人们根据它来评价李鸿章。在这本书里梁启超替李鸿章说了许多好话,李鸿章俨然就是一代贤相。但是仔细看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它简直漏洞百出。再拿这本书和《维特伯爵回忆录》这本书做个比较,当时俄国任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与李鸿章直接打过交道。实际上在梁启超笔下被称道的英雄,在俄国人眼里他却是一个极好利用的蠢货。

  说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本书漏洞百出,首先这本书的真正的作者是谁就值得怀疑,前三章和第十二章的结论是梁启超写的,其余什么《兵家之李鸿章》等等都是李鸿章自己写的,在这些文章中那些细节、那些事情和那些人士关系只有李鸿章自己知道;别人、哪怕是李鸿章的儿子也未必能知道得如此详细。梁启超又怎么可能知道呢?书中的各种列表,比如:此书写《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里面如数家珍似的罗列了李鸿章办的如此之多的从他在平定太平军、捻军之后,和日本进行战争之前所办的各类洋务,梁启超怎么可能知道得如此详细!

  还有那份《北洋海军兵力表》,列举了船名、船式、吨数、马力、速力、炮数、船员、下水年份。梁启超有当过海军的经历吗?这可军事情报,我们现在可以查找各种书籍知道一些事情,可是当时许多事还未揭秘,梁启超怎么可能知道!当时梁启超二十九岁,李鸿章七十八岁,他们之间交情不深,很少面对面交谈,梁启超哪来的信息来源?所以,与其说是《李鸿章传》还不如说它是《李鸿章自传》,这就使这本书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他写书的目的不是想呈现真实的历史,而是想掩盖历史的真实性、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

  对于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网络上有过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左宗棠PK李鸿章

  在谈到左李二人之前,想说一些题外的话。这几年,重新评价李鸿章的呼声很高,李鸿章似乎已经成功地得到正名,开始以一代贤相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在这些重新评价李鸿章的文章中,被引用得最多的,几乎被视为经典和依据的,是梁启超著名的大作《李鸿章转》。但是,一些不经意的发现,使笔者对梁氏文章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

  有一次在网页上看到了梁启超故居的词条,就顺便浏览了一下,看过之后,有点出乎意料。梁氏故居的豪华程度,远远超过笔者的想象,即使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建筑,也算得上一座超级豪宅了。清末民初,国家衰败,民不聊生,梁启超却在这种时候大起閈闳,将府邸打造得如此奢华,其非同寻常的财力不禁令人乍舌。

  一八九八年,梁启超被光绪赐予六品衔,这是一个比较低微的品秩,而且是个闲职,在当年的百日维新之后他就逃亡日本,所以,在此之前,不可能拥有巨额财富。日本时期的梁启超,生活比较拮据,连住所都是向别人借的,一九零八年,还“与觉顿在此忍饥相对”,“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一九一零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办《国风报》时,尚需克服窘困,四处筹措款项,才能开业。梁启超一九一二年回国后,没有经商,没有办实业,也没有从事其他高收入的行业,为什么却突然摇身成为超级大款,一下子就有能力为此豪举了呢?难道是碰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了吗?

  再看看李鸿章吧,他于一九零一年十一月去世,清廷晋封他为一等侯爵,追赠太傅,入祀贤良祠,除照大学士例赐恤外,再赏给治丧银五千两,并给以有清一代所有汉臣从未有过的旷典,在京城建立专祠。可以说,慈禧已经把她能够想到的一切荣耀和恩宠,最大限度地给了李鸿章。可是,慈禧却没有也不能够去除李鸿章的心病,那就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举国上下对他的一片讨伐之声。此时的晚清官场,有一大批靠走李鸿章的门路爬上来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他们从自己眼前的切身利益和将来的政治前途出发,也迫切希望改变李鸿章自甲午战争以后在国人眼中的形象。那么,谁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呢?普天之下,恐怕再也没有比梁启超更合适的人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过了两个月,《李鸿章传》就在李家后人的急切等待中脱稿了,这份独具匠心的大作一面世,立刻得到了许多利益相关者的热捧,最终十分巧妙地修补了李鸿章当时身败名裂的形象,并为他最大限度地开脱了甲午战败的责任。

  这种情况,使人十分自然地联想到李鸿章“绝世时有私财四千万两”的说法,在这件事上,梁、李双方是否会有各取所需的可能呢?尽管目前这还是一种毫无依据的猜想……。

  ——此段抄摘。

  这种猜想是有道理,而且不是毫无依据,这种猜想的依据可以在那本书里找到。那是一本《李鸿章自传》,是李鸿章假梁启超之名出的书。李鸿章利用梁启超维新派人士的身份为自己说话,其用意非常狡猾。

  ……

  ……中国清朝的败亡就败在慈禧和李鸿章这两个人手里。在慈禧一人独揽大权之前,一切都还没有那么糟糕。

  虽说“在清朝晚期那样一个社会,任是谁都不可能一个人力挽狂澜”。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朝廷有了像慈禧这样一个人、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只要有了这么两个家伙,任是哪个朝廷都必亡。

  慈禧不能一个人力挽狂澜、但她一个人可以亡国。她活着的时候由于东南互保的局势,军阀割据就已成雏形。慈禧如果多活几年,她和隆裕太后不会有太大区别,任凭是谁都无法阻止辛亥革命的发生,这是必然的结果。

  慈禧和隆裕太后唯一的区别,也许会体现在怎样对待袁世凯。如果是慈禧发现袁世凯有称帝的打算,她会把他召到宫里给他吃一顿砒霜。区别仅此而已。

  盛宣怀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一日(1899年10月5日)慈禧召见了督办铁路大臣、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召见之后,盛宣怀本人追记了奏对的全部内容。因这次召见,是在上一年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杀六君子一年之后,也是在下一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下诏向列强宣战的八个月之前,故所记谈话对了解慈禧当时的心态便十分重要。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别号愚斋。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官宦之家。科场不顺,屡试不中。后入李鸿章幕,得李赏识。盛宣怀结识李鸿章,使他的一生有了重大转机。因李鸿章提倡洋务,具体经办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便成了近代最有名望的大实业家。盛宣怀创办了许多实业,任轮船招商局督办、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局、铁路总公司督办中国通商银行督办、汉阳铁厂督办,同时又任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盛宣怀得到慈禧的支持,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以铁路总公司为核心,近握轮船、电讯、纺织、银行、遥控汉冶萍,声势煊赫。慈禧曾说:“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

  盛宣怀的事业正是如日中天时被慈禧召见。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说:“我初二见皇太后,六刻工夫问话几多,看来圣眷甚好。”对于此次奏对记录,他极为重视,一再嘱咐:“此本无底稿,幸勿遗失。……面呈父亲慈览,勿示外人。”

  下面即为奏对全文。己亥年(1899)九月初二日奏对自记。

  九月初二日九点一刻跪安,十点二刻下来。

  上问:汝从保定火车来?

  奏对:臣赴保定验收已完工程,又料理保定铺轨,约明年四月正定可以通车。

  上问:卢汉何时开工?

  奏对:汉口土工现已办到孝感,约明年秋后信仰州可以通车。两头同做明年可成一千里,其余一千四百里两头分做。据工程司说再有两年可以全完。

  上问:此路是借哪一国的银子?

  奏对:卢汉是借比国四百五十万镑,五厘九扣,实收四百零五万镑,约合中国银子三千万两。原估需银四千三百万两,奏准户部拨款一千三百万,合并算来可以够用。现今部款艰难大约三百万一时难筹,而且银子到内地换钱又吃亏,工程司恐怕不够。黄河桥工估价五百万两,暂时只可缓造,将来再说。

  上问:黄河活沙如何造桥?

  奏对:虽是活沙总可以大打到老土,至多亦不过数十丈。闻外国亦有此种河道造桥,亦甚坚固,但是工本实在难少。

  上问:时事艰难,外国人欺我太甚,如何是好?

  奏对:中国局势不仅坏于甲午打仗,实在坏于胶州。当时臣两次电达总理衙门,极说胶澳断不可让。胶澳一失,旅大必去,此时放手太速,俄、德两国合谋而至,英、法两国恐落后着。法索广州湾为图两广、云南之计,英请保护长江以达四川。

  上问:西藏亦可虑。东三省陵寝所在,现饬认真练兵,亦无成效,如何是好?

  奏对:东三省确实可虑,外国从前动以兵船恫吓,究竟兵船运来兵不能多,即如法国之战,尚可支持。俄国东半边皆寒苦之地,现借巨款造路,直达吉林。今得旅顺、大连湾海口,已定准直达奉天而至旅大,其势已成。臣过烟台访闻,旅顺俄兵有万余人,添设大炮,布置周密,其意何居?俄国阴险,从前取我兴安岭一带,划我伊犁之地,属智取巧夺不费兵力。将来俄路成功,他若寻衅端要我东三省,我力不能制。到时候只可答应他。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日本,恐怕俄国独占先着,亦必打主意。此却不可不趁此五年之内赶紧设法练兵。

  上问:日本与俄国不对?(这句话问得简直像个白痴。难道她认为日本与俄国是对的,是对她好的?之前与这两个国家签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在先,她居然还问“日本与俄国不对?”)

  奏对:人多说日本甲午之战颇为懊悔,其实不然。日本非待我好。他亦虑东三省若为俄得,唇齿相依,与他不利。然日本力量断不足以敌俄,胶事之后,刘坤一、张之洞与臣密议,想联英、美、日三国以抵制俄、法、德三国。臣即谓中国太弱,英虽忌俄,而中国兵力、饷力太不中用,窃恐英国不愿为其难,而愿为其易。去年贝思福来觇我国势,皇太后知之否?(“觇”字用的准确:看,窥视。觇标。)

  上问:贝思福来商议练兵,我知其事。

  奏对:贝思福先到京,又到北洋、南洋,后到湖北来拜。臣问其来意,据称:议院公举我来看中国局势。如能自强,自当帮助中国;如不能自强,只好自打注意。西三月开议院时即行定议。今年果然,英俄两国订立密约。

  上问:听说俄国要如何,英国不管;英国要如何,俄国不管。

  奏对:此即是英国自打注意为其易不为其难了。英既不能借他牵制日本力量,又不足牵制。只剩美国。美与英最相好,虽无占我土地之心,他见英如此,亦断不帮我。所以此刻联交要想他们帮忙,断做不到。只得讲究自强。请皇太后还在自强的自字上面打算。

  上问:你说的甚是,必要做到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

  奏对:外面亦听说皇太后宵肝焦劳,但亦不可过于着急。今日局势虽然比前更难了,然而中国地大物博,出的人亦聪明,出的货亦多。日本地小民贫,尚且能自强,岂有中国不能自强之理!同治年间,皇太后垂帘时候,削平大难,中兴天下,能用得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几个人,即如阎敬铭、李翰章、沈葆桢等,虽不能带兵亦各有长处。现在要练兵筹饷,总要先讲究得人,方能办事。

  上问: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全是瞻徇,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且不肯说真话。外国能得上下一心,所以利害。

  奏对:各大臣受恩深重,都有忠君爱国之心,但见识各有不同。大概心中总有六个字毛病。

  上问:哪六个字毛病?

  奏对:总说是:“办不到,来不及。”

  上问:这句话只可上头说,他们如何可存此见解!

  奏对:臣想“办不到”,亦要办;“来不及”,只好赶紧办。

  上问:督抚中亦有几个好的,总不能个个好。你看北洋练的兵可靠得住?

  奏对:臣看袁世凯、聂世成两军均照德国操法,大家说好,可惜人太少。

  上问:总要各省多练兵,不然南边人到北边去不合,北边人到南边去亦不合。

  奏对:臣总说至少要制兵二十万,还要有民兵,预备打仗时可以添补。

  上问:各省亦有二十万兵。

  奏对:现在勇营已如从前之绿营,虽多无益。必要有二十万人一榜样样选练、一样章程、一样枪炮,方算得是好兵。如果胶州之事,有十万精兵,便不至于软到如此。但是,练新兵总要裁去无用之兵,否则两倍饷,总是难筹。

  上问:总要汰弱留强。如今兵勇毫无胆子,打土匪还好,与外国打仗就要跑,是何道理?

  奏对:从前陆兵见贼即跑,后来湘淮军出来,稍有枪炮,将领稍有见识,兵勇心中拿定打胜仗,自然胆子大了。人各有性命,胆子是从识见中来。外国枪炮实在厉害,又快又准。我们枪炮不及他,将官又无主意,兵勇心中以为必打败仗,于是一闻炮声,即要跑了。此不能怪兵勇不好。洋人常说中国兵是顶好的,就是带兵官不好。

  上问:我想兵将总要打仗,方能打出好手来。可惜日本后来不打了,意大利为沙门湾的事,我很想与他打仗。他知浙江省有准备,他又不来了。

  奏对:沙门湾的事幸赖皇太后坚持定见,不然俄、德、英、法四大国之外都要来了。但目前兵力亦只可备而不用,如果真打,兵饷亦属难筹。甲午之后臣屡询日本人:那年打仗究竟用的萨思马老将或是学堂练出来的新将?他们说老将甚少,都是学堂出来之新将。问他何以一出手就打得如此好?他说日本照西国式样,平常操演就如两军对垒,各决胜负。胜者赏,负者罚。去年大操,我们派人去看,确实与打仗一样,所以能练出胆识来。如同袁世凯、聂士成两军亦可对仗试试。若不如此,虽操得好,总是得其皮毛。

  上问:练兵总要筹饷,如何是好?

  奏对:天下之利不外三种。第一是天地自然之利,如开矿等各处地上所出之产。第二是中外通商之利。进口货要少,出口货要多,关税要考究。出口货以丝茶为大宗,近年来他们都种茶做丝了,恐怕将来不可靠。第三是取商民税厘之利确最容易。此既是损下利上,本朝深仁厚泽亦不肯多取于民,只得于商务上格外考究,因其利总在商务上得来。

  上问:商务确要考究,去年办的叫什么农工商务,到如今毫无益处。有人说要办商务大臣,方能办得来。

  奏对:中国并非无钱,只是向来于商看得太轻。士农工商,以商字为末了一个。更有一种坏处,有钱的人只讲究自谋私利,决不肯做开矿等有益公家之事,臣迭次奉旨经手所办铁路、矿物、轮船、电线、铁厂、银行以及学堂,多要想详细奏明,但恐时刻工夫说不及了。

  上问:何谓学堂?(何谓学堂她也不懂,这都是人家曾经奏过的,看来她平常并不复习功课)

  奏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

  上问:矿物办得如何?

  奏对:臣办的是湖北铁矿。现在铁厂出铁、炼钢。卢汉铁路用的钢轨均系自己所炼,与外国一样好。现造枪炮亦是用自己所炼的精钢,比造轨之钢更要加工。

  上问:买外国的枪炮总是不好的。我们总要自己多造,天津亦能造得。

  奏对:外国枪炮打仗之时,他要守局外之例,买他的格外为难。自己造并不难。多设厂更费,不如将已成之厂扩充。

  上问:有人来说湖北另有一块地可以添造?

  奏对:添造不难,就是经费为难,其实多造,价钱方能便宜。枪炮现在张之洞办理,臣是办的铁厂。中国要富将来仗着是开矿。

  上问:开矿是天生的自然之利。

  奏对:开矿不可全与外国人。他们现今纷纷要来造铁路、开矿。在开矿是图利,造铁路还不止图利。现在中国自己做主,要造的路只有津渝、津卢、卢汉、粤汉,这是我们自己要叫他南北相通,好调兵,好运出土货到海口卖出钱来。其余俄、德、法所要铁路,皆是他要造的,将来权不归我,难保不以保护铁路、矿物为名,长驱直入。

  上问:各省教案亦不得了。

  奏对:从前不解他何以肯赔钱各处设教堂,现在晓得行教是与我百姓通气。闻说各省现办保甲,恐又是具文。如果能办得好,亦可消弭教案,并可将壮丁愿充兵登造册籍,以备征兵,免得招些市井无赖之徒。

  上问:你今年多少岁数?

  奏对:臣今年五十六岁。

  上问:记得你常在直隶省?

  奏对:臣是二十余岁李鸿章奏调入营,故亦略知军务。后来还蒙恩典放过山东关道,又调直隶关道。

  上问:你可能通外国语言文字?出过洋否?

  奏对:臣不曾学过外国语言文字,亦不曾出洋。

  上问:你办洋务还要用翻译?近来汉奸甚多。

  奏对:臣用的翻译都是正派人。臣亦格外谨慎,所以一个翻译不为,总用两个翻译,便不敢蒙蔽。

  上问:这个法子甚好。我晓得你办事极认真。国(个)中艰难,还要你认真好好的办。

  奏对:臣孟恩典,总是遵旨认真办理。但臣所办的事总是极难的事,人不知道,百般诽谤,若不是忍辱负重,早已不成了。这般闹的人,叫作清议。恐将来总有一天办不动。

  上问:不错,是叫作清议。都是这班人闹坏了,不然皇帝亦不至于如此着急。你不要管他,只是认真做去就是了。

  奏对:臣总竭尽心力而已。

  皇太后向皇上说:你亦问他几句话。

  皇上问:你可是从湖北到保定来?

  奏对:臣是从上海到天津,再到保定。

  皇上问:上海一带,年岁如何?

  奏对:江南六、七、八月,雨太多。稻子还不大碍,棉花大坏了。近年百姓多种棉花,七、八月间大雨,棉花一项民间亦要少收一二千万银子。

  皇太后问:南边多雨,北边再三个月不下雨,麦子不能种。宫中天天求雨,你在北边二十年,你晓得这时候不是下雨的时候。天时亦不好,外国又是如此,我近来焦急的睡不着觉,苦得很。

  奏对:天下之大,水旱偏灾,总是有的。天下事只要得人,皇太后不要过于焦灼。皇太后是识得人的。只要内外有十几个,同心协力,练成二十万好兵,不难自强的。

  上问:你何时动身出京?

  奏对:臣尚有事与总理衙门商量,俟商量妥当后,再行请训。

  以上便是盛宣怀所追记的奏对全文。奏对时盛宣怀强调:开矿不可全与外国人。他们现今纷纷要来造铁路、开矿。在开矿是图利,造铁路还不止图利。现在中国自己做主,要造的路只有津渝、津卢、卢汉、粤汉,这是我们自己要叫他南北相通,好调兵,好运出土货到海口卖出钱来。其余俄、德、法所要铁路,皆是他要造的,将来权不归我,难保不以保护铁路、矿物为名,长驱直入。

  言外之意:“把造铁路、开矿这些权利给我,我是督办铁路大臣。不可全与外国人。”商人嘛,为利而来,可以理解。但是盛宣怀似乎有些主次颠倒,把争取权利和对慈禧的警告这两者,前者对于他来说感觉更重要。后者:“似乎外国人在开矿是图利,造铁路还不止图利”,这样的警告则是次要,说说而已。

  而慈禧呢,接下去扯什么教案;对于盛宣怀的这样的正当、合理的要求像没听见似的,不做任何承诺。虽然“圣眷甚好”,但却脑子空空。试想慈禧要是作出正确态度,让盛宣怀觉得她是个英明的主,盛宣怀还会那样积极的参与东南互保吗?

  在奏对中有这样的话使人触目惊心:

  奏对:东三省确实可虑,外国从前动以兵船恫吓,究竟兵船运来兵不能多,即如法国之战,尚可支持。俄国东半边皆寒苦之地,现借巨款造路,直达吉林。今得旅顺、大连湾海口,已定准直达奉天而至旅大,其势已成。臣过烟台访闻,旅顺俄兵有万余人,添设大炮,布置周密,其意何居?俄国阴险,从前取我兴安岭一带,划我伊犁之地,属智取巧夺不费兵力。将来俄路成功,他若寻衅端要我东三省,我力不能制。到时候只可答应他。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日本,恐怕俄国独占先着,亦必打主意。此却不可不趁此五年之内赶紧设法练兵。

  上问:日本与俄国不对?(这句话问得简直像个白痴。与这两个国家签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在先,她居然还问“日本与俄国不对?”难道说,在这之前她慈禧皇太后认为日本与俄国这两个侵略国对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吗?他们当然不对,这还用问)估计这句话又是模仿了慈安的语言:左宗棠说李鸿章的不对,慈安问:李鸿章不对?或者李鸿章说左宗棠的坏话,问:左宗棠不对。有这种可能。

  现在盛宣怀说日本与俄国,慈禧问:“日本与俄国不对?”简直就是东施效颦、愚不可及。

  有很多迹象表明慈禧的言谈举止都在抄袭、模仿慈安。有一本书,是左宗棠的后人写的一本《左宗棠传》,在这本书里,记有这样的事情:左宗棠调到军机处来,见到左宗棠,慈安哭了,说:这次见到左宗棠看上去老了许多。不要性子急,诸事要看得轻些才好。

  这些话多么熟悉,似曾在哪见过。

  是的,在德龄写的《紫禁城的黄昏》第十四章:慈禧和光绪帝召见了德龄的父亲,慈禧说德龄的父亲打自法国回来以后,看上去老了许多。须得悉心调养,诸事看得轻些才好。

  慈安召见臣工的记载十分罕见,据说只有陈昌的《霆军纪略》偶尔有记载。那么在陈昌的《霆军纪略》偶尔有记载的这些内容,清宫档案中有没有记载呢?为什么会没有呢?再比如,曾国藩写了许多家书,在那些家书中提到过被太后召见的事情,他所说的太后都应该都是指东太后,那么清朝官方档案中有没有和曾国藩的家书相对应的记载呢?如果没有,就说明有些记载是被人故意毁了。曾国藩写了那么多公之于众的“家书”其目的是为了表忠心,“家书”中所提及的事情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慈禧毁了关于慈安召见臣工的记载,嫉妒她的政治才能可能还是次要的原因(说不定她还认为自己比慈安更有政治才能),恐怕更主要的还是怕人知道她说的话都是剽窃的人家慈安的语言,人们岂不是会觉得她很蠢。

  慈安召见臣工的记载十分罕见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蹊跷,她一个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的人,怎么可能不召见臣工呢?

  看看这句话:“当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这话很值得人回味,“当时天下称东宫……”说明这不是当时记录下的事情,而是后来追记的当时的情境。为什么要追记这件事情呢。一定是史官们觉得有必要,所以才追记。古人做史往往笔削春秋,这句话的重点也许在“当时,东宫(慈安)……,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这几个字才是史官们真正想说的话。那些史官明明知道事情真相,但是明哲保身的原则使他们想说又不敢说。

  再说这句话推理起来也不符合常理:既然西宫那么有才,判阅奏章,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那么自然是西宫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怎么反而是东宫(慈安)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呢?如果东宫(慈安)不判阅奏章,不在召对时谘访利弊,不能悉中款会,那么她只能是让西宫得出结论,按照西宫的意思去办,自己全无主张,慈安怎么能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呢。

  “当时天下称东宫……”这句话说不定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当时天下人是这样认为的;而现在的人却不这样认为了。当时天下人的认识是正确的;现在的人的认识不正确。所以史官们才觉得有必要追记这件事情。

  在慈安统治时期,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新生事务:

  1861年,第一座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成立

  1862年,第一支近代陆军在天津编练。

  1862年,第一所翻译学校北京同文馆设立。

  1863年,第一次购买外国军舰,旋又遣散。

  1865年,第一座大型综合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成立。

  1866年,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创办。

  1866年,第一个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十余国。

  1867年,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成立。

  1868年,第一个巡回大使团出国。

  1870年,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开始筹建。

  1876年,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建成,不久又被撤毁。

  1877年,第一届赴欧海军留学生出洋。

  1877年,第一座煤矿台湾基隆煤矿成立。

  1879年,第一条电报线北塘至天津40英里的电报线架设成功。

  1881年慈安作古。这些所有的第一与地方官员的努力有关、与恭亲王的支持有关、与慈安的决策有关。可是,这与慈禧有什么关系?

  慈安统治时期,大臣上了折子,朝廷经常会展开大辩论,比如: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注定了新疆160万国土的收复;以及,1880年,关于刘铭传的《铸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就铁路问题展开的论战,现今的(京沪)铁路和(京广)铁路的雏形的设计就在这场辩论中讨论过,等等这些有名的、且有益的大辩论使朝廷气氛非常活跃。当然这些好事、美名后来都归纳到了慈禧的名下。问题是,慈安死后这些好的大辩论也就随慈安一起消失。从此再没有听说过什么有深远影响的、留名青史的大辩论。

  以慈禧为首展开的大辩论只会臭名昭著,她利用义和团向各国开战之前有一场大辩论。慈禧慷慨激昂地陈词:“被人打死总比被人吓死要强”。可是结果却是以西逃、与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收场。什么叫作:“祸国殃民”。

  史学家们说慈禧:她,有功、有过。

  那么她的功体现在哪里呢:她整饬吏治,制裁庆英、处决何桂清。进行官员考核,奖优罚劣。通过考核裁汰慵懒、老弱、不称职的官员。巧用曾国藩、重用左宗棠这样的汉臣、支持洋务。但是这里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她的这些功劳都体现在慈安在世时。真滑稽。

  而她的罪过全都发生在她一人独揽大权时:终止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签下的《马关条约》、八国联军入侵所签的《辛丑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对于这个国家的损失之巨大是史上前所未有的。损失还不止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中国人真是被人给打趴下了。

  历史,它不是某个当权者毁了真实的记录就可以改写的;那样只会骗过人们一时;却骗不了永远。随着史学家们一步一步的研究,一步一步的揭秘,慈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睿智而美丽的女人,还是一个形象猥琐且蠢笨的东西。慢慢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在奏对中还有这样的话:

  盛宣怀:……去年贝思福来觇(看,窥视)我国势,皇太后知之否?

  上问:贝思福来商议练兵,我知其事。

  奏对:贝思福先到京,又到北洋、南洋,后到湖北来拜。臣问其来意,据称:议院公举我来看中国局势。如能自强,自当帮助中国;如不能自强,只好自打注意。西三月开议院时即行定议。今年果然,英俄两国订立密约。

  那么盛宣怀提到的这个贝思福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提到他呢?

  贝思福:海军少将、下议院议员贝思福(LordCharlesBeresford)他熟谙军务,应英国商会联合会之聘,于戊戌政变结束不久来华考察商务情形。英首相索尔兹伯里曾答应以“秘密服务基金”的名义,拨给750英镑作为贝思福的开支。

  贝氏于1898年9月1日从马赛乘邮轮启程,30日登陆香港,第二天即赴沪。他在中国的主要行踪可分为三段。第一段:1898年10月1日至11月23日,上海一北京一天津一牛庄一上海。他在上海访问了上海大副会馆(TheMercantileMarineOfficer"sAssociationofShanghai)、]上海西商总会(TheShanghaiGeneralChamberofCommerce,又名和明商会);与伊藤博文会晤3次;数晤上海道台蔡钧,并与恰好“道出沪江”的新任四川总督(原江苏巡抚)奎俊长谈;在英商中华社会上海分会(TheShanghaiBranchoftheChinaAssociation)的晚宴上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宣讲他关于英国如何保护其在华商业以及相应的英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在北京,他拜见了各国驻京公使、庆亲王奕助、军机大臣荣禄等。在天津,他参观了袁世凯的军队,并与总督裕禄、道台李崛深会晤。

  第二段:1898年11月23日至12月12日,上海一南京一九江一汉口一南京一上海。贝氏自沪至南京,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鸣炮欢迎。贝氏住在“南深”号炮舰上,拜见刘坤一两次。他参观了南京各地的炮台、军工厂、军事学堂,并应刘坤一的要求,拟出两份改革建议书,讲述“何以练中国之王师,何以裕中国之财用”。贝氏在汉口时与张之洞长谈两次,还参观了张统属的军队,与张谈及理财问题,还应张之要求,“开具整顿治国理财之方略”。贝氏在汉口与盛宣怀会晤两次,观看了盛所主持的汉阳铁厂。盛希望与贝氏商定训练全国陆军章程,贝氏以“非分内事”而却之。此外,贝氏还会见了镇江水师提督黄少春、江南提督李占椿等。

  第三段:1898年12月18日至1899年1月9日,上海一福州一广州一香港一上海。贝氏在福州会见了闽浙总督许应驳和将军增棋。1月3日在香港大会堂(HongKongCityHall)对香港西商总会(TheHongKongGeneralChamberofCommerce)作了一次演讲。当晚,在海军联合会香港分会(TheHongKongBranchoftheNavyLeague)的宴会上,贝氏又发表了有关海军问题的演讲。4日香港英商中华社会邀请贝氏在香港新公司(HongKongClub)共进午餐。“在香港的几天里,他至少发表了6次演讲,并与许多人会晤。”8日贝氏到达上海,当晚,工部局、上海西商总会、英商中华社会和美国公会(TheAmericaAssociation)在上海总会(ShanghaiClub)为贝氏举行了告别晚宴。由此可见,贝氏来华受到外商等在华外国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中国中央大员、地方督抚以及绅商的广泛欢迎和友好接待。

  贝思福的第一段、第三段都是烟幕,是做戏给人看。他真正的目的是第二段,这个人的到来绝对与东南互保有关,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都是东南互保的主角。贝氏于戊戌政变结束不久的1898年来华。1900年初,慈禧正式立溥俊为大阿哥,遭外界一致反对,英国公使窦纳乐竟扬言:“以后遇有交涉事务,我大英帝国只认光绪二字,他人不知。”日本人也表示:“在康、梁二人的引渡问题上,中日两国在法律、体制、国情上均有差异,目前此事上的合作还谈不上。”而俄国政府虽对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给予了慷慨的支持,但在关于为光绪帝立嗣问题上,则态度十分审慎,始终是不置可否。

  慈禧绝不是鲁莽行事之人。以她的行为方式,她事先应该向洋人打过招呼。慈禧真是愚蠢,她想得到洋人的默许,事先向洋人打招呼,向洋人透露了信息,让洋人首先知道了她的阴谋。贝氏很容易就能说服中方官员,他只要说慈禧有阴谋,想废黜你们的皇帝。不久慈禧就真的这样做了。阴谋实施之前,阴谋就已经被人戳穿。这些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官员当然不同意慈禧的做法。像李鸿章这样的人,得到这样的消息甚至想入非非,想趁乱捞一大笔好处,比如自立为王之类的事情都考虑到了。慈禧西逃,东南互保成员讨论过这样的事情:一旦光绪和慈禧在西逃途中罹难,他们将推举李鸿章出来主事。

  也许读者会发笑:“对于贝氏此次访华,学术界尚无专题研究,只是在一些著作中略有涉及。你是怎么得出结论?说他来华与东南互保有关呢?”是推测。读者难道相信,他不远千里来到中国,难道就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为了“共同保全中国,向中国提供改革建议、帮助中国训练军队”。谁信?他有病!他是希望中国好的对象吗?而且贝氏自从打道回府之后,他的什么建议、什么练兵方案就再也不提了。这难道不奇怪吗。

  既然“学术界尚无专题研究”,学术界都尚无结论,读者也就不能说笔者的推测是毫无道理的。

  中国人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没想到还会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也没想到有八国联军,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没完没了。总是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还念叨“衅不自我开”。对于贝氏的阴谋的到来毫无察觉,之后也不做研究。总认为赔款、割地之后就结束了,但是没法结束,树欲静而风不止。

  接下来,继续分析慈禧和盛宣怀的对话:

  上问:我想兵将总要打仗,方能打出好手来。可惜日本后来不打了,意大利为沙门湾的事,我很想与他打仗。他知浙江省有准备,他又不来了。

  奏对:沙门湾的事幸赖皇太后坚持定见,不然俄、德、英、法四大国之外都要来了。但目前兵力亦只可备而不用,如果真打,兵饷亦属难筹。甲午之后臣屡询日本人:那年打仗究竟用的萨思马老将或是学堂练出来的新将?他们说老将甚少,都是学堂出来之新将。问他何以一出手就打得如此好?他说日本照西国式样,平常操演就如两军对垒,各决胜负。胜者赏,负者罚。去年大操,我们派人去看,确实与打仗一样,所以能练出胆识来。如同袁世凯、聂士成两军亦可对仗试试。若不如此,虽操得好,总是得其皮毛。

  这两句话的核心意思是:

  慈禧说:“我想兵将总要打仗”(我要打仗)

  盛宣怀回答:“但目前兵力亦只可备而不用,如果真打,兵饷亦属难筹”(我不配合)

  盛宣怀知道慈禧在说什么,而慈禧不懂盛宣怀的意思。如此重要的信息提供给她,却被她忽略了。试想谁会愿意为了这么一个愚蠢的老女人去卖命、去打仗呢。

  如果慈禧事先知道有东南互保的计划,她会杀了这些人。或许,盛宣怀去见慈禧之前,他还战战兢兢地想:慈禧见他什么事情?会不会是东南互保的计划败露,自己要不要先坦白。可是一番对话之后他发现慈禧什么都不知道。不仅仅是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提醒她、忠告她,她都显得那样迟钝。慈禧让盛宣怀见识到了她的愚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次谈话更加坚定了盛宣怀东南互保的主张和信心。

  慈禧根本不懂军事,当她利用义和团向各国洋人开战之始,她竟然没有想到南方的军阀也可以助她一臂之力;开战之后,李鸿章向她摊牌:“南方的军队不会到北方来救你。”这时她才傻了眼。从她独揽大权以后拙劣的政绩来看,也可以说她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她只懂权谋和有巨大的野心。她的能力与她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心不相匹配。

  盛宣怀一再嘱咐他的夫人:“此本无底稿,幸勿遗失。……”说明他觉得此本很重要,为什么觉得重要呢?因为他记录的是历史,这里面记录着在决定东南互保之前,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也许他认为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张东南互保,为自己的东南互保的行为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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