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作为受众多国人景仰的历史人物，先后有数位作家、学者为其作传，除林语堂先生曾用英语写作《苏东坡传》外，还有几个版本，如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大传》以及谢依先生的《苏东坡传》等。这些传记，各有千秋，如王水照先生的版本，引用苏的诗词比较多，让苏的粉丝们能更好的领略诗词创作的背景。
林语堂先生的版本，比较经典，但由于他对王安石的恶评，让喜欢王介甫的读者感觉不太舒服。
林语堂先生不喜欢王安石，甚至认为王安石是伪君子，这从他在《苏东坡传》里描述的几个事可以看出来：王安石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王安石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王安石任用小人，识人不明。
王安石沽名钓誉。
林语堂这样认为的根据何在呢？一方面，老王不讲卫生到了极致。“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此等恶习，众所周知”，这是典型的邋遢大叔的模样，并且天下人还都知道。林语堂还引用苏洵在《辨奸论》里对王安石的评价：“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这老苏嘴够毒的，活生生把王安石描绘成乞丐一般。王安石不注重个人仪表，在《宋史列传·第八十六》里也有记载，“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呵呵，不洗衣服不洗脸，这是要生虱子的节奏啊。难怪如绅士一般的林语堂不喜欢王安石。
另一方面，老王做事心不在焉到了极致。林语堂在苏传里叙述了两则故事，一则故事是：王安石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
另一则故事是：有一次仁宗皇帝盛开御宴，大臣蒙恩宠召。客人需要在池塘中自己捕鱼后做来再吃，以助雅兴。做成小球状的鱼饵，盛在金盘子里，摆在桌子上。王安石不喜欢钓鱼，却把自己桌子上的鱼饵吃了个精光。第二天，仁宗就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
对此，林版苏传说：“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林的意思大抵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这些奇怪的习惯，实在解释不通啊。把事情做得如此过度，王安石就是想告诉大家，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而是高人名士。这分明就是沽名钓誉嘛。
王安石心胸狭窄，刚愎自用。
老王肚量有点小。王曾任扬州太守幕府，顶头上司是韩琦。他喜欢通宵夜读，第二天不洗脸不梳头发就去上班，形象自然不怎么好，韩太守误会了，以为老王彻夜纵情声色呢，就劝导老王几句：“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王安石也不作解释，去职后，他对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还在日记里批评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老王这肚量也忒小了些，简直是瑕疵必报啦。另外，王安石为相后，推行变法，这倒无可厚非。但他听不进去一点不同意见，不遗余力地打击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等人，没有一点的宰相气度。
老王又异常刚愎自用。他认定的事，很少听取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别人反对。曾巩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也曾评价王“勇于有为，吝于改过”。他初到京师任职时，想变动工作制度，照自己的想法办事，为此，曾和同僚争吵不断。宋时大臣吴珪、张方平与老王为同僚或属下之时，都感觉很难与老王合作，张方平还和老王划地绝交了。推行新法后，面对老百姓在丰收之年也游离失所的现象，王安石却视若无物，丝毫不检讨新法中存在的问题，活脱脱一个“拗相公”。
更为狂妄的是，他企图让自己的《三经新义》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老王作为一个学者，还算不错，但他的学说还不足以取代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老王是宰相，有极大的话语权，《三经新义》一时成为“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若有哪个考生和王宰相的见解有出入了，对不起，你的考试成绩就在孙山后面排着去吧。林语堂不由感慨：“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
王安石任用小人，识人不明。
在王安石的打击下，北宋朝廷上的贤良之臣，有隐退的，有被贬的，悉数凋零了，那些空出来的位置，便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这些小人里面便有著名的奸相蔡京等。当时新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吕惠卿，便是个彻头彻尾的、纯粹的、如假包换的小人。吕是福建人，很会投机逢迎，深得王安石信任，王、吕的关系一度被人誉为“孔颜之交”。
可笑的是，这个“孔颜之交”却沦为了笑柄，原来，王、吕二人有一次通过书信商讨一件事情，因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王安石便特意在信上注了一笔：“这件事先不要让皇上知道。” 吕惠卿有预谋地将这封信留了下来，为了扳倒王安石，就将信交给了皇帝，告了王安石一个欺君之罪。王安石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捅了一刀，痛彻心扉！他在书房里一遍又一遍地写着“福建子”三个字，每一笔都力透纸背，倾注着他满腔的怒火！
由此可见，王宰相察人识人的本事，真不敢让人恭维。他所任用的这些小人当道，大肆排除异己，新法失败是必然的，这是老王的悲哀，也是北宋朝廷的悲哀。
结语：另外一种声音
有人认为王安石被误读了。他们认为，王推行新法，是当时北宋朝廷国政的需要，因而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推行新法，必然危害保守集团的利益，遭到抵制也很正常。可惜的是，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王安石没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及时修正变法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把新法有可能成功的一丝丝希望也给扼杀了。
变法之难难于上青天，面对历史上商鞅变法等变法的失败结局，王安石依然不顾一切地推行新法，其坚强和勇敢令人佩服。清代梁启超作《王安石评传》，在开篇就对王安石给予了崇高评价：“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这完全有异于林语堂笔下的王安石了。
林语堂是苏东坡的超级大粉丝，有故意抹黑王安石的嫌疑。在林版苏传的开篇，林语堂就对苏东坡进行了狂热的称赞：“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林语堂对苏东坡的仰慕之情，真是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啊。
林语堂甚至直言不讳的说，李白崇高，杜甫伟大，但抱歉，我就是偏爱苏东坡。偏爱苏东坡的林语堂，自然就不喜欢苏东坡的对手王安石了，在苏传里有意误读王安石，也是极有可能的。
王安石的粉丝不喜欢林语堂的苏传。人家老王不但是勇敢的改革家，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有许多粉丝的。王粉们看到林语堂如此贬低他们的偶像，纷纷打抱不平，对林语堂的为人极不屑，说林语堂主观臆断，故意抹黑王安石。他们认为，林版苏传中提到的《辨奸论》，是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后世很多学者认为《辨奸论》并非苏洵所写，最主要的证据，就是苏洵和王安石只有一面之缘，二人只是共同参加了某一次宴会，除此之外再无交集，苏洵凭什么就认定王安石是个大奸大恶之人呢？而为了证明《辨奸论》的真实性，林语堂充分发挥想象力，认为张方平“一定把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这岂不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推断？王粉们表示拒绝阅读林版的苏传，稍温和点的，也表示读林版苏传时，要跳着看，批评王安石的部分直接忽视。
呵呵，孰是孰非，且看大家评说了。
杨关庆，河北省邱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