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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但已经无法像从前那么轻松。后来我在书上看到一个词叫“沧桑”，顿时感到相见恨晚，我没想到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结束无思无虑的童年。
小学六年级那年，我因一点小毛病休了一年学。正当我在家中闲得长草时，我姥姥从乡下来看我，我大喜过望地缠住她，要跟她到乡下去。我姥姥答应了。
我们先是乘坐长途客车，到县城下了车，我姥姥没有直接换乘返乡的机动三路车，而是先去拜访住在颍河闸附近的一位唐姓女友。见面之后，她们交流了一些关于工作上的信息，我姥姥发现，她需要留在县城处理一些事情。至于我，可以让一个正好也在县城办事的亲戚，她的侄女儿青姨先捎回去。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晨，我们一群人站在颍河闸边，迎着青灰色的风，望着闸桥的那边，当一辆被称为“小蹦蹦”的机动三轮车终于出现，唐姥姥迅雷不及掩耳地掏出两张十元钞票，塞进我的口袋里。
在吾乡，经常有亲朋好友这么干，“给小孩买糖吃“，他们总是这么说。然而，只要给钱的人一转身，父母就会用各种理由软硬兼施地收走。这一次，在唐姥姥眼皮子底下，我姥姥没有机会没收，我有理由认为，这个钱，唐姥姥就是打算给我花的，否则她可以昨天晚上给我。
不管实情如何，我姥姥照例跟她推拉了一下，我也像一个很有规矩的小孩那样，摆出拒绝的姿态，但唐姥姥比我们更坚决，当“小蹦蹦”的司机扭过头来，表达出老大的不耐烦，车上人也啧有烦言，我姥姥无奈地笑着，停止拉扯，那两张钞票得以进入我的口袋，离我姥姥的势力范围越来越远。
三轮车只到集镇，剩下的五六公里需要步行，青姨擅自改变了路线，先去拜访她住在集市上的一个女友。女友正在看守一个摊子，看见她来，非常高兴，俩人先就各自对象谑笑了一番，女友带着青姨，走到旁边的一个卖内衣的摊子上，翻检起来。
她们在琳琅的胸罩与内裤里挑挑拣拣，不时挑出一件撑开给对方看，心照不宣地鄙薄地笑着，仿佛与这些东西相处已久，知道关于它们的每一个秘密，那种精通里，有一种熟女的风情，让刚刚开始发育的我，不可企及地羡慕着。
如是挑选许久之后，青姨终于择定了一件，是最便宜的那件，但她翻翻口袋，发现里面只有五毛钱。那个胸罩要两块钱。青姨想了一下，看着我说，你先帮我垫一下，我到家就给你。
说实话，我非常不愿意，不只是对于青姨的信用一无所知，更因为我喜欢拥有两张十元钞票的感觉，一路上，我常悄悄地把手插进口袋里，感觉它挺括到能割手的边楞，不断反刍那种所有者的感觉，幸福得微微眩晕起来。
可是，青姨都已经开口了，当着她的女友的面开口了，我要是拒绝，岂不是太不给她面子？我装作不在意地掏出钱来，递给她一张，她再交给老板，眼睁睁的，我看到那挺括的十块钱，变成一叠脏兮兮软塌塌的零钞。
我心中别提有多郁闷了，同时感到新的可能。在这张钞票没有被破开之前，它固若金汤凌然不可冒犯，当它变成八块五，它同时变得涣散、缺失、可以染指，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着买点什么了。
我没有花钱的经验，再说也不确定这笔钱最终的所有权，我试水性地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支笔一瓶墨水和一叠信纸。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毕竟是学习用品，将来被秋后算账时有个说头，况且唐姥姥塞钱的时候也一再强调：“这是给闫红买学习用品的。”
我和青姨离开集镇，朝村庄走去，拿着各自的战利品。青姨看上去镇定自若，而我心情沉重，购物没能使我确定那笔钱的所有权，一阵阵涌上来的担忧，却让我清楚地感觉到，我此前的确定纯属自欺欺人。我姥姥不会忘了这笔钱，我把它弄出了个小缺口，后来又再次扩大，我不知道怎么对我姥姥交代，却根据多年经验深知，此事很难了结。
在我姥姥回来之前，我一直住在青姨家，青姨没有还我钱，还好也没有继续向我借钱，那笔钱放在我的枕头套里，我每天枕着它，就像枕着一个即将爆发的灾难，听它的指针滴滴答答地走。
半个月之后，我姥姥终于回来了，她坐在床沿上喝茶，目光从我身上一掠而过，长久地停留在青姨身上，在青姨不断洇开的惶恐里，她用死神般冷酷的声音问：“你穿的是我上次给你的那件褂子吗？”
青姨身上，是一件绿军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军装有个回潮，街上时髦小青年分两种，一种是穿“太子裤”的，一种是穿绿军裤。这两种裤子都有着肥大得能装两只老母鸡的裤腿，不同处只在于，“太子裤”大多是蓝色的。穿太子裤的青年，通常家境不错，脚步也常常故作潇洒，有一种“美而自知”的优裕。穿军裤的人，更草根，那衣服可能是从爸妈衣柜里偷出来的，但那草根也正是他们的魅力，他们故意晃得更痞气，倒显得“太子裤”一群有点娘了。
穿军裤的女孩子会被人侧目，是那个时代里的“非主流”，不想被这么看的女孩审慎地选择了绿军褂，久之满大街晃动的都是草绿色。我姥姥对潮流不可能敏感，也许是青姨跟她要的，总之，上次在县城，我姥姥给了她一件绿军褂，是我妈以前穿过的。
我姥姥这个人，向来乐善好施，但同一切对施舍有着过分的热情的人一样，她不可能不计回报，这回报包括，对方对她的施舍的重视。现在，她看见青姨非但没有穿她送的绿军褂，还像示威式的穿了另外一件，她忍不住地发问了。
青姨回答这是她姨给她的，我姥姥给的那件她给她妹妹了。这回答简直能让我姥姥疯掉，她勃然大怒，青姨也并不逆来顺受，我姥姥作势要打青姨，青姨顺势躺在地上，闻声而来的邻居也没能及时熄灭这对姑侄之间的战火，晚上，我准备睡觉时，发现床沿的被单上，有许多被蹭上的新鲜泥巴。那应该是青姨躺在地上时所为，从泥巴渗入床单纤维的程度，可以感知青姨愤怒的力度。
而我感到幸运的是，这件事在好几天里都牢牢地占据着我姥姥的注意力，大概有三四天后，她才回过神来，查询我这些天来的情况，跟谁玩有没有写字等等。终于，她问到了那个致命的问题：“你唐姥姥给你的钱呢？拿给我！”我翻出那十七块五毛钱，嗫嚅地说，其他的被青姨借走了，我姥姥瞬时间就怒了，新仇旧怨俱上心头：“连个小孩的钱都哄！”她勒令我，立即去青姨家把钱要回来。
从我姥姥近乎狰狞的脸上，我认出了风暴即将抵达的迹象，不敢再说更多，只有离开这是非之地，朝青姨家走去。
青姨家住在圩子外面靠大路的地方，我翻过一条干涸的沟渠，又走了一小段路，来到大路边，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个位于地势较低处的院落。几天前，我还每天在这里出出进进，现在单是跨过那院门，就成了一个老大的难关。我不敢进去，讨钱让我很为难，何况它并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的开始。我站在那里，近乎无意识地朝里面望着，堂屋里人影绰绰，他们可能刚刚吃过早饭。
青姨她妈从锅屋里走出来，端着一大盆刷锅水，大概是要去拌猪食，她发现了我，远远地招呼着，我飞快地跑掉了。
回到姥姥家，她问我：“钱呢？”我说：“青姨没在家。”“没在家？”她的眼睛从老花镜下面翻上来，狐疑地看着我，“哼”了一声，说：“那你明天再去。”
从那天起，去青姨家成为我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我一次次翻过那条干涸的小河，有时到青姨家院门口稍稍站上一会儿——我不敢站太久，怕里面有人出来，或是有人要进来时正好碰上我。
更多的时候我走到附近的田野上，躺下来，草尖毛茸茸地扎着我的背，上面是天，天上有云，我希望那些云朵落下来，把我整个儿覆盖住。远处是树丛，在平原上勾勒出紫色的雾霭般的线条。我抱住自己，觉得自己像个悲剧的女主角，却没有标配一个能够救赎我的神仙。
有一次，隔壁的三姥姥挎着割草的篮子从路边经过，见我躺在那里，先是大吃一惊，问我：“你这是咋了。”我说，我看看天空，她不由瞪大了一双老眼，然后“嘎嘎嘎”地笑起来，很快，村子里有很多人，都知道“城里小孩”没事就躺着看天空的事了。
我姥姥应该不知道，否则她就无法接受我每次黯然归来时，向她上缴的那些借口，比如青姨不在家，又或者我碰上谁谁谁了，她要我跟她一块儿干什么。我还曾试着把膝盖朝一棵大树磕去，想告诉我姥姥，我走路上跌了一跤，走不动了，可惜尽管膝盖磕得生疼，却没有什么痕迹。我蹲下来，捂着磕到的地方，心里疼出了几点泪。我第一次感到做人不易，人生无趣，我害怕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无休无止的磨难。
诡异的是，不管我编的理由多么离谱，我姥姥从来没有质疑过，始终是从老花镜下面翻出不相信的眼神，鼻子里“哼”上一声，我这一天的磨难算是结束了。好多年后我跟我妈说起这些，我妈说：“你姥姥就喜欢干这种事。”她小时候也经常这样被逼迫着，找已经和我姥姥离婚的姥爷要钱，我们母女在这里，打通了相似的记忆。
这样日复一复地装作讨钱，虽然很头疼，但毕竟都烦烦恼恼地捱过去了，我心里有个更大的隐忧，担心我姥姥和青姨狭路相逢，和真相狭路相逢。每次我姥姥带我出门我都提心吊胆，老远看到一个和青姨相似的背影，都能吓得心脏骤停一秒钟。
这时刻终于到来，有一天，我姥姥赶集回来，说：“我今天碰到小青了，我问她，你咋不还闫红钱？这个炮冲的，竟然说，她没见着你。我让她明天送过来。”我说：“哦。”心里恐惧到无以复加，我害怕青姨送钱来，我姥姥发现数目对不上，我也害怕青姨不送钱来，让我姥姥抓住这个理由到她家大闹一场。
那个晚上我夜不能寐，想回自己家，也想离家出走，可是我没有钱，最现实的方案也许是走到县城向唐姥姥求助，她一定会帮我，但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县城也太远。我想到了死，想起曾看过的一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我惊恐万分地，渐渐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很平静，平地起风云是在中午，我姥姥的一个邻居去了一趟代销店，带回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原本五分钱一盒的火柴，卖到两毛了！肥皂、食盐全部涨了价，据说还要涨，城里已经掀起了抢购潮，接下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太平年代里，涨价就是一场大灾难，对于个人命运来说，灾难有时也是一场成全。香港沦陷成全了白流苏，1988年初夏的这场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成全了像鸟雀一样战战兢兢的我。我姥姥直奔代销店，证实了邻居的说法，但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开始疯狂抢购，我姥姥坐下来，决定寻找一条自救之路。
▲1988年，江西南昌居民担心涨价，冒雨排队买米
家里的盐还有不少，火柴也屯了一些，唯有肥皂不多了，但这样东西，有土办法可以制造替代品。我姥姥走进锅屋，舀了一簸箕锅灰倒进洗衣服的大瓦盆里，再把井水倒进去，“瞧吧”，我姥姥得意地说：“明天这水就会变得滑悠的，比肥皂还下灰。”
接下来的时间，我姥姥一直在观察这锅灰水的变化，不时撩一点用指头搓一下，她像个酿酒师傅一样，不断地露出满意的笑容，她如此专注，我可以确定她已经把青姨啊还钱啊什么得全丢到了脑后。
第二天，她宣布她的实验成功了，她把用锅灰沥出来的水洗过的衣服尽可能地抻开，给身边的人看：“瞧，多干净！比肥皂强！”邻居们都跑过来参观，上年纪的人仔细询问每一个细节，年轻一点的，不赞成地微笑着，摇着头，说：“俺大姑你真会过！”
我姥姥并不是一个勤快人，但那些天，她废寝忘食地用锅灰沥水洗衣服，还好天气也很给力，总是瓦蓝瓦蓝的天空，那些衣服在蓝天下的翩翩舞动。我坐在院子里，用买的那些笔和信纸，画小人，或是默写一首古诗，想起我躺在田野上看到的那些天空，心情已完全不同。虽然这件事还没有结束，但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通货膨胀之后，我觉得我姥姥对于追究那已经贬值了的两块五毛钱，不会有多少兴致了。
我的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但已经无法像从前那么轻松，我仿佛看到磨难躲在未来的许多个屋檐下墙角里，看见它们藏头露尾鬼鬼祟祟，等待和我相遇。想到这些，我常常会忍不住叹口气，但也不想把它们都抓出来。后来我在书上看到一个词叫“沧桑”，顿时感到相见恨晚，我没想到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结束无思无虑的童年，在开始一场懵懂的暗恋之前。后来姥姥再没问过那两块五的事儿，只是有时帮她引火时，若是不小心多划了一根火柴，她都会“哼”一声，锐利地瞪我一眼。
作者：闫红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