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才三十三岁。那年，我的母亲刚刚满三十二岁。母亲生下了我和两个妹妹，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八岁多一点，二妹三岁多，最小的三妹才九个月。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每个月的工资是三十八元五角。组织上为了不要触景伤情，同时又照顾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的十多天以后就一将母亲调到了另外一个乡镇的中心小学校任教。
那时候，区教办经常将学校的老师通知到区上开会，母亲每次去参加会后，都要到父亲的坟前哭，后来我听人说，母亲每次都会哭一两个小时才离开。
那年月，教师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加之母亲又是一个寡妇抚养我们三姊妹，所以生活上难免遭到了许多人的白眼。我的三妹白天寄托在街上的一个居民家带养，那个带养的保姆姓姜，我们管她叫姜婆婆，她同时还做了一个是公社姓杨的副乡长女儿的保姆。有好几次母亲下班后去接三妹的时候，每次都看见我的我的不满一岁的三妹坐在地上哭，而那个姜婆婆就只去照看那个副乡长的女儿，当时母亲看到那个境况，难受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寡妇之所以难做，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就觉得没有男人的女人是说不起话的，因而工作上母亲有时候也是倍受他人歧视。后来的运动又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所以，每次运动母亲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有半点的差池和闪失。即便是那样，我看见母亲暗自流着泪经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自我检讨，尚小的我们三姊妹不能够给母亲分担压力和忧愁，母亲的艰辛可想而知。
看见母亲带着我们三姊妹的艰辛，母亲的一些朋友劝她找一个年龄相当的、心肠好的男人改嫁，这样既可以帮助母亲抚养我们三姊妹，又可以帮助母亲分担精神压力。然而，三十四、五岁的母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朋友们的建议，说是带着我们三姊妹改嫁，怕那个人歧视和不善待我们三姊妹。所以母亲给关心她的朋友和同事说，再苦再累也要把我们三姊妹抚养成人，以此来告慰他的丈夫———我的父亲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