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近几年,中国导演的大片从古装题材转向民族的伤痕,《南京南京》、《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钗》都是个中代表,而后便有了今天的《一九四二》。下面励志故事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九四二》观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史实灾难片，撼动人心。
这部片子让我觉得痛心。很沉重！
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是一个吃不饱的民族，是一个历经几千年沧桑的古文明之邦，是一个不讲求同胞血脉的民族！让人愤恨！
一个简单的小老百姓在灾难面前是如此的无助，被敌人打，被同样落入困境的同类排挤，被自己的武装（也许在几天前才被抓的丁，都是农民），被非本地人的歧视，甚至是自己同胞的子弹打在脚边嗖嗖作响，为什么？怎么了？
人在饥饿的情况下，极度的情况下才能更显得人的属性的重要性。但人没有了肌体，没有了口中的一点点食物，还谈屁的廉耻，屁的民族，屁的贞操，屁的一切？人之将死，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将和我没关系了，我还谈什么礼义，为啥日本人都能意识到给灾民粮食，让灾民拿起枪口对向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胞却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呢？人们是不是在心底并没有对异族有多深的愤恨。而充满仇恨的是自己的同胞！
中国这水太深，太浑，漩涡太多！哎
另外还有一个，为啥导演要找一个叫白修德的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在片里还是个分量不小的角色，是想说明第三方看到中国。但是不需要这么重的戏吧，这是与世界接轨的产物，金陵十三钗里也是老外咋咋咋的。都怎么了，没有老外讲不清事实？还是为了体现我们的世界文明水平接轨化程度很高了当时已经！不是说和老外有怨有仇，是没事干就拉几个老外过来说英文让人觉得很不高明！是觉得放字幕说英文能去国外拿大奖？
篇二：
这部电影虽然叫《一九四二》，但是可能影射着一九六零年左右的饥荒。都是饥荒，只是执政者不一样，所以只能说一九四二年的事，不能说一九六零的事。
个人觉得这部电影内容非常丰富，引发不少的思考。
人的地位区别。
当年民间的贫富之分还是比较明显的，地主和贫民之间有财力悬殊，在此基础上有地位的区别。
地主可以使唤家里的长工，但长工的地位比以前的奴仆要高一些。电影里长工栓住可以拒绝地主要求他一起逃荒的请求，还是有一定自由的。栓住对地主的依附主要是因为经济上的差距，同意一起逃荒也有部分因为路上可以吃地主家的粮食。
民国后期，高层的地位排位应该是这样的：美国第一，老蒋第二，高级官吏，低级官吏，宋氏家族的排位可能在老美和老蒋之。二战后期，美国的经济实力足以独霸全球，军事上只有苏联可以抗衡。美国的力量加快了中国抗战的进程，也可能为中国带来很多好处。老蒋和宋氏家族的联姻不仅为自己获得了接近孙中山的机会，也和老美连上了线。但这也是累赘，看看今天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就知道，用政治和军事独立交换经济利益无异于卖身。
老蒋的决断都受到美国的影响，比如将国军精锐派往东南亚保护英美诸国在当地的利益，再比如国共谈判。国军里装备最好的部队，被派往印度和东南亚，作为主力和日军交战，主要目的是作为外交上的筹码，和英美交换利益。国共谈判就不说了。
按现在的官阶，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是省部级干部，而段奕宏饰演的中华民国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可能只是个厅级干部，但是电影里他们俩似乎平起平坐。陈布雷和老蒋的关系紧密，再加上秘书性质的职位向来和领导接触频繁，所以实际地位和权力都比官阶大两三个等级，古代大臣对宦官尊敬有加也是一个道理。
回过头来，宋氏家族的官阶都不如老蒋，可实际地位却比老蒋高，老蒋也只是“委员长”，实权却高过政府主席之类的其他高官。这说明政治资源的流动并不只是依靠行政体系，不只是依靠公文和官职分派。人手上持有着政治资源，人以人的方式分配手上的资源，可能以法律和契约的方式流动，也可能以感情和人际关系分派，乃至进行权钱交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不循规蹈矩地运作？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潜规则？
因为对人类来说，感情需求和规则需求同样重要。每个人都需要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别人的感情支持，那就难免需要以手上的资源做交换。如果每名官员身边的人都能做到公私分明，认为拉关系是不正当的，自然不会有这样的交易，但是喜欢捡便宜也是我们的天性，我们觉得那只是举手之劳无伤大雅，这种现象难以禁绝。
在逃荒的过程中，人性被层层剥离。表层的是面子和尊严，里层的是生存和真情。
在劝栓住一起逃荒的时候，地主不惜以女儿星星作为诱饵，说出“只有你可以保护你妹妹”的话。这时候地主的脸色就像是自家的大白菜被猪拱了的样子。虽然栓住年龄与星星相差无几，但是毕竟是长工，地位比他们家低多了，把自己的女儿做诱饵只是逃荒时期的权宜之计。保护未出嫁的女儿，本来是父亲的职责和尊严，为了活命，为了安全，为了女儿，他只能放弃。
面子和尊严，开始剥落。
接下来是主动以瞎鹿为伍。为了能在路上有个照应，地主主动地要求瞎鹿一家人同行。本来，像瞎鹿这样的穷人，地主躲都来不及，不会接受瞎鹿套近乎，更不可能主动套近乎。但是这些在逃荒的时候都不重要了。
再接下来是偷驴。偷盗的这种事，向来为大家所不齿。如果不是逃荒时期，地主绝不会去偷盗，但是在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就顾不了那么多。
最后是卖身。一路逃荒，被洛阳城拒之门外的一群人濒临绝境，每天都有人饿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地主的女儿星星原接受过西式教育的文艺青年，是地主的掌上明珠。到了这时候，为了一块饼干，她接受栓住的索吻，为了活下去，她把自己卖给了风尘。
为了生存，一切都剥落了，留下的是真情。
即便是快饿死了，地主也不愿意让女儿卖身，也不能让孙子先饿死；即便是把自己卖给牛贩子，即便是出卖贞操，花枝也要让孩子们活下，让他们记得自己的姓氏和家乡；即便冒着生命危险，栓住也要守护住孩子们的念想，守住对花枝的承诺。
瞎鹿知道地主的儿子想占老婆花枝的便宜，所以就不愿意救受了重伤的他。可是别忘了，电影开篇是花枝到地主家借粮食的。正常来说，瞎鹿应该自己去借的，因为他知道让花枝去借粮食可能是羊入虎口。可瞎鹿就是这么窝囊，因为穷，没办法。
反抗，有主动和被动两种。
刺猬的反抗是偏主动的。作为穷人，灾年里他也快饿死了，于是和一大帮人一起到处揩地主的油。但这种揩油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暴力的抢，而是先礼后兵。先说是借食，灾年后还，只有地主不同意，才硬上。
瞎鹿的反抗是偏被动的。他也是穷人，而且是经常被欺负的穷人。不仅老婆被少东家欺负，自己也被少东家当众骂怂。可是他不敢回嘴，也不敢和刺猬一起操着家伙到处抢地主。他的反抗只是在混乱之中拒绝少东家的求助，从地主家顺走一袋粮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因为瞎鹿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即便是梁山泊上的好汉，也得顾及家人，上到宋江下到李逵，家人没有安排妥当，是断然不可以造反的。
谁的错？
电影的主线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对河南饥荒的调查。美国记者对饥荒的关切似乎超过了民国政府高层。官方拒绝承认饥荒的严重性，否认存在人吃人的现象，表现出一副积极赈灾的样子。
实际死亡300万以上，但却只承认几千人，为什么撒谎呢？
灾难直接让人联想到官方的无能，是对官方的攻击，有损形象。如果灾难发生，也应当报道成自然灾害，与人为无关，否则就会被归责到官方身上，是对官方的攻击。
对官方的攻击会险民国当局于不利，影响他们的执政基础，影响英美诸国对他们的看法。
这是表面的工作，实在的赈灾工作高层还是做了一些，至少发了赈灾物资。
但是，这种赈灾却没能起到效果，一是因为钱粮本就不够，二是因为官僚内部消耗。因为在抗战时期，前者情有可原。因为是抗战时期，后者非常不可原谅。军需官将赈灾物资倒卖用于谋私，表面上说自己不参合贪污，不接受贿赂，不让商人卖高价，实际上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乐于接受贿赂。
为什么军需官口头上还是要清白，不那么赤裸裸呢？
不管是主动索贿还是被动受贿，对百姓的伤害都是一样巨大的。区别只是在罪责上，因为口头上表现得不那么主动，可以在追责的时候为自己做辩解。
灾民到了洛阳城，当局却不让进，眼看他们饿死，却不给救济。灾民问为什么有了赈灾物资也不给，回答说是只有部分地区是灾区，那里的人才算灾民，你们不属于灾民。
灾民失去了做灾民的权利。
有些得不到救济的灾民投靠了日本人，帮着他们打国军。这说明百姓的权利不是由谁赋予的，是自然就有的，即便不给选择权，他们依旧会选择。
毕竟狼群不止一个，羊群可以选择给不同的狼群吃。
在老蒋面前，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对灾民投敌这件事是否认的。这时候，李培基代表的是河南，老蒋代表的是国家，如果把河南比作国家的老妻，灾民投敌这件事就好比出轨。
篇三：
这天看了《1942》，真的很震撼，内心有太多的感触，好久没有看过这么深刻的片子了，真的拍得太好了，中国的电影太需要有这样的影片出现了。影片结束时，我哭了。情绪很复杂，悲伤、痛苦、同情、无耐好像都不能准确的描述这个情绪，我说不上来，更像是一种慈悲。我也不愿意去太多的思考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只是让自我流着泪。
回来的路上一向在思考为什么觉得这部片子好看，但也在说，可能很多人会不觉得好看。我也在整理着自我，到底被什么打动了，绝对不只是影片拍得很真实。我在看的过程中，会去自然的比较此刻的生活，比起生活在解放前的中国，真的犹如天堂一般。觉得自我太愉悦，也感谢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但越往后面看，我确越多的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当我突然意识到，咱们此刻的中国去掉经济高速发展光鲜的外衣后，其实骨子里面的东西，跟1942年居然没有两样时，我不仅仅仅打了个寒颤。我脑子里开始浮现出那位外国记者反复问道的一个问题：“怎样会这样?”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中日军队在此陷入胶着状态，大面积的蝗虫和旱灾使得夏秋两季绝收。在没有粮食的日子里，最后的出路就是贩人，年轻的闺女媳妇通常被买去周家口等地的窑子。电影中，徐帆饰演的花枝在失去丈夫后，为了孩子能够有一口吃的，在于男生一夜夫妻之后又将自我卖了了出去，临走之时，她对仅处了一天的丈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完整)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男生听罢，默默无语，只能无能为力的目送马车离去。
天灾也许还能够用“逃离”来解决，但是战争带来的伤害却是避无可避。即使河南已沦为半壁江山，仍是国民政府手里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也被搜刮殆尽，军粮供给亦不可少。当时的国民政府，从蒋介石开始，对于这场饥荒带来的灾难就处于“甩包袱”的态度。他假装不坚信的态度也并未避过《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当面递上的血淋淋的灾情照片，中国人向来就是乐忠于报喜不报忧的。即便是最后拨下的救灾粮食，要支付军粮开始，打点上下级关联，最后到达灾民手中的已是寥寥。
似乎《1942》摆出的是一盘没有救的死局，影片中几乎动用了一切似乎可能救灾的外在手段：政府动用军粮的援助、宗教团体和国际社会的发奋、民间的慈善捐助……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刘震云和冯小刚是智慧而充满灵性的，在片尾出现了这样一幕，大当家收养了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姑娘。这就是他们给出的救世良方：只有全人类最终开始明白人与自然其实是一个整体，只有人内在和谐了，才能有风调雨顺;只有当人类之间做到不分彼此的去爱时，人祸才能最终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