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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弟(弟兄之二)

  在我的弟兄中,大弟是上学最早的一个。他6岁就上一年级,而且成绩很好。弟兄四个中,他排行老三。从小他穿的衣服、背的书包都是从老大、老二身上换下来而洗洗补补再穿、再背的。可他一点儿也不嫌弃,他穿着这样的衣服、背着这样的书包,每天欢蹦欢跳地上学。班上,没有再比他年幼的学生了。那时上学都要学生自己带凳子,大弟力气小,凳子扛不动,但大弟不要爸爸妈妈送,也不要哥哥帮,一个人扛扛歇歇,小小脸蛋憋得通红。人虽小,但从小就有志气,有韧劲。

  

  大弟从小上学就很用功,他总是默默地、埋头苦学,虽然在班上年龄最小,但成绩却是最好的。老师们很喜欢,左邻右舍的人也夸奖,教育到自家的孩子,常常拿他作榜样。一直到上高中,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的。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大弟的成绩虽不错,但高考的考运却不好。第一年参加高考竟名落孙山,复读了一年,也只考了个中专。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惋惜,他本人也很沮丧。但不管怎样,父母还是高兴的。那时的中专,国家都包分配,在农村人看来,上中专也等于上了大学,只要能跳出“农”门,都是不简单也不容易的事。

  

  在大弟复读高三的那一年,我正好师范毕业分配到该校做教师。学校安排我跟另一位老师合住一间宿舍。大弟就跟我睡在一起。我所搁的那张铺只有一米宽,我们弟兄两人就在这张铺上抵足而眠了200多个夜晚。学生伙食差,我就让大弟跟我一起吃饭。每天上午第四堂课,我都提前到食堂打好饭菜,等待弟弟下课后来一起吃饭。那时学校中午常常做砧肉,二角钱一个,味极鲜美,我舍不得买两个,每次只买一只,我和弟弟一人一半。扒着白米饭,吃着这一半砧肉,我们感到很快乐。这是我跟大弟一起共同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时光,尽管艰难,但却充满温馨,尽管紧张,但却充满欢乐。那时,我虽然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年纪也才20岁,但却感到一种兄长的责任,甚至有一种父母的责任。至今,我一想起那段时光,仍会产生一种感动。

  

  大弟的中专是在南通上的。记得大约是在大弟上中专的第二年,我曾去过南通一次。记忆中是一个黄叶飘零的秋日,我来到大弟就读的学校,找到大弟时,他正在教室里自习。见到我来,自是十分的欢喜。我跟他一起来到宿舍,将从家中带来的吃的东西交给他,又给了他一点零用钱。大弟上学的时候,家中的经济状况还十分紧张,我跟哥哥的工资都不高。因此,每学期父母给他的钱都只能勉勉强强维持必要的学习和生活开销,我跟哥哥不时也寄一点钱给他,但也有限。大弟知道家中的境况,从不多要一分钱,也不乱花一分钱。大弟从小就心细,做事认真,用钱记帐,哪怕花一分钱,也记录得清清楚楚。这个习惯对他日后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可以说大有好处。晚上,我跟大弟在外面的饭店里吃饭,两人喝了点酒,都有些脸红耳热的,都为能在异地他乡相聚而感到兴奋、激动。夜里睡在学生宿舍里,又聊了半宿。第二天,大弟陪我到狼山去玩,我第一次领略了狼山这座矗立在长江之滨的奇特山峰的峭拔峻美和大江东去的滚滚涛声。站立在望江亭上,耳畔,寺庙的钟声与江流的涛音汇成一片;眼前,秋山的景色与高远的云天融为一体。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心旷神怡。分手的时候,大弟把我送上汽车,在我跟大弟说再见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大弟的眼圈有些发红,眼眶里泪光盈盈。我也禁不住心里发酸。毕竟,大弟还小啊,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大弟实在不容易啊!

  

  转眼,大弟毕业分配了。大弟学的是纺织,被分配到了B县布厂。B县是离我的老家几百里路的一个苏北穷县,在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早上从家里出发,要到傍晚才能到达,中途要转几次车。在今天,是宁可不要工作,也不会去的。但在那时,大弟还是愉快地服从分配了。父母虽然觉得远,但也没有办法。报到的那一天,是父亲送他去的。下了汽车,出了B县汽车站,父亲挑着一只木箱和一捆衣被,和大弟一起,不断的问人,好不容易才摸到了那座位于一条狭窄小巷中的破破烂烂的老厂。这一去,大弟的人生从此就跟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联结在了一起。这一去,至今就是20年。这一去,故乡反倒成他乡了!

  

  大弟在B县工作期间,我去过几次。第一次是1985年夏天我和妻一起从扬州去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弟厂里职工们居住的那一排宿舍。屋檐只有一人高,个子高的人进屋都要低头。大弟告诉我,这些房屋是过去的猪圈,猪不养了,改为“人圈”了。可别看它低矮、狭小、破旧,想分到一间还真不容易。厂里有的老工人,三代同堂,也就只有一间,更有不少无房户眼睛还死死盯着这里呢。他因为是学校分来的中专生、技术员,厂里照顾,挤了一间给他,就这样,还有不少人有意见呢。我说,厂里为什么不征用点土地,建一点职工宿舍呢?大弟说,哪里有钱呢?这厂是个老厂,建国初就办了,几百号工人,老的老,小的小,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实在照应不过来,这几年效益又不好,能保证发工资就不错了。听了这话,我也只能跟在大弟后面叹息一声,我能想象得出大弟一个人在这儿的艰难,也能想象得出他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孤独,但这一切又似乎无法可想,无可奈何。好在大弟是一个吃过苦的人,身上有一种坚韧的品格,适应性也强,与厂里同事相处也不错,厂里无论老少,对他都挺关心。而想到越是条件艰苦越能锻炼人这一点,我便也放下心来,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以后的情况果然如此。大弟厂里先被提拔为生技科长,后又提拔为副厂长,在他29岁那一年,就成为这座具有几十年历史、几百号工人的县属大集体企业的厂长了。在B县县属企业的厂长中他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但弟弟虽然年轻,却很稳,手上虽然有权,但从不敢乱来,从不敢谋取一点私利。他的全副身心都扑在厂里的事业上。在他接手厂长职位的时候,厂里退休人员100多个,亏损达100多万。设备陈旧落后,技术力量跟不上,业务萎缩,企业举步维艰。但大弟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吃苦和奉献,把企业硬撑了几年,而且一度时间出现了兴旺的局面。然而,要办好这样的企业实在是太难了,大弟在干了几年厂长之后,实在感到心力交瘁了。有一次在家里坐在凳上吃饭,突然头就一昏,人跌倒在地上,碗摔得粉碎,脸上的皮都跌掉了一大块。妻子和女儿吓得哭起来,醒来后,自己也感到后怕,到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什么名堂。但过度的劳累肯定是主要原因。大弟就向领导提出了辞呈和调动的请求,大弟多次跟我联系,想从B县调回老家。我也找人帮他落实了一个单位,但后来,因多种原因,还是未能调回来。不过,组织上对他还是关心的,将他从厂里调到了县经委技改办,进入了机关。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最好的,大弟也就心满意足,我们弟兄及父母也都放下心来。

  

  2000年5月,我送哥哥的儿子去淮阴参加艺术中专的文化考试,回来时路过大弟家,住了一宿。大弟家变化不小,房子已由两小间平房换成了一套60多平方的楼房,女儿的毛笔字已学得颇有功力,业余考级已通过7级,多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和在一些全国性赛事中获奖,被称为“小小书法家”成了B县的小名人了。与大弟同学的弟媳勤劳、善良、贤惠,家庭、丈夫、孩子照应得细致而周到。一家三口过得很温馨。在我去大弟家的几次中,这是我最开心的一次。

  

  大约一年以后,大弟打电话告诉我,他准备换一套130多平方的房子。这样,爸爸妈妈到他那儿也好有处住宿,平时来人客去也方便,自己正常生活也舒适些。我说,只要条件许可,换套大的当然更好。他说,现在还年轻,就是差点债也没关系,以后挣钱的日子还长。我同意他的观点,也支持他的想法。不久,他就将那套60多平方的房子卖掉,重买了一套130多平方的房子,而且很快就装潢好搬入新居了。

  

  这几年,大弟虽回来过几次,但都是来去匆匆。他的妻子和女儿却未能回来。自他换了大房子后,我也一直未再去过。而一晃,大弟今年也已年届不惑了。真希望再到大弟家走走,也希望大弟带着他的妻女来我家住住。这弟兄的感情,就在于常常走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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