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曾推出一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报告显示：处于社会阶层底部、人数最为庞大的工人、农民，其经济社会地位在继续下降；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其子女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呈向上层积聚的趋势，居社会顶部的强势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以占总人口极少数的比例，却占有着最大的资源，拥有对社会最大的支配力。
两极分化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我们的社会结构距离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稳定社会结构还很遥远。
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与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家族、血缘)等先赋性因素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地位和出路，这是所有的不公平中最大的不公平。《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虽然认为现代社会流动机制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但是也承认现在的社会流动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一元化的旧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很多还在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流动。
如果对现实稍有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波普尔意义上的“开放社会”尚未在中国形成，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封闭的、缓慢的，谈论一个正常的、相对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还为时过早。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为身处社会底层的人口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性，尽管高考本身存在很大的不公正，但它毕竟是一种相当不坏的方式。但在近些年来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向下，高校也滑向庸俗化的唯利是图的泥潭，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的子女已越来越难以承受日益高涨的学费，这条社会流动的“独木桥”如今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此相反，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金字塔”顶部的强势阶层出现了代际继承性日益增强的趋势，它意味着血缘、世袭的纽带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保证。这样演变的结果无疑是危险的，因为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的延续，需要一定的公正性，即社会要有相对稳定、公开的规范、规则，而不能统统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行事。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堵死了所有正常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之后，社会稳定就将失去最基本的保障。
由于缺少一个庞大的、负责任的、有影响的中间阶层发挥社会缓冲器的作用，贫富的进一步分化，财富和社会资源急剧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绝不是什么福音，而是社会危机的前兆。因此貌似稳定的“金字塔”实际上隐藏着不可预测的巨大风险。
要避免出现社会动荡，“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必须完成向“橄榄型”社会结构的过渡。而中间社会(或者说中间阶层)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不是说收入达到多少水平或者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如何，而是由这些人对社会的认同感、责任心、发言权、影响力等因素共同构成。缺乏这些前提，这个阶层就不可能形成，更不可能壮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