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The way we think about charity is dead wrong
作者：Dan Pallotta
编译/朱琳
*内容仅代表原作者观点
我想谈谈我们所学到的关于捐赠、关于慈善、关于公益组织的事情。有些事情实际上正在破坏我们所热爱的公益事业，以及我们改变世界的深切渴望。
在此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是否相信公益组织在改变世界方面有重要作用？现在很多人说，商业将提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而社会企业将负责其余部分。嗯，我也相信商业将推动人们向前迈进。但是它再好也会留下10%或更多的不利因素；社会企业则需要有足够的市场，但有些问题就是你没办法用市场来衡量的。
我是一个发育障碍患者中心的理事会成员，这些患者需要欢笑、同情和爱。你如何将其市场化、货币化？这就是公益事业发挥作用的地方，公益慈善是爱的市场，是所有那些“没有其他市场”的人的市场。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一个能为每个人服务的世界，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被漏掉，那么公益组织就必须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似乎公益事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我们理想中的作用。
为什么关注乳腺癌的公益机构没有找到治疗乳腺癌的方法？或者关注流浪者的公益机构没有在任何大城市真正做到解决流浪这种情况？为什么40年来我们（美国）的贫困率一直保持在12%？
我的答案是：这些社会问题的规模是巨大的，我们的组织在它们面前是微不足道的，而我们的信仰体系则使它们无法脱离“微小”的状态。
我们有两套规则，一套专门针对公益组织，另一套才针对其他经济领域。这简直和种族隔离没什么区别，公益组织在五个不同的领域里遭到了隔离。
01:
行业待遇
第一个就是待遇。
在盈利性行业，你创造的价值越多，你就能赚到越多的钱。但是我们不喜欢公益组织用金钱来激励人们在社会服务中创造更多价值。
对于“帮助他人可以赚钱“这种想法，我们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神奇的是，我们对于“不帮助别人也会赚很多钱”却没什么反应。
如果你想卖暴力视频游戏给孩子们来赚上个五千万美元，那就去做吧，我们还会让你登上杂志封面。但是如果你想通过治疗儿童疟疾来赚取50万美元，那你就是个吸血鬼。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道德体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体系有个强大的副作用，那就是: 它让我们在为自己和家人做好事，和为世界做好事之间，不得不做出赤裸裸的、相互排斥的选择。每年有大量优秀、聪明的人才选择进入营利部门，因为他们不愿意做出终身的经济牺牲。《商业周刊》的一项调查显示斯坦福大学38岁的工商管理硕士薪酬中位数为40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规模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医疗慈善团体的负责人平均薪酬只有23.2万美元，食品援助团体的更少，就只有8.4万美元。
——你说你怎么让那些能够拿到40万美金的人才放弃31.6万美金的收入，去做一个年薪8.4万美元的公益机构负责人？
有些人会说“那些商业精英太贪婪。”这真不一定。他们可能每年向公益机构捐款10万美元（顺便省几万美元的税），然后年收入是27万美元。每年捐个10万美元，搁现在那就得被称为“慈善家”，他们还可能因为大额捐赠变成理事会成员，监管那个年轻时决定成为公益机构负责人的倒霉蛋，并且他们的权力、影响力和社会声誉都可能始终高于公益机构负责人。
02:
营销手段
我们被歧视的第二点是广告营销手段。我们认为商业砸钱营销是必然的，但另一头呢，我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捐赠被公益组织用在广告上。我们的态度是，“如果公益组织用的是电视台免费捐赠的、凌晨四点没人看的时间段，那我没意见。但是我就不希望我的钱被拿去购买广告时间。我希望我的钱就用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因为我们觉得投入在广告中的钱不能帮助更多需要它们的人。
在20世纪90年代，我的公司发起了一个叫“AIDS Ride”的长途自行车骑行活动，以及一个乳腺癌主题的三天、60公里的徒步旅行。在9年的时间里，我们得到了18.2万人的参与，共筹集了5.81亿美元。
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人们确实愿意投入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前提是你得先提出诉求才行。我们是通过在《纽约时报》、《波士顿全球》、电台和电视台黄金时段打广告才吸引到了如此多的民间英雄。要是我们就在洗衣店附近发发免费传单，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参与吗？
如果一个行业不被允许进入营销市场，它又怎么可能从另一个领域争取市场份额呢？我们告诉消费品牌“你可以尽情宣传你的产品有多好”，但同时又告诉公益机构“你可不能宣传你所做的公益项目”，那受众的钱将流向哪里？
03:
筹款方式
第三个歧视是对于那些“通过更冒险创新的方式筹款”的想法。迪斯尼可以制作一部新的2亿美元的电影，失败的话也没人会打电话投诉。但如果你为穷困群体筹集了不到100万美元的社区资金，但是在头12个月里没赶紧把这笔钱的75%发出去，而是想用一部分钱来开发新的筹款方式，那你的人品就很值得被怀疑了。
这就导致很多公益组织不愿意尝试任何大胆的、大规模的新型筹款活动，因为人家担心活动失败后声誉会受到牵连。咱们都知道，当你不接受失败时，你就基本扼杀了创新。你扼杀了筹款中的创新，就不容易找到那些能筹集到更多捐赠的方法; 如果你不能筹集到更多捐赠，你就不可能成长; 如果你不能成长，你就不可能解决大的社会问题。
04:
项目时间
第四个歧视点是关于项目起作用的时间。
亚马逊公司连续6年没有向投资者返还任何利润，但大家都很耐心地等着，因为他们有一个长期目标，那就是“建立市场主导地位”。
可是呢，如果一个公益组织梦想实现一个宏伟的规模，但这可能要耗费6年时间，这6年的建设期无法直接给到穷困群体受众足够的直接捐款，那他们肯定要上十字架了。
05:
外部投资
最后顺带简单说一下第五个角度，也就是投资与利润。
商业可以通过分红来吸引足够的投资者，从而去实现新想法，所以商业独占了规模庞大的资本市场。而公益组织当然是不能分红的，于是就只能艰难中求生存，干等着什么时候有人自愿投入资源了。
现在把这五件事放在一起——
你不能把更多人才从商业领域挖走；你不能做大规模的广告; 你不能冒险去追求更多款项; 你也没时间去寻找这些新方法; 你更没法吸引投资。
我们正在处理的社会问题是大规模的，我们的组织却不能产生任何规模。占据了最大份额的是可口可乐和汉堡王。
这些观念引出来一个很危险的偏见， 即对管理费用的质疑。我们觉得管理费不是好事，对受益人没有任何好处。事实恰恰相反，管理费用运用得当会带来更大的效应，尤其是这些费用被用来扩大筹款规模时。“管理费用是公益事业的敌人”这种观念迫使很多公益组织放弃真正应该处理的大问题，而把精力放在控制管理费上。
我们都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公益组织用在筹款等方面的管理费用应尽可能的低，因为管理费比例越少，受益人能够拿到的钱就越多。这种结论建立在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上，即“无论你怎么筹款，这个冷漠的世界也不会给你更多的捐赠”。
我们搞混了“道德”和“节俭”这两个概念。我们认为管理费用只有5%的爱心面包义卖要比管理费用占40%的专业规模化项目更高尚。但是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善款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如果面包义卖的规模很小，且没有任何投入用于扩大捐赠和受益群体规模，那谁会在意它的管理费只有5%？
我们想要规模，想要真正的变革。但如果我们只知道要求公益组织控制管理成本，限制他们的视野，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没有公益人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刻着“我把公益管理成本控制得特低。”我们希望上面写着我们改变了世界，而改变世界的途径之一就是改变对有些事情的思考方式。
所以下一次你遇到一个公益组织，不要只问他们管理成本的比例。问问他们的理想，问问他们如何衡量自己与理想的距离，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做了什么又需要什么帮助。
我们要有一种思想上的慷慨，让公益组织有可能去帮助所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种改变会是我们这一代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我们有义务去思考这一切，重新审视它、完善它，重新定义人类思考公益事业的方式，不漏掉任何人。
*为保持文章连贯性，编译过程中有删减
原文来源：
https://www.ted.com/talks/dan_pallotta_the_way_we_think_about_charity_is_dead_w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