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京津等地个别报刊曾刊登文章，不顾原始档案和周恩来本人的多篇著作及多次接见中外记者时所谈他上过南开大学的事实，不负责任地传播“周恩来没有上过大学”的谬论。2008年8月上旬，当奥运圣火在国内传递的庄严时刻，个别地方电视台的解说员竟轻率地介绍说，“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原准备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忙于学运，就没有入南开大学”(大意)。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卓越领导人，对他的生平介绍应当严肃慎重，事实准确。而作为公共传媒的电视台，面对亿万中外观众，竟不顾事实地传播“周恩来没有上过大学”的无稽之谈，不能不说是严重失误。鉴于这种无稽之谈所造成的混乱和不良影响，全面阐明周恩来上过大学的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仍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现据笔者所知，将周恩来上过南开大学的部分根据陈列如下，请广大读者指正。
一、1919年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时的注册登记表。登记表上面填写:“姓名:周恩来，民国八年九月入校，注册号:62”。
二、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全体师生合影。周恩来为最后一排左起第一人。
以上两件为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由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合编，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等领导人审定，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天津》一书，影印收入了以上两件文物。该书的“前言”和书末的“大事记”，都说明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期的学生”。
周恩来本人写的文章、著作
1919年12月，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写的《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细则》和《给南开出校同学的信》。此两份文件分别载于1919年12月11日《校风》第133期和12月18日《校风》第134期。
在《给南开出校同学的信》中，周恩来写道:“现在校中添设出校学生通讯处……又委托兄弟在课余之暇做这件事……主旨是:联络出校的同学，会同校内的所有分子，去为南开谋精神上的发展，事业上的改造。”文末署名是:“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办事人周恩来”。在《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细则》中，他详细说明了办事的范围、地点、时间等问题，其中说:“办事的地点:南开大学101号”。文末署名:“办事的人周恩来”。
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为抗议军阀政府镇压抗日爱国学生运动、逮捕爱国学生而到河北省公署请愿，结果遭到残暴镇压。时在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因参与领导这次运动而与其他三位代表被捕，在天津警察厅关押至4月7日后被移送天津地方检查厅。《警厅拘留记》是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记录和被拘代表的回忆，于当年6月5日写成的书，记录了被拘的实情。全书约3.5万字，从1920年12月起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后该报社又印成单行本发行。
该书第六部分写1月29日运动经过及被捕代表情况时说:“念九日下午两点钟，各学校学生整队齐集东马路讲演……讲演半点钟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南开大学学生)、于兰渚(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四人求见省长。”后运动遭血腥镇压，四人被逮捕。
周恩来写的《检厅日录》及收入的《天津地方审判厅刑事判决书》。这本7万多字的书，是周恩来根据1920年4月7日至7月17日被天津地方检查厅拘留期间，狱中难友的活动日志及日记编写而成。1921年春，天津《新民意报》曾连载过一部分。1926年，又新印字馆又刊印全书，署名周飞飞。《检厅日录》全文收入了1920年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刑事判决书》。该书列举了20位被告(即爱国人士)的简介，其中有:“周恩来，年二十三岁，浙江人，住元吉里，南开大学校学生。”
周恩来接见中外记者时的谈话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直接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导人，根据他们的口述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书中介绍到周恩来时这样写道:“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
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待了天津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记者的采访。他说:“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请你回到天津后，在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前代我问候。”
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见美国记者李普曼时说:“15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以上接见记者时的谈话，收录进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周恩来自述》一书。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讲话
1938年5月，张伯苓应邀到武昌华中大学讲演时说:“我在北方，经常想到华中;想到华中，就想到中华。华中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
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权威性著作
《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这两部书，是经过长期收集核实材料，慎重分析研究后写出的内容翔实的信史。其中《周恩来传》说:“九月二十五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学制四年，学生共九十六人，教师十七人，周恩来已在这月八日注册入学，学号是六十二号，进该校文科学习。……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周恩来年谱》也作了与此相同的记述。
以上多方面的事实，是周恩来上过大学的铁证，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诚然，周恩来上南开大学之时，正值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之际，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未能专心学习，这是事实。对此，解放初期他在一次给高等学校教师讲话时也曾说过:“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他还谦虚地说:“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对于周恩来的这一谈话，应联系他求学时的实际情况全面正确理解，不能任意歪曲。在这里，周恩来已肯定他“进了大学一年级”。他说“没有好好读书”，不能曲解成“从未上过课”，更不能歪曲成“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因为周恩来自己也说过:“这个学校教学严格。”在学校委托他担任“出校学生通讯处办事人”的时候，都严格规定只能“在课余之暇做这件事”。如果说一个南开的大学生“从未上过课”，这是学校绝不会允许的，更是无稽之谈。
综上所述，周恩来青年时代在天津先后上过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是确信无疑的。几十年来，周恩来本人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著作和多次接见中外记者时的谈话，以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谈话，对此已有明确记述。“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南开大学公开了珍藏几十年的周恩来入学时的一些原始档案资料，又进一步提供了确切证据。这些珍贵史料，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曾复制并长期公开展出，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从开馆至今也一直公开展出。因此，多年以来，周恩来上过南开大学的事实，在中外都已广为人知，绝大多数严谨的学者、作家和新闻媒体，在谈到周恩来青年时期求学经历时，都肯定周恩来上过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