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20世纪诞生的政治分析中，“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含义尤其丰富，影响特别深远。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了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形成的某种结构性、等级性的关系。从经济上来说，第三世界包括了处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下层的国家，从政治和历史上来说，第三世界则指向了那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在反帝独立浪潮中崛起的重要新兴世界政治力量。尽管这个词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但是，它也能让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人迅速地将这种分析跟直观经验和观察联系起来，从而被赋予了巨大的活力。
显然，第三世界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的一大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从古代世界到现代世界的转变，尤其是各个主要文明在过去500年里逐渐衰落，而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欧为首的地区却逐渐崛起的事实。这种逆转，与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带来的进步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根据麦迪逊的历史统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的增长超过5倍，而实际生产总值的增长则超过700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为人熟知的宣言里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与主流理论的贫困
然而，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发展同样也是极度不平衡的。世界上只有少部分资本主义经济体能称得上“发达”，而绝大部分人口都不在这样的核心圈内。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基于某种等级制的分工，东欧与西欧的分野，欧洲对非洲、亚洲、美洲在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上的统治关系，这些都是世界范围内等级制的建立过程。如果说，这种等级关系在过去瓜分世界的时代中是直接以殖民-宗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么在“二战”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力量被削弱，大批国家逐步取得独立地位，这种等级关系就变得更加隐蔽了。不过，这种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等级的存在依然明确，而且愈发强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当时最穷的20个国家的约30倍；到了2015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了100多倍。
为什么第三世界在过去数百年中，尤其是初步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难以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曾经有过多种解释，但其中的谬误之处甚多。一度颇为流行的解释是基于文化角度。有的学者认为，欧美社会发展出了一些适合于推进劳动和积累的宗教、文化与社会习俗，因此走出了不同于第三世界的道路。但这种解释往往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沾染了对非欧美世界的各种文化偏见，并且也难以说明在同一文化圈或者宗教圈内部实际上存在的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缺乏说服力。
哪怕在当下的学术界，这种文化解释论还在不断被翻新。数年前，几位有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一本正经地论证基因多样性与经济发展潜力之间有很大关系：在基因多样性最大的地方（比如非洲），人们合作更难；在基因多样性小的地方（比如东亚），文化太单一，所以就难以创新；只有在欧洲及其扩张地，基因多样性才得到了最佳的平衡，所以欧洲就得以发展起来，而其他地方就落后了。类似的研究得到重视，只能说明披上科学“马甲”的欧洲中心主义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另外一种同样流行已久的解释，则是强调一些外在自然条件的影响，比如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地理环境以及气候因素。天气太热、缺乏港口乃至于自然资源太丰富，等等，都曾经被拿出来作为第三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难以发展的原因。这种解释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就天气而言，气候温暖的新加坡就发展得不错；气候更冷的欧洲和北美地区则是因为有了可以提供暖气的经济条件之后，才能摆脱严寒天气的不利影响。因此，很难说天气本身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针对第三世界提出的不利因素，其实同样可以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中找到。
还有一些论述试图超越上述带有偏见的解释方法，转而强调制度对于发展的影响。这种看似不偏不倚的论述会指出，有些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另一些则相反，所以第三世界和欧美之间的区隔要归因于不同的制度。这一视角无疑提供了更丰富的分析，然而，单纯就制度而论制度的方式仍有不合理之处。比如，很多学者喜欢强调完善的私有产权制度、自由市场以及某些特定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但问题在于，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早期，这些制度安排并不存在。大量历史材料和研究也表明，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在历史上跟经济发展没有必然关联。发达国家，譬如美国，在获得世界市场控制权之前，也长期实行产业政策和高关税保护，否则其新生产业也不可能逐步发展起来并超越英国。在第三世界之外的苏联，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并不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却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作为第三世界走在最前列的国家，在不具备完全自由市场和完整私有产权制度的条件下，也实现了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从根本上说，这些解释方法都习惯于把当今发达国家的富裕作为一种普世的、自发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第三世界也在同样的路径上追赶，只不过被各种非市场和非经济的因素阻碍了其前进。因此，第三世界发展的方法，无非就是移除那些不符合想象中市场经济模式的因素。这种简单化的乐观精神，在占学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里表现得尤为充分。学习经济增长的人一般都会从著名的索罗模型起步，该模型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不同发展水平（即拥有不同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国家会最终“收敛”到同样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在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穷国会发展得更快，富国会发展得更慢，从而长期趋同——这是给所有的市场经济硬加了一个“圆满结局”。有了这种“收敛”的想象，无论是发展问题还是第三世界问题都变得不重要了：不是不发展，只是“时候未到”而已。然而，这样的乐观想象与历史和现实都相差甚远。
另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从“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三世界的确有过势头良好的发展阶段。首先，第三世界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声势，大量国家获得独立，并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传统殖民势力受挫。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第三世界广泛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由毛泽东主席审定的中国代表团在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发言，准确把握住了那时第三世界的蓬勃发展情况：“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在人类历史上，二十六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个期间，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合国成立之初，成员国只有五十一个，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三十一个。在新增加的八十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二次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普遍尝试建设独立民族工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经济上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埃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增长，但在1950～1980年间，每年人均GDP增长率达到了2.8%；从整个非洲大陆来说，1870～1950年，每年人均GDP增长不过是0.7%，而在1950～1980年间，却实现了1.7%的增长率；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当然，这个时期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大国也都取得了相对高速的发展，但无论如何，第三世界的历史成就是切实的。在1960～1980年，世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大约10岁，这样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它与同期第三世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分不开的。
与之相比，第三世界在过去数十年中表现出的问题颇为明显。在政治上，第三世界的声音不如之前。西方国家仍然牢牢把控着国际经济金融的命脉，而联合国即便偶尔能够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其实际能量也极为有限。现实当中，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世界上随意开枪放炮，轻则经济制裁，重则甚至灭国。在经济上，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发展都遭遇挫折。非洲在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后，在1980～2008年，人均GDP增长率下滑到了0.5%，甚至还没有赶上被帝国主义明火执仗瓜分的时代。
当然，在这一阶段，中国、印度等国家情况不太相同。总的来说，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第三世界并不是一直毫无建树，但在过去40年里却处于历史低谷。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果第三世界曾经一度有过好的经济发展势头，那么为什么其中大多数国家没能保持？
▍第三世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要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增长和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这两百余年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就是资本积累。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社会，在给定生产力的条件下，其社会总产品先需要满足一定量的必要的社会消费，剩下的则是可能用于资本积累的产品。这里的“必要性”自然是受到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是某种不变的生物性要求。美国著名学者保罗·巴兰在其名著《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把刨除了社会必要消费之后的社会产品叫做“经济剩余”，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正是经济剩余有多少，以及其中多大的比例能被用来进行资本积累。
此处巴兰提出的对经济剩余的考察思路直接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从“剩余”出发，而是从我们耳熟能详的静态分析工具——供给和需求出发，我们一般无法发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分析第三世界经济问题时出现的所谓“陷阱”式思路。举例来说，从需求方面来说，第三世界的收入低、消费不高，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从供给方面来说，第三世界的利润少、文化低、技术差，也对经济增长不利。如果这样静态地去看第三世界或者历史上的任何穷国，会发现到处都是问题和陷阱，经济发展根本无从谈起。这些发展“陷阱”，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本身有很大可能被困于这些问题，第三世界确实需要干预和计划才能前进。
今天，穷国的精英层其实很富裕，许多国家并不缺少地标建筑和奢侈品消费。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虽然可能掌握的经济剩余的绝对数额不大，但是相对于本国经济来说，依然是相当可观的。因此，统治阶级如何来使用这些经济剩余，就成了决定该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根本要素。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与凯恩斯及其传人特别重视资本投资的决定因素是相通的。
哪些因素决定了经济剩余的利用方式呢？回顾历史，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国家政治的作用，政府要么实行产业政策，要么是有全面的经济计划。应该说，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在所有后发国家中都很明显，包括德国、日本、苏联，以及之后的韩国和中国在内。
当然，政府是否愿意、能否发挥如此的积极作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在一些情况下，统治阶级及其政治精英对于本国的工业发展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基于或者紧密依赖于一些特别的经济活动，比如采矿、种植园，以及围绕这些初级产品的贸易。例如，拉美虽然物产丰富，蕴含着巨大的财富，但它自起步就被作为原材料供应者嵌入殖民经济体系中，为了维持这种低水平低回报的分工地位，发展出了对劳动力的各种束缚和压榨模式。在美国早期的各个南方蓄奴州，当地的精英们也是满足于依靠奴隶劳动给前宗主国英国供应棉花；在美国北方，因其矿产和气候条件不佳，无法实行这种殖民分工模式，当地的资产阶级反而有了发展制造业的意愿。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缺少发展独立民族产业意愿的资产阶级数量众多。这些本地精英的利益主要在于维持与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关系——也就是过去我们常说的“买办”。在独立之后的第三世界，由于旧的分工基础还在，除非能够实现真正的“脱钩”，为了维持经济运转，新政府往往不得不重操旧业，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维持过去的发展模式。
进一步看，哪怕是穷国政府有意愿推进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也未必真的能付诸实践。第三世界中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派别，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意愿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然而，就如毛泽东主席曾经深刻指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太弱小，没有能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因而，在内外利益勾结的情况下，本国政府的政策空间非常狭小。漫长的殖民和帝国主义历史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旦第三世界国家开始进行改革，触动了本国买办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其后果往往都是悲惨的。20世纪50年代，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在其进步政府领导下曾经尝试土地改革。该国很多土地都实际为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拥有，这家公司靠控制拉美农作物而起家，跟美国政府关系深厚，比如相关联的杜勒斯家族就有数人担任国务卿。土地改革无疑直接触犯了美国大资本家的利益。即使土地改革政策相对温和，美国政府仍以“反·共”为名，推动军事政变，危地马拉的改革道路也就被迫中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政变和大屠杀，70年代智利的政变，莫不如是。像古巴、朝鲜这样的国家，直到现在仍然遭到美国严酷的制裁和封锁。这些惨痛的例子，都是美国等核心国家在正告第三世界的政府：走自己的道路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面临如此大的困难和代价，如果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成功地推行了革命性的社会政策，发展起了自己的民族工业，那么这些国家就无疑踏上了一条比较持久的增长道路。以中国为例，在民国时期，尽管国民党政府有过数次土地改革的讨论和意向，但是由于跟地主和买办关联密切，这条路就没有成功。只有共产党领导全国解放，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之后，才真正改变了中国的性质。虽然解放后的中国一穷二白，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基本消除了精英层的非必要消费和其他浪费，把省出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高速有效的资本积累，短时间里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根据学者测算，在1933年所谓国民党治下的黄金时期，中国每一百元国民收入只有1.7%变成了资本积累的来源；而在解放后的1953年，尽管人均收入类似，这个积累的比例却飞跃到了20%。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巨大改善。这种对于资本积累的高度重视，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后依然得到了保持，这正是中国经济能够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源所在。
关于精英层的政治意愿问题，可以用更具体的统计数字说明。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把资本积累占经济剩余的比例称为“巴兰指数”，并用历史数据做了一些初步计算。对于最早期的工业国来说，不需要太高的巴兰指数，也能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里实现工业化。比如，英国在19世纪中的很长时间里，巴兰指数不到20%，也就是仅仅拿出了不到20%的经济剩余来进行资本积累。而后发国家任务紧迫，就不能再像这样“不思进取”。德国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以超过40%的比例进行经济发展的赶超；在之后的日本、韩国等国家，这个指数甚至长期超过了70%。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发达经济体都在“二战”后进入了一段高积累的“黄金时代”，大幅提高了其国内经济剩余的使用率。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而第三世界的崛起也逼迫传统发达国家不得不进行社会改良，更好推动本国发展。这种历史现象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逐渐消退，这也是西方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一个基础因素。
作为第三世界典型的拉美经济体，可能连短暂的“黄金时代”都没有经历过，比如巴西等国，其指数常年处于40%左右，还不如当代发达国家的指标（大约在40%～50%之间）。非洲经济体的代表南非也大致处于这个位置，这自然也意味着长期性的增长乏力。
在第三世界中，印度是少数维持了较高的投资意愿的国家，而且本世纪之后还有相当的提高。但是，真正明显超出世界水平的，只有中国。从1960年到2015年，尽管中间横跨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中国的巴兰指数却长期稳定在80%以上，由此也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稳定增长。在现代世界经济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典范。这与中国有稳定的政治领导，坚持自己的道路，同时对市场有管制和引导是分不开的。
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其他积极的例子。以非洲国家卢旺达、乌干达为例，尽管其起点较低，但是从21世纪初期开始，两国的巴兰指数就不断提高，也就是两国精英层明显增加了对经济剩余进行投资的能力，使其最近20年都维持了相当不错的经济增长。其中有两个可能原因：第一，这些非洲国家本身就位列世界最穷的国家，其领导层的确有迫切的意愿要推动发展，更愿意拿出产业政策来推动投资和增长。第二，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内战，旧的精英被大大削弱了，这就使得重建一个偏向于发展和积累的新统治阶级更容易，这一点跟日本等东亚战后经济体的经历有很多相似性。
那么，当一个第三世界经济体在克服了重重阻碍、开始进行高积累的社会经济政策之后，还面临哪些主要困难？综合考虑诸多历史经验教训，我认为，在开始工业化之后，一个真正的挑战在于部分产业领域能否获得国际性的竞争力。
竞争力的核心是什么？从市场角度看，竞争力无非就是用更少的个体劳动时间生产同等的商品，从而使成本更低。在工业生产领域，如果能够靠前期积累推动生产，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虽然从“0”到“1”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但是从“1”到“万”，甚至“百万”的生产规模，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质变。第三世界国家却普遍难以实现这后一步。
规模的意义，在普通的经济学教条里面不太受重视，但是这正是现代工业的核心秘密之一。随着生产资料的规模日益扩大，工业生产的资本密集化在20世纪越来越明显。生产资料投入越多，平摊到每个产品上的加成也就越多，而生产要上规模，才能降低单位成本。所以在工业经济里面，产生了一个重要概念——“最小有效规模”。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一个工厂每年至少要生产多少个单位的商品，才能达到有效的规模，也就是把成本降低到有竞争力的程度。
最小有效规模在不同时段、不同地点有所差别，但是在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产品内部，差别不大。拿汽车生产来说，根据著名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的整理，20世纪60年代的汽车组装最低有效规模是年产20万辆，引擎之类则需要达到100万件。那个年代，整个世界只有七家公司能够达到这个规模，分别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雷诺、大众、菲亚特以及丰田。
汽车业是20世纪的标志性产业之一。第三世界国家谁不想拥有自己的民族汽车产业？很多国家都一度引进了不同技术水平的生产线，但成功的基本没有。根据艾伦的论述，拉美曾经在战后大力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采取了强有力的保护政策，也确有成效。1965年，拉美共生产了195000辆汽车。这个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最小有效规模，而且还是由13家公司生产的，其中最大的一家生产了57000辆。这样的生产规模意味着，哪怕是完全同样的技术，哪怕是极低的劳动力成本，拉美汽车的成本仍然至少是发达国家的数倍，在市场上是根本无法与之竞争的。
为什么规模上不去呢？因为第三世界的普通民族国家的市场本来就相对狭小，能够购买这些工业品的人口数量有限。大的市场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谁能够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这本身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市场帮助了其政治附庸日本的工业起飞，但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有如此机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拉美曾经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以补贴和保护来短期维持自己的民族产业；但是一旦统治精英不愿意继续承受这样的成本，放开市场，那就会出现去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倒退。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也不陌生。比如我们的红旗轿车，质量和技术是一流的，但问题在于规模非常小，导致单位成本很高，一旦转入市场体制，就会出现难以与发达国家汽车竞争的问题。这看上去是体制和效率问题，实际上却是竞争力的问题。不只是因为技术落后、管理不善，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谁掌握了国际大市场的垄断权。这正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软肋。
综合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第一，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后发的一方，想要实现赶超式的经济发展，需要付出比历史上发达国家多得多的主观努力；而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客观上决定了需要有巨大的进步性社会变革，方能真正推动工业化和其他发展。第二，在工业化开始之后，需要大量生产资料投入的新产业，但由于自身的市场狭小，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有着巨大劣势，难以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下与发达国家产业竞争。
这就可以初步回答之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无法保持发展势头。内、外两方面的多种因素，在不同层面推动了第三世界远离过去追求民族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逐渐融入到高度不平等的、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分工体系当中。但这种融入显然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反而愈发恶化了第三世界的不利处境。第三世界何去何从，仍然是一个问题。
▍中国对于第三世界的重要意义
在很多层面上，中国对困扰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这些难处都进行了有力的应对。虽然各自条件不同，但是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仍然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
第一，国家层面上对发展的长期追求，是中国能够破除第三世界困境的首要原因。尽管有大的制度变革，中国也长期维持了以资本积累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能够让经济里的大部分剩余投入到经济增长上。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完成了土地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还基本保持了传统封建王朝大一统格局的国家。这使得中国有着不同于一般第三世界国家的特点，比如中国自身就可以作为一个世界型的经济体存在。在多年来以发展为中心的导向下，国内市场巨大的中国积累了大批的规模产业，至少在相当的层面上成功克服了第三世界市场规模不足的困境。
我们要认识到，尽管中国取得了大量成就，但仍然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合作空间。从过去十年的趋势来看，一方面，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陷入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西方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头号战略威胁，以脱钩、制裁等方法来孤立和打压中国。这样的局面数十年来未曾遇到。哪怕中国仍然尽最大的善意来维持旧的国际体系，但是独木难支，何况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遇到的困境是极为深刻的，远不是峰会和会谈所能够修补的。
中国需要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可以为第三世界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品提供巨大的、公平的市场，可以提供真正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指导与合作；而一个发展得更好的第三世界同样也可以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政治和经济空间。
事实上，中国可以领导，或者至少可以主动参与这样一个独立于美国体系之外、以第三世界为主的世界体系的建设。近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的提法与实践中看到一些新体系的踪迹。尽管还不够系统，且中国或第三世界诸国也似乎没有足够明确的战略思考，但是这一新体系的潜力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毫无疑问，这将是未来数十年世界的重要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