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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勉之:五四运动时周恩来二三事

 

  我于1912年下半年从河南来到天津,进南开中学补习班学习,1913年夏转入正班学习时,认识了周恩来同志。1917年夏从南开毕业后,我去南方上金陵大学,后退学,于1918年秋去日本,在日本又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我们曾一起在东亚日语补习学校补习日语。

  周恩来同志为了投身于国内的爱国运动,于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大约在6月间回到天津,⑴我随后于8月中也返回天津。当时南开学校开始设立大学班,周恩来同志和我进入了南开大学,他学的是文科,我学经济。周恩来同志虽然进入了大学,但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天津的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中,爱国学生与各界人士又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到总商会与商界代表会谈,团结商界共同斗争。在12月间,在南开广场隆重集会,当场焚烧因违法售卖而被没收的日货。这一行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也吓坏了卖国求荣的北洋军阀政府,更进一步地疯狂迫害爱国学生。1920年1月,我带领南开学校的一个小组,共五个人,到针市街一个大布店去检查日货。当我们正在检查时,奸商打电话给警察厅,把我们五个人全逮捕了。

  在警察厅,厅长杨以德问:“你们搞这些事是胡闹,到商店检查干什么?他们做买卖,又不犯法,你们家里有什么人?把你们保出去!”我们说:“我们是爱国行动,我们无亲无友,没人保我们,既然被捕,随便你们处理吧!’杨以德暴跳如雷地说:“好!你们还嘴硬,非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不可!”于是叫狗腿子把我们送到看守所,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关押了40来人,其中有小偷、流氓、刑事犯,……什么人都有。晚上睡在地上,虽然是严寒的冬天,但里边臭虫、跳蚤、虱子咬得厉害,墙角还有一只尿桶,又臭又脏。反动军阀警厅根本不以人道对待学生。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周恩来同志在1920年1月29日领导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包围了直隶省署衙门,省长曹锐看学生运动来势汹涌,又有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内心恐慌,命令卫兵紧闭大门,不敢露面。接着,曹锐、杨以德指使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并把代表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等四人非法拘捕。

  周恩来同志等人后来被扣押在警察厅,杨以德把我们五个人又转押到保安队的一间木棚子似的小屋里,我和一个姓师的同学住在一起,日夜有人看守,不能和其他的人见面。警察厅规定,早晨9点是上厕所的时间,那个厕所很大,一排有十几个格,木格的下面是通的,我们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纸条,互通消息,研究对策。在狱中,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积极开展斗争,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同时还设法和保安队士兵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920年春节时,杨以德召集我们在一起,说:“过年了!我请你们吃饺子!”我们谁也不吃。杨以德说:“现在外边已安定了,你们在里面好好过年,有什么事,咱们再商量。”当时周恩来同志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这些无耻的军阀,我们不吃你们的饺子,我们要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是出于爱国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欺侮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青年学生满腔热血要救国家,难道爱国有罪吗?”问得杨以德无言答对。接着,我们要求审讯,要求大家能见面,要求洗澡。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话、晒太阳和洗澡了。

  3月初,外边学校已经开学,周恩来同志提出利用反动派强令复课的机会,向警察当局提出要求审判,要求读书。杨以德出来说:“念书可以,你们开个书单。”于是,我们每人都开了一个大书单子,杨以德一看就急了,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犯了罪的,你们还想在我这开图书馆吗?”

  杨以德对外宣传我们被捕学生在警厅中备受优待,为了揭穿敌人的谎言和反动本质,我们接着又进行了斗争。春天了,我们还穿着入狱时的棉衣,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都把棉衣脱了,要求典当,好换单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撕破他们的假面具,让社会上知道我们的生活真相。杨以德哪敢答应,遂又将我们分别看押,不许见面,我们仍利用上厕所机会,传递消息。后来,周恩来同志决定如不答应立即公开审判的要求,就进行绝食。这一要求被杨以德拒绝后绝食斗争就开始了。我们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水也不喝。他们一看,一天饿不死;第二天认为不要紧;到了第三天,嘴上都起了泡,在押的全倒下来了。他们一看不得了,害怕出事,忙对我们说:“你们吃饭吧!有问题可以解决。”周恩来说:“我们爱国无罪!我们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要有爱国权利!你们非法逮捕,我们要求审判,不应长期关押。同意以上要求,就停止绝食,不然一定绝食到底!”杨以德很害怕,这事如闹大了,国内外都有影响,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但是他狡猾地不肯签字,我们坚决要求签字,最后他派了一个小头头签了字。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才停止绝食。

  1920年4月上旬,释放了几个人(我就是这次出来的),然后将周恩来、马千里、郭隆真等都转送地方检察厅,又押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才被释放。后来周恩来同志等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则到南开大学继续求学。

  注解:

  ⑴ 据周同宇同志最近提供的材料:“周恩来同志到津日期,我记得是在“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但回国日期可能在4月。因为他是先去东北沈阳见伯父以后才到天津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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