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笔者从资料中整理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试图为人们了解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辟一扇视窗，同时也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较系统资料
本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965年11月至1969年10月。这期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初期发动到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开展，再到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至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召开，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基本告一段落。第二部分是从1970年1月到1976年9月，这期间发生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毛泽东逝世。从本文中可以看到，整个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行，每一个部署，都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尽管运动中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但毕竟是毛泽东为防止无产阶级政党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伟大尝试。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第一部分(1965.11—1969.10)。由于是初稿，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之本人水平有限，难免会有欠缺、谬误之处，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毛 泽 东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活 动 简 记
(1965.11——1969、10)
(初稿)
一九六五年
1965年11月10日
毛泽东批准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61年写的，主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精神。姚文认为《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当时对“单干风”、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毛泽东在不通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下，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观察全国各地报纸是否转载。后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的一场大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
1965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时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试验，但也要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
1966年2月至3月
毛泽东在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修改稿)上作了11处修改：将标题“江青同志召开”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还加了“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三月中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修改《纪要》，3月14日，由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纪要》的核心内容是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1966年2月12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2月12日，中央批转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1966年3月12日
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毛泽东提出农业机械化要以地方为主的原则，说：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对原材料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以后再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够打仗，……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个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一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
毛泽东两次找康生等人谈话，对彭真查问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何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一事，十分生气。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指责《二月提纲》。他说：《提纲》是错误的，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主要是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们扣压左派稿件，是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发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写出《对〈 二月提纲〉的几点意见》。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此后，批判文章大量出现在报纸上。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同时还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4月22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76人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事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草稿)》，对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作了彻底否定和批判。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基本通过了中央《通知》的草稿。这次会议就是按照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康生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1966年3月底的3次讲话后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讲话，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批判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会议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说：姚文发表以后，反映强烈，全国各地来稿来信1万多件。意外的是三件事，一.《北京日报》社有人给上海《文汇报》社打电话问姚文的背景;二.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谁向谁专政?三.12月30日决定印小册子，24日印出，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姚文进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统一布置，又有谁有这样大的权利，可以这样布置?
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会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的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彭真、罗定一分别作了检查;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通过的《5.16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5日
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7日复信林彪，信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是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几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结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通知》 说：《二月提纲》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通知》最后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曾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伟华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康生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大字报后决定向全国广播。6月1日，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此后，毛泽东还将这份大字报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6月1日向全国广播后，引起强烈震动，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
1966年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说：北京大学“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8月5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要广泛地进行抵制。”
1966年6月3日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关于运动的“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 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这八条规定没有成文，是口头传达的。这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刘少奇曾打电话请示汇报，没得到明确的答复。
1966年6月6日
西安较大发生“六.六”事件。交大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并贴出大字报，提出省委有黑帮。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省委、新华社等地提出省委工作组和省委有黑线，西北局办公厅负责人明确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山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学生们要辨别真假，不要上当。同日晚，驻校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不同意。7、8、9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学生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带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1966年6月9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毛泽东指示：不要急于派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
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在杭州与越南胡志明谈话。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中国现在也出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换他。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
毛泽东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在谈到当前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指胡志明)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毛泽东还说，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
1966年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中写道，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有用的新式武器”，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的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6年7月3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党的领导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致信江青。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18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买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的越高，跌的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信的最后说：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能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的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的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听取了中央文革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看了有关学校的材料。随后发表了谈话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还说，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毛泽东强调说，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该有这个准备。
1966年7月22日至26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江青4次来到北京大学。25日、26日两个晚上，江青等亲自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毛泽东亲自听了北京大学辩论会的录音，并看了辩论会上递的条子。明确表示支持反对工作组。
1966年7月24日
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研究工作组问题。毛泽东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障碍，要立即撤出。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1966年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届是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第一天，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们的革命战友们，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于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从新做人的出路。”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分别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1966年8月4日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讲话中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情愿、示威游 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要求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
1966年8月5日
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1966年8月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共分为16条。决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策规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列举了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存在的问题，指出：“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软弱的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1966年8月10日
毛泽东来到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群众。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