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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像巧合一样。1986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第一期，邓小平的头像登上封面，他被评为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
上一次是1979年，也是第一期，他被评为年度人物。“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
1986年，世界再次聚焦中国，聚焦邓小平。“现在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改革，”1986年5月20日上午，82岁的邓小平对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说。
这一年，中国的改革重点，由农村开始转向城市，邓小平这样描述：“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后来作过一个统计，“到1987年止，邓小平一共76次提到政改，其中最集中的，是在1980年和1986年。”
如果现在来回顾，1980年是邓推动政改的起点，而到1986年，则达到了高峰。其间历经波澜，跌宕起伏。
值得载入史册的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当时受到普遍的欢迎，紧接着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在宽松的气氛中召开，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当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要求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方法要细密，步聚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
由此暂缓的改革，在1986年又重新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在6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一字一句地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对于上次的搁置，邓也作出了解释：“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一连串的讲话，使政改一时成为了全国的热门话题，当年5月，《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他1980年的讲话，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并要求在次年7月之前，拿出具体文件。
从事后的统计来看，1986年，邓小平涉及政改的讲话，一共达11次。
政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毫无疑问，政改的紧迫，来源于经济改革的压力，1986年的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此作出了解答，“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事实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邓小平当年的讲话中，已经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吴江回忆，当时总结出了四句话：“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以此为内容的政改，在邓小平看来，“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邓小平对决议中是否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表态了，“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退休与接班
另外一件一直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事，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1972年，一位从北京下放到江西的老干部，参观了瑞金红都糖厂，在车间里上楼梯时，有人上前搀扶，这位老干部摆了摆手，说了句，“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
说这话的老干部，就是邓小平，时年68岁。
如果从1972年算起，到1992年南方讲话，果然干了20年，如果从他1977年第三次复出，到1997年逝世，也是一个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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