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
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志异》。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
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称301医院)。
从他的家到301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了。
“没有想到，他这一步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神州第一街” 北京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997年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301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随身医护人员黄琳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有一阵子，邓小平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荧屏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5年之后，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盲，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
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二
除夕夜，邓小平的病情虽很重但较为平稳，营养室主任侯生伟和炊事员做了几个菜，煮好了饺子，拿到三楼餐厅，与邓小平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一起吃年饭。他们中有将军，也有战士、服务人员。饭桌上，大家发自内心地祝愿：“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
除旧迎新之际，警卫战士们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这副对联既是警卫战士的心声，也表达了小平身边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邓小平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默然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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