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遭西方列强欺凌蹂躏长达百年之久，从而陷入了贫穷落后的灾难深渊。至今，我们还依然在这个谷底艰难地向上攀爬着。对于这段民族苦难教训，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曾总结说，落后就要挨打，就会被开除“球籍”。对于这里所说的“落后”，一般人都是从直观的物质技术层面来理解。譬如，自“洋务运动”以来的“西学东渐”和“实业救国”，主要看重就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先进发达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富裕。而毛泽东除了说明这个直观的道理外，更强调的还是人的文化思想和精神风貌。或许，伟人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具有这种常人一时很难完全理解的思想。如果以穿越千年时空的目光再来审视中国，我们对于这个“落后”的理解才会更深刻一些。所谓“历史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大清帝国屡遭西方“蛮夷”宰割的情形，和昔日大宋帝国屡遭西夏辽金蒙元等“蛮夷”蹂躏的境况，难道不正是有惊人相似之处吗?尽管，从中国“大唐盛世”时的疆域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角度来看，西夏辽金蒙元“番邦”对宋朝的战争，也应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但我们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这段历史，而从当时大宋帝国的角度来讲，的确面对的是“蛮夷”的轮番进攻。至于大宋帝国的腐败无能和割地赔款，直至苟且偷生到灭亡，这已经是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故事了。
再回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话题，如果说大清帝国被“蛮夷”围殴，是因为当时中国文化科技和经济已经全面“落后”所致。那么，昔日大宋帝国屡遭“蛮夷”暴打，难道也是因为自身文化科技和经济的全面“落后”吗?如果说不是，哪又是为何呢?可见，只有破解了昔日大宋帝国的“挨打”之谜，也才能弄明白后来大清帝国“挨打”的真正原因。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华人、汉人与唐人》、《大道国学：遥想大宋的“大蛋糕”》及《大道国学：股份制民主“大蛋糕”》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发生在距今一千年前的“唐宋之变”，标志着中国从“大唐盛世”的历史巅峰开始转衰。接下来，以中国文化正宗传人自居的大宋帝国，在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尚处于世界领先优势的情况下，面对西夏辽金蒙元等“蛮夷”的轮番进攻，却腐败无能而丧权辱国委曲求全，蒙元最后“赢者通吃”并一路狂飙西进，不但“打醒”了“中世纪黑暗”的欧洲，而且同时把中国先进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及航海技术，都“原装正版”成套地“送”给了欧洲。
这个东方来的“草原使者”，既是让欧洲人丧胆的“凶神”，却也是给“中世纪黑暗”的欧洲送去光明的“盗火者”。当中国把世界先进科技领航员的“火炬”输出传递给欧洲后，自己便开始进入了长达五百多年的酣梦。而在“丝绸之路”的西端，经过“文艺复兴”的精神准备，欧洲人即开始扬帆远洋探险领航世界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由此进入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故此，“唐宋之变”，也是东西方文明此消彼长的千年转折点。
经济发展富裕之极，文化科技发达之极，军事装备强大之极，却又是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之极!这个矛盾至极的大宋王朝，的确是创造了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历史之最!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难道真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吗?如果真是像今天某些“洋务”专家精英们所讲，是因为大宋没有坚持以“做大蛋糕”为中心，或是大宋缺乏先进发达的“科技第一生产力”，亦或是缺乏“韬光养晦”的“和平崛起”谋略，乃至于是缺乏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这在当时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那么，就只能是因为缺乏现代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了。但试问，当时抢分大宋“大蛋糕”屡屡得手的西夏辽金蒙元，是因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先进吗?
况且，在后来“老欧洲”自15世纪开始远洋殖民，并大肆抢掠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的时候，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又在哪里呢?可见，西方列强的抢掠起家，只不过是与西夏辽金蒙元强盗习性的击鼓传花和创新翻版罢了。而今天西方列强的富裕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达，恰恰是抢掠的结果，而绝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至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给这种因果倒置提供强词夺理的文化“马甲”而已!中国人自1840年“洋务运动”以来，始终走不出这个文化迷雾，也正是因为西方列强文化“洋鸡汤”的忽悠所致。
实际情况是，当时大宋“大蛋糕”的表明繁荣，不仅引来了外强的抢分贪欲，而且国家内部也始终蕴藏着尖锐的官僚腐败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由于内部“分蛋糕”不公，王小波李顺方腊及“水泊梁山”的“山匪”们就蜂拥而起，开始自行组织“抢分”。这种“蛋糕”分配不公的贫富两极分化，才是雍容富态的大宋帝国的致命“内伤”。那么，“分蛋糕”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又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通过亦农亦商经营而形成的土地兼并豪强豪族，其次是臃肿庞大的军政官僚及文士阶层。当然，作为农商豪强和官僚及文士集团的总代表，宋朝皇室贵族的利益优先就更不用说了。
亦农亦商的土地兼并，是基于土地私有制生产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先天顽疾。只不过在市场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这种亦农亦商的土地兼并狂潮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当今某些精英专家鼓吹的土地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经不是什么先进思想了。如果再考虑到可能的两极分化加剧，那就更不是什么先进文化了。
据史料记载，宋朝官僚机构之庞大和官僚待遇之优厚，也堪称历史之最。故此，有人戏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公务员最幸福的时代”。其中，对儒家弟子文人学士的优待及其“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在宋朝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换句话来讲，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分蛋糕”机制，也正是儒家弟子尊卑贵贱等级礼教文化设计的时代经典。
可见，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是大宋帝国衰败的体制根源。商业贸易市场经济的发达，是土地兼并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助推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和尊卑贵贱等级礼教，是社会等级结构固化的文化根源。至于严法苛律的完备及“王安石变法”的改革努力，从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大宋帝国的“法治迷信”。如此社会体系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和加热过程。而用法治手段强行维稳的结果，便是导致出现“水泊梁山”之类的“内乱”。这个经济繁荣富裕而内部两极分化危机重重的大宋帝国，频频招来“蛮夷”的攻击抢掠，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再说“落后就要挨打”，大宋帝国的“落后”不在科技，不再经济，不在法治，也更不是因为不“韬光养晦”。要说最根本的落后，首先是对内，就是落后在其基于维护私有制等级化社会结构的“儒家礼教文化”，也就是开启“宋明理学”之先风的“宋儒理学”。最核心的思想，便是“私有制”和“等级化”。其次是对外，落后在对“蛮夷”之族的战争警惕和战争意志。最致命的思想，就是厌战畏战避战和割地赔款“买和平”。
固然，西夏辽金蒙元诸“蛮夷”，其内部的“私有制”和“等级化”贪欲，应该比大宋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也还存在着浓厚的奴隶制社会色彩。但对这些游牧民族而言，掠杀异族如猎杀飞禽走兽的原始“丛林遗风”，也同样比农耕民族要强烈得多。这便使得他们更容易形成侵略性的惯性思维和冲动，以便将自身内部的财物需求与分配的危机，转嫁给异族和外部世界。或者说，发动侵略战争，本身就是他们经常性的一种集体“生产活动”。大宋帝国遭遇这样的外患，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问题。从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侵扰开始，中国农耕民族就始终面临着这样的战争攻击和威胁。甚至可以说，中国就是在汉民族抵抗和融化周边游牧民族的千年战火历炼中，不断成长壮大的。
人类原始野蛮的抢掠习性和“丛林意识”，也是脱胎于自然生物界“食物链”等级结构原理。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更给西方“蛮夷”提供了“民族达尔文主义”和“资本丛林法则”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从古老的游牧部落，到东方“蛮夷”和西方“蛮夷”，只要人类原始野蛮的“丛林意识”劣根还没有彻底褪尽，那么“热战”、“冷战”及经济殖民战争的冲动和危险警笛，就时时刻刻都在鸣响着。而西方“蛮夷”为缓和其内部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向中国转嫁危机的冲动与行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其实也已经领教不少了。
遗憾的是，截至到宋朝，尽管自匈奴边患以来，外部“蛮夷”的战争威胁，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大宋帝国似乎对此依然麻木不觉且疏于防范。而一旦战争突然来临时，又被吓得手足失措。当然，就更谈不上“知己知彼”的缜密布局和“血战到底”的精神气概了。
而从大宋帝国内部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格局来讲，即使是出于保护自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应奋起誓死抗战的，也应该是“分蛋糕”最多的富豪和官僚文士“既得利益集团”。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却往往是“主和派”的主流势力，也是“主战派”的最大“拆台者”和“绊脚石”。这些贪权贪财而又苟且偷生的怯战避战者，由于其自私自利的近视和狭隘，因此他们不仅是制造内部两极分化危机而招致外患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正是大宋帝国逢战必败速战速败直至覆亡的千古罪人。
归根到底，大宋帝国的“落后就要挨打”，是落后于维护“私有制”和“等级化”的儒家礼教文化。而从“宋儒理学”到“宋明理学”，这个文化病根就一直承传到大清帝国的“落后就要挨打”。自“唐宋之变”后一千多年来，从大宋帝国一直“挨打”到大清帝国，为何中国就是“打”不醒呢?大概这还是因为，中国人至今也不一定能完全明白，我们究竟“落后”到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