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主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是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转送方志敏烈士手稿的背景
1935年夏天，记不得是我自己到生活书店，还是胡愈之同志叫我去的，因我是经常去访友、买书的。我到时，看到胡愈之和毕云程正在焦急，说有一年轻女子送来4封信，是分送鲁迅、孙夫人、李公朴和邹韬奋的。他们接下了致邹韬奋的信(当时邹在国外)，内容是叫人到宝隆医院门口取方志敏托交的纸包。那女青年只说方是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监狱中，是别人转托她的。信中还说，请给送信人一百元治病。我们当时还不清楚方志敏是谁，又怕中了敌人的圈套，但又怕如果是真的不去取要误大事。我们商谈结果，决定由我去取。我是作了各种可能发生危险的准备的。我盛装扮成一个阔太太，到了宝隆医院门口，确见一位约十七八岁的姑娘，坐在台阶上。她问我姓名，因我母亲姓宋，就自称姓宋，她听了很高兴，大概她以为我就是宋庆龄了。她说她正在焦急中，说着就把一个纸包交给了我。我当时是问了她的姓名的，可早忘了。我根据来信，从生活书店带去一百元，要交给她，她说，"杭州已解决了"，没有收。我急忙把纸包送回生活书店，由胡愈之交给毕云程。我们是打开纸包看了的，信中说过，前四张是白纸，以后才是密写，需要显形，所以，我取来的只是一包白纸。以后是如何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事后不久，胡愈之出国，一年后回来，我曾问起这事，他只是含糊其辞，以后就没有再提了。
1936年11月傍晚，在章乃器被捕的前四五天，突然有一个貌似小官僚的人来找章，因章不在，由我接待，并留他在家吃了晚饭。他说，他同方志敏是同牢的，敌人经过种种威迫利诱，方始终不屈，最后牺牲了，他对方非常钦佩。方在就义前把一本题为《可爱的中国》手稿交给他，要求他出狱后千万交到中国共产党组织。他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们救国会一定会知道的，所以转托你们了。"我打开手稿看过，行书带草，墨笔书写，笔锋颇促，与以前看到的信中字迹完全一样。我收下稿件，曾问过他的姓名，可惜也忘了。过了没有几天，法租界捕房把章乃器传去，我知道要出事了，急忙同吴大琨(他那时住在我家)一起，清理救国会文件，予以转移。我突然想到方志敏的手稿，立即打电话给孙夫人，取出来交章乃器之弟章秋阳(中共党员)送去。孙夫人收到后回了电话，那时已是夜里两点钟了。1960年我出差到大连，在旅顺烈士纪念馆看到玻璃窗内陈列着《可爱的中国》，我知道这书有了着落，心里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