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报“思想平台”专栏关于文艺批评问题的讨论暂告一段落，从今日起，我们开始推出有关大众文化问题的讨论。这里的“大众文化”不同于以往我们所说的“群众文化”，也不是从大众生活中自发产生的，为大众所用的文化。 20世纪后，西方大众消费社会形成，文化研究亦成为最活跃的理论领域，在新的批评视野中，分析和研究的方向转向了过去被精英文化所排斥的边缘领域，文化不再只是高雅的、严肃的、经典的精神、思想和艺术产品，也包括了日常平庸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产品，这就有了大众文化的说法。这里讨论的“大众文化”即指此，它是专指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其最终目的还是对最大利润的追求。第一篇讨论文章是王春林先生的《努力提升大众文化的精神品位》。在这篇文章中，他为我们回答了何为“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与“群众文化”区别在哪？ “大众文化”的特征有哪些？大众文化在当下中国迅速崛起，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评价这种文化现象等问题。
要想谈论大众文化的精神品位问题，首先就得搞明白究竟什么才是大众文化。按照有关专家的综合分析：“批评家用这一术语特指20世纪以来由文化工业制作的诸如电影、广告、流行音乐、通俗小说、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与之相关的概念包括 ‘大众艺术’、 ‘通俗艺术’、‘流行艺术’等。其特点是通俗易懂、机械复制和传播迅速。作为一种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艺术形态，最初多有批评家认为它是与大众相联系、具有革命性的艺术。如鲍里斯·艾亨鲍姆说：‘对一种新的大众艺术的要求长期以来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艺术，它独特的艺术角度，对于大众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自己的民俗的都市大众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这种艺术，由于与大众直接联系，不得不以一种新的原始的形式出现，与那些存在于往昔的旧艺术的优雅形式形成革命性的对立。 ’瓦尔特·本雅明也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参与，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产品可能具有革命或进步的倾向。但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则认为，大众文化是非个性化的，它在大众中‘发展一种趣味，这种趣味与日常生活所要求于他们的服从态度毫无二致。 ’（西奥多·阿多诺 《棱镜》）；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复性与标准化造成了自动化的反应，‘一切事物都莫名其妙地显得是被预先决定的。 ’（阿多诺《电视与大众文化型式》）。特里·伊格尔顿也指出：‘仅仅是由于牟利动机，广告和流行报刊才以目前形式存在。大众文化不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这样一种特定工业制度的结果：它组织生产主要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他关心的主要是什么可以出售而不是什么具有价值。 ’（《文学理论导引》）这个术语在文化研究中引起了更多的争执，而不同的界说方式则表明了研究者对待大众文化不同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判断。 ”（见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
由以上的界定与介绍可知，所谓的大众文化，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性的伴生物，是现代化过程中在文化领域形成的一种新事物。而且，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与一种被称为文化工业的新兴产业之间也存在着密切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得以初步了解到西方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大众文化可谓鲜明对立的歧见立场。如果依照这样的一种概念界定来观照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我们恐怕首先就必须承认，大众文化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在中国，只能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虽然笼统地说，中国社会总体的现代化转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了，但之后从共和国的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大约30年的时间里，由于我们总体上都陷入了一种“阶级斗争”的基本思维模式之中，所以现代化实际上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这种情形，只有到了上世纪80年代现代化又重新成为社会的核心事物之后，才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而，尽管现代化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社会的核心事物，但因为当时仍然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所以，所谓的文化工业，并没有能够获得一个适宜的成长空间。严格地说起来，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文化土壤，从1949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在这漫长历史阶段，我们这块土地上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一种叫做大众文化的事物。在那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下，中国所能够产生的，事实上只能是群众文化，而不可能是大众文化。
请注意，虽然从字面上看，群众文化与大众文化只有一个字的差异，但细究起来，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绝对是不可以道里计的。在中国，出现并大规模地使用群众文化的概念，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事情。在通常的理解中，所谓的群众文化，是指人们在自身的职业之外，一种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活动。相比较而言，群众文化与大众文化最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种与经济利益无关的大众性活动，而后者虽然也有所谓大众性的一面，但其主要目的却是要凭借此种文化行为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在明确了大众文化乃是一种现代文化工业的产物，并且具备着“通俗易懂、机械复制和传播迅速”的特征之后，我们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中会有大众文化这一新生事物的迅速崛起。在我看来，大众文化在当下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越来越完善的经济体系中已经出现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文化资本的东西。既然出现了文化资本，那么，这种资本就要想方设法通过投资种种文化产业的形式来获取经济利益。其二，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庞大的文化市场，这么多的人口当然有着强烈的精神需求需要得到满足。很显然，要想满足如此强烈的精神需求，自然也就为大众文化的出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空间。
因此，无论是从一种文化逻辑层面上的推演也罢，还是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一种客观的文化现实也罢，大众文化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下时代中国的异军崛起，已经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客观事实。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其实就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评价大众文化这种文化现象的问题。首先应该承认，自从大众文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成形至今，中国的大众文化确实有过一个可谓生气勃勃的发展过程，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下时代大众日益变化增长着的精神需求。在这一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所谓的文学边缘化问题。当然，这里被边缘化的其实也只是纯文学或者严肃文学而已，并不包括通俗文学在内。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特别火爆一时的纯文学，之所以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陷入了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遭到了 “通俗易懂、机械复制和传播迅速”的大众文化强力挤压的缘故。在一个后现代的视觉化时代，当大量的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以及广告作品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的时候，你想想，到底还会有多少忠实的读者虔心地捧读不断地制造着接受障碍的纯文学作品呢？！从某种意义上，大众的精神审美需要带有一种强烈的避难就易特征。当那些不需要怎么样动脑筋的小品与肥皂剧也都可以满足大众精神需求的时候，其吸引力的猛然大增，自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事实上，从满足大众精神需求的角度出发，对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大众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势头，我们恐怕更应该持有一种大力肯定的态度。但在大力肯定大众文化存在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却也应该认识到，或许是因为过分看重于市场份额争夺的缘故，我们的大众文化在晚近一个时期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过于庸俗、低俗、恶俗，以迎合读者心理需求的错误倾向。这样的一种错误倾向，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对于大众的精神世界起到引领提升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应该是，怎么样采取有效的手段，尽可能地首先提高那些大众文化从业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唯有如此，方有可能尽快地提升大众文化的精神品位。
□王春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