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主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曾留下一支革命队伍一直坚持战斗在川陕边的大巴山地区，并建立了以南江桃园为中心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时间长达五年之久。这支队伍人们习惯上称“巴山游击队”。游击队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的敌人顽强斗争，直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这段历史，知道的人并不太多。
刘子才与“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的组建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按中共中央电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不得不撤离曾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即将撤离根据地前的2月初，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省游击总指挥周纯全，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等一起讨论组建“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组建之初，游击队由驻旺苍坝的红31军政治部特务队、31军92师277团3营9连、4军12师36团1营2连，分别组成第一、二、三大队，由刘子才(又名刘涛，安徽六安人，生于1912年)任游击队司令。
1935年3月，陕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西渡嘉陵江前，又将4军12师36团特务连留在桃园，并派出20多名连级干部，发给枪支500多支，抽调南江、英安(今旺苍县境内)两县地方干部到桃园工作，把“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扩编成一个“独立师”，师长为刘子才。继又将陕南的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全师3营9连共约1000人。组建时，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都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
到1935年底，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游击队区域扩大到500平方公里，开创了组建以来的最为辉煌的局面
“巴山游击队”最初以红31军名义开展游击战争，在南郑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发展了蒿坝、高桥、小坝独立连、游击队。
游击队经过红庙塘、石人山、魁星楼等战斗，至1935年底，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游击队区域扩大到纵横川北陕南500平方公里，开创了组建以来的最为辉煌的局面。 1936年1月，“独立师”师部移驻喜神坝乱草池。3月，在敌38军围攻时，师长刘子才思想麻痹，指挥失误，部队损失200多人。在转移中又犯轻敌错误，部队再遭重创。部队到达三道河(现宁强县境内)时执行错误政策，造成原31军政治部特务连脱离主力，单独前往通江碑坝被国民党保安队瓦解。在此期间，游击队经历了芦坝、塘口、纸坊坝、石笋塘等战斗，主力到达桃园时，仅余下260人左右。这是游击队第一次惨败。
5月下旬，敌38军驻红庙塘部队联合喜神坝民团，向游击队发起疯狂围剿。部队长期处于无根据地流动作战，战斗减员和自然减员十分严重。至6月底，游击队经历了黄豆坝、寨子山、黎坪等战斗，部队在桃园焦家河会合时，仅存65人，被迫隐藏深山，驻大河河畔一石窟中。这是游击队自组建以来的第二次惨败。
大河石窟会议纠正了“左”倾思想路线，赵明恩被选举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
1936年6月，游击队在大河石窟召开全体会议，批判了游击队领导刘子才在军事上的错误，并撤销其领导职务，纠正了“左”倾思想路线，制定了“打陕安川”的斗争策略，改“独立师”为游击营，选举赵明恩为营长。游击营下辖一个独立连和两个队(两个班)，营部移驻南江桃园寺。由此，赵明恩(四川达州市人)正式成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大河石窟会议，健全了组织，整编了部队，增强了战斗力，加强了统战工作，游击队又进入了一个发展壮大时期。
游击队官兵的座右铭是“吃平等、穿平等、命令来了不平等。”部队按实战的标准训练，还特别进行了“耐寒”训练，在无霜期仅有半年的高寒山区，一年四季不盖被子。大量储备武器和粮食，“3年不生火，照样能过活”。在这期间，游击队经历了寨子山、坨坨岩、罗家垭、石院墙等大小无数次战斗，粉碎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游击队进入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部队由5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建立了以大小园包、铁炉坝、回龙沟(包括整个桃园)为中心的纵横约1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游击区域北达汉中南部、东迄通江西部，西至广元东部，南至南江北部，纵横约300平方公里。
在经历了艰苦的反“清剿”、“围剿”战斗之后，游击队惨遭失败
1938年11月，胡宗南任命28军新编9师师长杨晒轩为“巴山清剿总指挥”，以两个团的兵力对游击队进行“铁壁合围”。游击队利用气候严寒和林密山高，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诱敌深入并分散其兵力，各个击破，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
1939年冬，杨晒轩任命了解通南巴地形、人情的巴中人李子犹为“巴山督剿主任”，带领4个团7000多人再次围剿。敌人采取了“空山”毒计，强迫山中的群众全部撤离，大肆杀害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断绝游击队的粮食与消息来源，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同时进行“政治说招”，动摇游击队员军心。游击队由于有较丰富的物资储备，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不断打击敌人，夜袭哨兵、后勤班，摧毁敌人后勤补给，使敌人“空山”围剿失败。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内部出现了一些动摇。1940年1月27日，副营长管业元叛变，游击队情势更加危急。游击队主力被敌分割冲散，仅剩下50人左右。1940年2月9日(正月初一)，游击队向通江转移，进入碑坝后河(今南郑)。15日，遭到数倍于己的敌人的伏击，仅存20人。3月，转战到碑坝山上，再遇敌强攻，大部分壮烈牺牲，刘子才被捕。4月，赵明恩被叛徒杨之芳杀害，6月，刘子才在南江县城英勇就义。
游击队为何没能按中央指示“开赴延安”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就曾关切地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9月张闻天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对敌运动》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
1937年5月，党中央派何孝林(原营山县苏维埃主席，长征中负责随军家属工作)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由于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当初成立时首长的“留守苏区”指示精神不符，提出若来一名认识的人就好办了。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党中央要求国民党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不承认。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再次派何孝林回川，向游击队介绍国内革命形势、红军及各省游击队改编情况，对游击队工作作出了指示。
1938年2月，党中央派王正坤(原红四方面军33军259团团长)，由中共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距桃园约160里的南江县兴马坎经商，化名陈柯，同游击队专门作长期联系。1938年8月，王正坤将游击队要求联系人需持有陈昌浩、张琴秋照片或亲笔信的要求转达给中央。1939年夏，中央指示将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特委指定由中共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亲自办理。恐发生误会，周恩来再请在延安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了照片，写了亲笔信，并由赵明恩的同学、曾在家乡一个党支部共同战斗过的魏传统，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一并经蔡畅交给中共汉中特委办理，不幸，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送到游击队。
1940年春末，党中央尚不知游击队已失败，派杨桂林到南江联系，杨到巴中即被捕。其间，巴山游击队指战员也在时刻想念党中央，曾多次给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写信，派人到延安，但未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就这样，游击队最终没能从大山深处走出来，惨遭失败。五年里，游击队员风餐露宿，克服了食不果腹、衣不敷体等生活方面的困难，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游击队员们闪耀着革命光辉的斗争历程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为四川省南江县党史研究室主任)
